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极为复杂的2010年面对诸多“两难”问题。那么中国经济的“两难”问题难在哪？

　　“两难问题增多”成为决策层的共识。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两难问题增多”。

　　13日至14日，温家宝在天津调研时再次指出，当前国民经济继续回升向好，但国内外形势仍然极其复杂，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不少，必须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切实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由此可见，“两难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体现。“两难”的矛盾症结在哪？如何破解？

矛盾一：控房价与保“支柱”

　　在高房价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时候，房地产作为我国经济重要支柱产业的位置却从未动摇过。

　　近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虽然房价高涨带来了社会对于房地产泡沫的担忧，但房地产作为我国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一点也不能动摇，不但不能动摇，还要进一步发展。

　　此观点即出，房地产的“泡沫论”与“支柱论”的纷争，再起硝烟。

　　“房价高企可以刺激投资，但同时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造成收入分配严重失衡，更为严重的是，这也给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带来破坏。但是如果房价降低了，老百姓是买得起了，相应的就会削弱或减少房地产业发展的能力，这对国家来说是个两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针对姚景源提出的房地产是我国的支柱产业，袁钢明认为，“在热点产业不多的情况下，房地产成为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不但填充不了，还供不应求，所以，房地产成为了中国经济强有力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副教授曲卫东也认为，中国目前处于城市化进程的高峰期，房价上涨一定程度上是由供需来决定的。房地产成为我国支柱产业已是不争的事实。

　　曲卫东认为房地产作为国家支柱产业对国家的好处多多，因为只有高房价才能有高地价。现在地方财政50%以上的税收都交给了中央，如地方财政没钱，就可以通过土地出让获取出让金，这成为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高房价虽然对老百姓很不利，但却是解决政府财政困难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但是上述表述还是得到专家的反驳。

　　袁钢明认为，要解决“高房价和房地产支柱产业”这个两难问题，关键在政府，政府要毫不犹豫地压低和控制房价过高，开征物业税无疑是一个好办法，“开征物业税就能抑制投资人的投资需求，那些人就不会去买房了，买房的需求一旦下降，房价很快就下来了。”

矛盾二：保增长与控通胀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2.8%，距离今年的通胀管理目标3%仅一步之遥。这个数字让当局者踌躇：货币政策如何在管理通胀预期的情况下兼顾经济增长。这个“两难”问题首当其冲的表现是：全年设定3%的通胀管理目标存在争议。

　　3月20日，姚景源在2010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CPI上涨控制在3%左右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指标。但他也表示，在宏观调控作用下，最终能够完成和实现这个指标。

　　袁钢明的表达则更为直接，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3%这个指标定得太严格，同时给政府调控也增加了难题。因为CPI一旦超过3%，按政府的目标就会紧缩货币，而一旦紧缩货币，企业就会倒闭，随之失业率就会增高，农民收入也会下降。”

　　但相关资料显示，近期国家发改委先后在5月14日、19日、24日三次谈到了物价问题，认为3%的目标可以实现。

　　而要保增长与控通胀并行，却是个难题。

　　“现在主要问题还不是防止通胀,保增长的需要优先于控通胀。现在政策的着力点还不是要下大力防通胀,而是要调结构使得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调整结构，必然会有一定幅度的通胀,但通胀幅度不会太大。”首都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焦建国教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矛盾三：保增长与调结构

　　温家宝总理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处理好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把握好结构调整的力度、节奏和方式。

　　调结构的寓意就是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苗圩日前也在公开场合表示，经济结构调整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的调整，区域结构的优化及收入分配结构、社会保障制度的优化等，范畴很大。他说，“结构调整好了能更好地增长，结构不调整不优化，想达到增长目的也难。”

　　然而，结构如何调整也是众说纷纭，从何处首先着手，力度和方式如何选择更是难以拿捏。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认为当前经济结构失调主要原因是重化工业增长过猛，项目摊子铺得过大，供求关系失衡。可以说，重化工业增长过猛是当前结构矛盾之源。

　　韩康认为，重化工业增长过猛，是投资对消费增长产生挤压的主要因素。而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是当前国民经济结构的一个核心问题。相关资料表明，在2003年―2008年，我国投资率从41%上升到43.5%，居民消费率却从56.8%下降到48.6%，2007年仅为35.4%，比1985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

　　袁钢明认为下一步调结构的方式，可在短期内把钱投到农业中去。“如果在短期内把钱投到农业中，相对来说，工业或者某些城市方面的资金就相应地减少，这种情况下，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就相对减少。但是由于我国农业太薄弱，只有加强了农业，提高农业收入，才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矛盾四：提高居民收入与增加国家、企业收入

　　5月24日、25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署名文章谈收入分配问题。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仍在制定当中。”

　　据悉，这份文件发轫于2004年，在2007年至2009年间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始终未能与公众见面。多次参与收入新政征求意见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这是其迟迟未出台的最大原因。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未出台，在袁钢明看来，主要存在两个两难矛盾：一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的矛盾，二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和企业收入减少”的矛盾。

　　国家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但是又担心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因为国民收入就两大部分：一是居民收入，二是国家和企业非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提高了，就意味着非居民收入会减少，这是一个两难问题。袁钢明分析说，“解决这个矛盾很简单，就是改变观念，站在劳动者的角度，以提高劳动者收入为解决当前矛盾的主要出发点。如果以这个为目标，就不是两难了。”

矛盾五：扩大赤字与增加税负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0年中国拟安排财政赤字10500亿元。这一规模较去年的9500亿元赤字又扩增了1000亿元，刷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年度赤字纪录。

　　在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背景下，中国赤字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元关口，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仍然强劲。

　　毫无疑问，巨大的财政赤字可以扩大投资、改善公民的社会保障。据业内人士分析，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没有明显升高或者财政收入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扩大财政开支必须要用赤字的办法，如果不用赤字，就要扩大税收。

　　但是如果增加税收，难免把国家给予民生的好处被税负抵消了，目前国家积极倡导减税的政策也会成为“纸上谈兵”。

　　“赤字会造成财政的压力增大，总是要转移到税收上，要增加各种各样的新税种，还有可能提高税率。即便不减税，也会把还有一些空间和灵活度的税收加以强化，实际上造成老百姓的税收负担加重。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增加了的赤字，让未来或者下一代还这个钱。”袁钢明说。

矛盾六：货币的收紧与宽松

　　现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出现了两难境地：信贷的大量投放，一方面造成市场流动性充足，股市、楼市过热，泡沫出现，金融风险显现。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和农业生产资金仍然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收紧货币，必然直接收紧到缺资金的中小企业和农业上，使其雪上加霜。如果继续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必然造成股市楼市资产价格膨胀，最终酿成金融风险。

　　中国货币政策进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把控时期。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拉动我国经济回升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同时也给通货膨胀预期提供了货币基础。

　　尹中卿认为，大幅度投放基础货币和天量贷款所产生的流动性对物价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被CPI和PPI所覆盖的普通商品价格上，也表现在以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为主的资产价格飙升上。他强调要抑制资产价格过度膨胀。通过适度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增加股票保证金交易限制、提高非保障性住房抵押贷款条件、实行差别化利率调整等政策工具，对2010年可能出现的资产价格暴涨进行制约。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樊纲则表示，“中国容易产生泡沫，很大的原因是由于一些体制不健全。”

　　樊纲建议，首先要增强预见性，及早作出调整，不要等到泡沫形成再调整。目前，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调控政策，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从供需两方面，借助控制按揭贷款、杠杆率等金融政策和工具，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从而更好地应对挑战。

中国经济的12个“两难”

　　记者通过走访多位专家学者，在当下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众多热点难点问题中，梳理出以下12个突出的“两难”问题。

人民币升值与不升值的冲突

　　国内的共识是，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大，会对中国庞大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产生影响，如果小幅度的方式，必将带来更多资本进入中国，炒作人民币汇率。而在外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声音越来越激烈，并有情绪化和政治化的倾向，这种压力也在朝向常态化发展。

信贷投放规模收与放的冲突

　　如果对信贷规模实行数量性紧缩，将可能导致之前投资的中长期项目出现烂尾工程，而如果不加以控制，或将对通胀产生影响。一旦实行价格性紧缩，比如加息，又将可能引发热钱的进入。

财政赤字与税负改革的冲突

　　赤字问题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所付出的代价之一，如果继续减税则财政赤字更难承受，如果加税，则与扩大内需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中国经济转型长期目标相悖。

房价调控经济导向与民生导向冲突

　　一方面房价的大幅度上涨，已经成为财富分配的重要途径，防止更大幅度的暴涨成为政府维稳的必然选择。但考虑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重要产业支柱的现实，房价上涨是中国现行各种制度、各种冲突在市场中的集中反映，这使得政府在控制房价的政策选择过程中，空间并不是很大。

扩大出口与重塑经济增长的冲突

　　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出口依然是中国经济短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在新兴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这一模式正持续受到冲击和来自发达国家强大压力。

投资拉动与扩大就业的冲突

　　危机之下，国家在传统的“铁、公、基”等领域的投资虽然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复苏，但是，这些领域并没有创造太多的就业，这与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对扩大就业的要求并非完全符合。从长远来看，在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目标下，扩大就业和投资方向的选择依然需要艰难的权衡。

地方债务化解中的进与退的冲突

　　决策部门在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进行规范的过程中，考虑到这些地方投融资平台已经展开的相当多的长周期投资项目的可持续问题，对于支持资金的是否继续投放的决策正面临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地方债务问题有可能倒逼新一轮的财权事权划分甚至分税制改革。

资源价格改革与管理通胀的冲突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要素反映其稀缺性，反映其市场价值。能源价格改革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经济含义。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之所以提出CPI涨幅3%左右，为资源环境税费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留有一定空间。所以，能源资源价格改革所面临的宏观经济背景，不是简单了，而是变得更加复杂了。

短期决策与长期规划的冲突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项长期的政府主导的战略性工程，这就必然导致一些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与长期的战略规划之间发生冲突。这实际上也是很多“两难”问题出现的重要背景。

节能减排与重化工业发展的冲突

　　考虑到重化工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现实，一方面，中国经济复苏的重点在于重化工业领域的投资和发展，这与长期我国产业调整的方向并不一致。另一方面，在重化工业和节能环保之间的冲突或将长期存在。在实现节能减排的两种路径（技术减排和结构减排）中，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与当下现实的压力存在冲突。

土地商业化与保护耕地的冲突

　　地方政府希望在土地价格快速上涨中大量投入土地，使地方土地出让金和相关房地产收入大幅度增长；而中央政府却希望城市化进程不能过度减少农用耕地，平衡房地产发展与农业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在调控土地市场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冲突。

宽松货币政策与防范资产泡沫冲突

　　出于对实体经济的刺激需求，必须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流动性大量涌向资本市场和房市，导致资产价格暴涨和房价泡沫风险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