春节临近，贵州凯里市出台的一项“酒席新规”引发热议。之前已经有不少地区政府出台类似的移风易俗政策。一些网友和专家认为政府管得太宽，甚至有人还上升到公权力边界和私生活自由的高度，批评政府的做法。近年来人情风之甚，已成为很多地区农民无法承受之痛。我在全国调查，不止一两回听到农民希望出台针对农民的“八项规定”。

　　不久前我到湖北秭归调查贫困问题。秭归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38万人口，2015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近6万人，2.2万户。当地农民家庭收入中约有三分之一用于人情支出，部分家庭达到一半。每年农历十一月份到次年正月都是农村办酒席高峰期，我们调查期间，每个村民小组几乎每天都有家庭办事。每个村民组约80户左右。当地的风俗是同一个村民组基本都要到场贺喜，目前乡情的标准是每次两百元，特别贫困的送一百元人情。再就是亲戚，姑舅姨一类至亲一千、两千、五千不等，也有少数送万元的。最后是朋友关系，三五百元不等。

　　一个普通家庭维持的三种人情关系加起来两百户左右。当地人认为，每个家庭大致五六年左右办事一次比较正常。按照五年的频度算，若每个家庭每年需送出40次人情礼金，则一年需要支出一两万元。当前国家确定的贫困线是人均年收入2736元，秭归当地正常家庭的人情支出高于贫困线五倍以上。我们在调查时，很多人都反映，“我们这里绝对贫困的很少，多数是相对贫困”。所谓相对贫困，很大程度上就是人情负担过重，造成很多农民家庭缺乏发展积累甚至是入不敷出。

　　国家贫困线是从卡路里摄入量方面计算的，相当于2736元的收入才能够维持基本生存，而人情支出在当地生活中也是刚性的。民间的口头禅是，“人情大于债，头顶锅儿卖”，就是说，人情有时甚至比吃饭还重要，饿肚子可以忍一忍，人情不走，关系不维持，就意味着社会性死亡，被谁也看不起。

　　人情自古有之，近年风气越来越甚。还是以秭归为例，当地农民都抱怨人情支出越来越不能承受。有农民反映2000年以后人情风俗开始变化，最近五六年尤其明显。如今秭归农民办酒席的名目大致包括：结婚、嫁女儿、老年人去世、盖房子、卖房乔迁、店铺开业、考大学、 参军、生孩子、孩子满十岁、成年人三十六岁、五十岁以后每十年过生日等，名目繁多。再加上人情标准逐年上涨，造成人情负担不断加剧。我们看过几户人家的人情礼簿，2008年左右，乡情每次20—50元，2010年以后乡情涨到50元，现在是100元“送不出手”。亲情涨幅更大，现在一般是1000元起。

　　人情风随社会情况变化而变。按照农民的说法，2000年以前，人情项目少，并且办酒席有规矩。最典型的是老年人去世。

　　与全国所有地方一样，老年人去世都有一套比较严格的风俗习惯，除了一些民间信仰方面的仪式活动之外，老年人去世最重要的是完成丧葬一类公众合作事务。比如，有些地区禁止本姓氏的人参与抬棺，目的大体是建立不同姓氏家族的良好关系。秭归地区一般是本村民组的所有家庭都有义务参与丧葬帮忙，人民公社时期建立的“队为基础”这一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社区单元，目前在很多地区还有效。

　　总的来说，传统的人情仪式活动包含一定实质功能，并建立与当时生产生活需求相匹配的一套规矩。有规矩、有内容、有意义的人情仪式活动就形成一个地区长久延续的风俗。仪式如何办，谁来参加，主家如何操持，乡亲如何帮忙，客人如何款待，人情送多少等等，都有章可循。

　　比如，二十多年前，秭归地区老人过世时，本村民组的人需要帮忙而不需要送人情，少数关系好的可以给主家送一条烟而非现金。再者比如老年人过六十岁生日，一般是儿子女儿侄儿侄女等向老年人表达孝心，亲属之外的人一般不参与。其他的满周岁、建房子等，也都有一套特定的仪式以及人情规矩。长时间延续的人情风俗产生于实际生活，也与生活条件统一，人情不是凭空发生。

　　2000年之后，人情脱离其背后的生活之实，在发生变化。最明显如丧葬，过去丧葬是有宗教禁忌和充满悲伤的事情，现在却办得与婚嫁喜事一样热闹。将过世的老年人埋葬不是根本性的，白事最重要的部分剩下为办酒席和收人请。无论红白事，现在很多事情都可以获得市场服务，比如哭丧变成请乐队，酒席可以去酒店或者专业厨师服务提供，过去办酒席一般是本村民组的妇女帮忙和半业余的厨师完成。脱离仪式和功能目的之后，人情就空剩下金钱上的往来。

 

规矩淡化之后，仪式上的变通成为人情异化的突破口。

　　这种人情之名实分离带来的根本影响是，人情变得越来越没有规矩和约束。什么事情可以办，怎么办，谁参加，如何参加等，过去受到一套约定的社会习俗规矩规范着，人情仪式与日常生活深嵌一体，日积月累为社会良俗，生活其中的人才能从心而不逾矩。

　　现在人情丧失规矩约束，越来越乱。比如，过去很少有人办十周岁生日，现在有一户人家办了，大家都要跟着办。因为长期的人情交往一般要维持礼金着平衡，办事的人收礼，送情的人找机会要将人情收回。传统生活中，通常是婚丧嫁娶等几项每个家庭都经历的大事才会操办酒席，并发生人情往来。为了维持人情平衡，在严格的规矩下也预留一些变通，比如一个家庭因为特殊情况可能一二十年没有机会办人情，所以就通过过五十岁生日办酒席，相当于在人情往来中通过“找补”达到平衡。一般家庭不会利用这些名目办酒席。

　　规矩淡化之后，这些仪式上的变通成为人情异化的突破口。该办酒席的办，不该办酒席的也办，有机会办酒席的抓紧办，没有机会的找机会办。所以就出现正常的婚事嫁娶之外，其他名目繁多的酒席活动，以及白事与红事一样办，小事与大事一样办的现象。人情是个网络，来而不往非礼也，收别人一次情，别人次次办事都得回礼。其结果是，办事越多收情也多，办事越少收情越少，收情多也要送，收情少也要送，最终就出现人人争着办酒席。

　　实际上，办酒席是要付出成本的。秭归现在办一桌酒席加上烟酒支出大概三四百元。维持两百户人情关系的家庭，办一场酒席可以收取五六万元，酒席成本两万元。办一次酒席可以赚取三四万元。问题是，这赚取的三四万元最终是要是要还回去的。按照五年办一次酒席的频度计算，相当于每五年请亲朋好友聚餐一次。每个农民都知道办酒席最终是要亏的，但是越是不办亏的越多，因为办酒席或者不办都是要送礼金出去的。最终陷入人人办酒席人人亏，明知道亏也得办的怪圈。

　　另外一个不好的风气是最近五六年兴起的。秭归地区，酒席规模大小反映人际关系范围大小，秭归农民认为办酒席来的人越多，面子越大。随着农村打工经济兴起，家庭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经济收入好的农民，为了获得面子，将人情圈子范围扩大。我们调查的村里的一个包工头去年办事一次性收礼金六十多万元，听说其他乡镇还有收礼九十多万元的。上层收入者是突破打破传统人情风俗的主力，他们的面子竞争行为加剧人情仪式的名实分离。人情名目增加、礼金标准提高、人情范围扩大，被网罗其中的普通家庭的大部分收入消耗其中。

　　最近一二十年的农村变化翻天覆地，传统风俗日渐崩溃，人情风兴盛是一例。离了规矩、丧失功能、淡化意义的人情仪式，在部分地区从良俗走向恶俗。恶俗不能持久。可以预见的是，当人情从传统的感情表达、人际维系和社会互助等逐渐走向敛财和竞争消费之后，最终是不能维系的。脱离生活实际和功能需求的人情风，最终要消耗掉人际交往和社会秩序基础。很多时候，社会秩序不能朝着良好方向自发演化。不要等到人情崩溃、留下一地鸡毛和人心散了之后再来收拾。既然农民都呼吁要管一管，政府的确有责任在这方面所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