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聪明是有名的，“国粹”麻将即是一例。打麻将的乐趣绝非仅在赢钱，更在于打的时候，需要用尽各种心思骗上家、盯下家，有时候要故意打好张，有时候又特意要喂一口，欲擒故纵，真真假假，羊头狗肉，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上下其手，两面三刀……这哪里是打牌，完全是一种心理战。

    这些年有一件事情颇让我痛心，那就是我们的现实在不断地糟踏好词，比如“小姐”，比如“同志”，还有一个是“老实”，今天称赞一个人“老实”，他肯定跟你急，因为“老实”几乎已经成为“无能”“笨”的同义词。现实，在悄悄地调整、腐蚀着我们的价值观。同样，今天说一个人“能干”，一般指这个人会整关系、玩手段、下黑手、捞大钱，我们的社会机制有利于此类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我们都很羡慕或景仰此种“能干”的人。

    聪明过头就难免玩些欺骗手段。我认识一个卖药的东北人，问他怎么卖药，回答只有一个字：“骗！”东北人骗浙江人，浙江人骗湖南人，湖南人骗四川人，四川人骗广东人，全国人民都在骗……制造商骗进货商，经销商骗商场，商场骗零售商，零售商骗顾客，顾客谁也骗不了，就在自己行业骗别人……老板骗包工头，包工头骗打工仔，打工仔谁也骗不了，拿不到工钱就只能上演跳楼秀，以争取媒体关注和公众视线，到后来连跳楼秀都无人在意……

    谁没有见过，那无处不在的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假结婚证、假亲戚、假避孕药、假老鼠药、假……对中国人而言，还有什么是不能假的？

    

    在澳洲听说这么一件事。澳洲警察是比较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包括为中国人服务，可是后来提到中国人就不太愿意搭理。原来，有些中国人在那边生活时发现，如果他装作不太懂英文，去向警察打听地方，显出茫然的样子，警察就会开车把他送到目的地。于是他们为了省钱就这么干了。但人家警察毕竟也不至于笨到屡屡上当还毫无知觉的地步，次数多了，也感到被当成“二百五”愚弄了，从此后就不乐意为中国人服务了。

    还听一个朋友说起欧洲的事情。在欧洲一些国家，手机可以免费领取。欧洲人一般是确有需要才去领，可中国人听说此事后就一次次地领，多的领了十几个。人家虽然“笨”，但总还是有智力的，发现后就出台了规定：凡中国人只能领取一只手机。这还算没有斩尽杀绝，给中国人留了点颜面。

    一位网友贡献了一则真实的故事：他在英国遇到一个同胞，此人买了一份保险，保险范围中有一台子虚乌有的电脑，然后他对警察谎称自己的手提电脑被盗，结果成功骗到了保险金。他逢人便吹嘘：“英国人真蠢，没派人来查，就把钱赔了。”

    很多中国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个个都自以为很聪明，还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脑瓜子聪明活络。被王彬彬称为“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王蒙到美国去了一趟，回来后就说美国人真笨，笨到什么程度？比如你到商场买了一样东西，价8元6毛2分，你递过去10元6毛2分，美国人睁大眼睛不知什么意思。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为了找个2块整的，可老美不懂啦，他硬是只肯收10元，找回零钱给你。

    这不是算术好坏的问题，也不是有人说的算法差异，而是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以非常自然地会在买了一个软件后，同时在几台电脑上使用，但老美不是这样的。新东方副校长钱永强说过，美国人买软件，如果家里有两台电脑，他就花钱买两个软件，虽然没有任何人监督他，他们尊重规则。而这么干在中国人看来确实傻到家了，成了我们的笑柄。号称“跨中西文化、写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在《吾土吾民》一书中，也豪不客气地说西方人有一种stupidity，就是愚蠢。

    我们真的聪明吗？我们有没有计算过，为了这样的“聪明”，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互信的基础，支付了多大的社会成本？澳洲警察从此不肯载中国人、欧洲电信从此限制中国人领手机，这是小事，可是一点小聪明败坏的是一个国家的声誉，祸及一个种族的所有人。

    这且不管它，在国内，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至少有两大弊端：

    一是经济无法健康运行。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在《代价论》《信任论》两书中深入谈到过这个问题，他在另一篇介绍日本社会学家福山《信任》一书时也谈到过，在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里，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很可疑的。就像胡润说中国人的财富品质很低一样。

    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败坏，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安全感之中。我已经说过，“不安全感”是中国人不守规则之因，事实上，大家不守规则、互相欺骗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不安全感。于是进入恶性循环。

    这种互欺、互不信任的最明显表现就是彼此防范，其物化形态是什么？就是楼房里家家户户的防盗门、防盗窗，遍地都是的高高的围墙。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自己如此防范他人而感到羞愧，应该为自己如此被防范而感到耻辱！

    新西兰的奥克兰郊区风景非常优美，那一带住着大批的中产阶级。他们住着一层（最多两层）的房子，有些是木结构的，给人感觉用力一脚就能踢开。房子外面一般有一道由灌木和花草建成的篱笆，透过篱笆上的漂亮的“天堂鸟”可以看见小院子里的果树长满金黄的胡柚，有的人家地上也落了不少。这是他们住宅的基本格局，在全澳洲大致也是如此。没有铁门，没有高墙，没有防盗窗。在堪培拉，我们只在两个地方看到了混凝土建成的围墙，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一个地方是驻扎着军队的总理府，还有一个地方是：中国大使馆。

    

    西方人比较看重Law is law（法律就是法律），也比较把承诺当回事，promise is promise（承诺就是承诺）。在中国，固然也有一诺千金的事情，但如果那样真得谢天谢地，如果某人坚守诺言还给陌生人多少钱，这样的事可能要上报纸新闻去了。

    在澳洲期间，不知何故，我已经逐渐习惯于那种信任的感觉，对于所购物由商家托运一事，没有半点怀疑，我相信他们会准时把货物寄到机场。在某个农场，我与可爱的考拉合拍了一张照片，因为是用数码相机拍的，我提出能否把照片发到我信箱，他们说可以，我就留下了我的Email地址。尽管他们那儿是农场，上网可能也不太方便，但我知道他们会守住诺言，哪怕我很快就会回到遥远的中国，哪怕我这辈子大概也不会再回到布里斯班的那个农场。

    我回到家，打开电子信箱，看到那封邮件已经静静地等在那儿，里面说，“相信你现在已经回到了中国，我们把照片寄给你，希望澳大利亚的旅行令您愉快，并且在这儿所经历的一切都会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

 

钱和家庭哪个重要？ 看完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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