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Michael Swaine），钝角网，2017年4月3日

很多观察家认为，预定4月初在海湖庄园举行的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见面将会是一次表面上充满融洽、悦耳言辞，但缺乏实际内容的峰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特朗普同意与习近平举行这次庄园会晤是一个友好的姿态，是给予中国领导人与日本首相安倍同等礼遇——当日本首相上个月访美国，曾经受邀到访这个豪华的庄园。

观察家们断言，不管此次会晤是否主要是停留在礼仪层面，最起码会晤的召开会结束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特朗普在中国政策上的自相矛盾，为将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的确，在总统竞选时期及就职以来，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和美国（对华）政策目标的明显自相矛盾的言论。从负面而言，这些言论包括威胁和发誓对北京进行经济惩罚，强迫北京压制朝鲜放弃核武器;从正面而言，正如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对中国进行的有积极意义的访问时所显示的那样，这些言论包括重申两国的合作关系，附和中国所希望的对未来关系的表述。

虽然这些言论上的相互矛盾有可能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制定的失律和失焦，但这也有可能是蓄意而为。特朗普中国政策中很多明显的自相矛盾的地方也许可以被看作是这位自封的首席谈判家正在与北京进行的高赌注的讨价还价游戏的一部分。这个游戏也许旨在迫使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晤中就两个迫切议题做出承诺和让步：双边经济关系和朝鲜。

在双边经济关系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多次许诺他会把中美贸易关系放在一个能更多惠及美国工人和企业的，更加公平和稳定的基础上。他尤其强调要阻止北京在贸易上欺诈，践踏知识产权和歧视美国企业，同时吸引大量企业回流美国以雇用美国工人。

在朝鲜问题上，特朗普许诺要迫使或者诱使北京对朝鲜施加其被假定拥有的决定性压力，迫使平壤放弃核武器项目。他承诺这会在朝鲜能够部署威胁美国本土的配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之前实现。

特朗普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而启动的游戏也许有两个基本要素：“布局”或者“给予”，以及“报偿”或者“索取”，后者夹杂着一个暗示的威胁。“给予”部分大体上包括两方面的行动：通过奉承与合作的姿态营造和谐的氛围，并同意做出一些让步。这主要是为了让对手能够有乐观的情绪，产生感激或者欠了人情的心理。在这个阶段，令人担忧的推特消息，不假思索的评论，以及过去的批评都被视为仅仅是一时疏忽，不应该认真对待。

“报偿” 部分包括利用在对手心里种下的感恩情绪，从对手“索取”让步或者妥协， 同时以防万一在自己手中备好一些更易实现的“要求”。除此之外，作为保底的一部分，在需要的时候利用间接的威胁来施压，以便应对“索取”被拒这一可能出现的最坏局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妨推测特朗普和他的团队正处于一个与北京谈判的“给予”阶段。截至目前为止各种姿态和行为可以被理解为这个战术的一部分。这至少包括七个方面的行为：第一，特朗普应北京的所谓“要求”用精确措辞的方式表态支持一中政策，而他之前一直不太情愿这样做。第二，放弃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和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这些竞选时的承诺。 第三，之前提到的蒂勒森在北京准确和故意地重复中国对两国关系的描述（“本着不对抗，不冲突，互相尊重，合作双赢的精神发展双边关系”），而此前美国一直在回避附和中国这样的表述。 第四，早些时候重申没有颠覆朝鲜政权的意图的温和表述，加上蒂勒森表达的只要平壤放弃核武器美国就会帮助朝鲜开放社会和发展经济的意愿。 第五，对中国人权状况不做任何批评的明显做法。第六，在最近几周暂停像之前那样对中国在南海和东海行为作严厉批评和强烈反应。最后，同意举行北京强烈渴望的海湖会晤这一决定本身。

特朗普通过向习近平展示以上和其他的“让步”来显示他的善意和慷慨，接下来他要做的是揭示其“索取”，以及如果得不到就将遭受惩罚的含蓄暗示。特朗普“索取”的精确内容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基本上会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幅增强中国对目前已经存在的针对平壤的制裁措施的执行力度，并强烈支持施加额外的所谓“二级制裁”;此外，使用更加强烈的语言促使朝鲜回到谈判桌。北京对这个“索取”接受与否被某些美国政府官员视为整个双边关系合作前景的试金石。 第二，同意消除或者减少中国对高科技和其他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极为繁琐的限制，包括对服务行业的限制。第三，结束中国目前针对美国汽车进口的关税，结束对出口到美国的中国钢铁和其他基本资本货物的补贴。第四，承诺在减少中国违反美国和外国公司知识产权的行为方面达到某些可验证的指标。第五，坚定承诺加大在美国法律所允许的各个领域内能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

除了这些“索取”之外，特朗普可能还会暗示如果习近平不接受，他会采取某些非常消极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改变他在一中政策上的态度，在关税上动刀，扩大对台军售的范围，加快在韩国和日本部署萨德导弹系统（这是北京强烈反对的），以及为对朝鲜核武器设施实施可能的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做出准备。这些威胁在某些方面违反美国的现行政策，也许会因美国国内的反应无法实施，但是它们仍旧会给习近平在会晤期间及之后造成压力。

如果上述特朗普的策略确实存在，习近平会如何回应呢?我们希望特朗普已经向中方传达了上述的“索取”的主要内容，中方从而能有所准备。不幸的是，我们不能保证中方能够提前得到这些信息，因为特朗普总统一向以不让对手知道自己的牌路而著称。如果是那样，这次会晤会一事无成。中国领导人对外交上的出其不意非常反感，特别是施加压力或者宣布不可接受的最后通牒之类的做法。

此外，中国人也不太会把特朗普设想的“给予”视为让步而萌生感恩之心。在他们看来，很多这些行为都是基本常识，有些是两国关系业已存在的基础（例如一中政策）。

与此同时，习近平有可能至少会在经济领域同意一些“索取”，尤其在知识产权以及中国对美投资问题上。事实上，为了缓和关系，他有可能是带着这些领域的“橄榄枝” 赴会海湖庄园。但习近平也会给出他的“索取”，可能包括暂停或者终止“萨德”在韩国的部署，对台湾适度规模的军售，清晰、无条件地重申支持一中政策和尊重中国核心利益。 如果北京同意上述的美国的大部分“索取”，谁又会说这位“伟大的交易高手”不会同意北京的这些“索取”呢?如果他接受北京的这些“索取”，结果可能会很棘手，因为这些妥协将需要修正政策和克服国内的反对。

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上述特朗普风格的策略是否真的会在海湖庄园会晤中徐徐展开。如果确是如此，这个富有田园风光的庄园将会见证一些远比祝酒和悦耳言辞更加实质性的内容。

核政策

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3月20日至21日 | 这次会议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结五十周年的前夕举行。大多数观察家积极评价该条约，认为其在遏制核武器扩散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人们今天却对条约能否持续发挥作用产生了疑问，因为围绕执行条约的三个主要 “支柱” ——不扩散，裁军和和平利用核能——的分歧都在增加。现在到了对条约及其前景进行评估的成熟时机。 为此，会议上的一些讨论小组聚焦有关条约的核心条款的辩论，以及如何因应非条约成员国和唯一的前条约成员国等问题。其他讨论小组将畅谈全球核秩序的未来，以及核威慑，核裁军，防扩散，核安全和核能等领域的新趋势。

朝鲜政策

约书亚·波拉克（Joshua Pollack）， 安德烈·伯格（Andrea Berger），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3月21日 | 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都没能阻止朝鲜发展核弹头和远程导弹的努力。尽管我们可以轻松地批评两届政府的政策路径，但为未来制定有效的政策却困难得多。是否有可靠的外交手段来遏制朝鲜的核导弹计划？作为“大交易”的一部分，美国是否应该与朝鲜达成和平条约以换取其无核化？涵盖范围更为有限的政策路径 ——例如用暂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来换取援助——是否能够实现？ 美国及其伙伴是否应该试图进一步在经济上挤压朝鲜吗？如果是这样，怎么做？最后，美国和韩国是否应当进一步加强防御措施以及改变军事战略呢？（本活动为2017卡内基国际核政策会议的一部分。）

美日同盟

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詹姆斯·肖夫（James L.Schoff），田中正良（Masayoshi Tanaka），2017年2月15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2月15日 | 随着冷战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双边贸易竞争达到顶峰，美日间30年的同盟关系在1990年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折。尽管局势曾一度紧张且充满不确定性，但同盟仍在之后25年中拓展深化。随着世界迎来了又一个重要转折，以及新一届美国政府成立，重估并校准美日同盟关系大有裨益。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詹姆斯·肖夫介绍了其最新报告《为了共同利益的不寻常联盟：冷战后的美国与日本》中的研究成果。该报告除研究同盟关系进展外，还勾勒了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下同盟发展的可能前景。日本放送协会（NHK）华盛顿分局局长田中正良主持本次活动。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威廉·伯恩斯致开场词。

美国外交

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r），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安德烈亚·米切尔（Andrea Mitchell），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2月9日 | 欢迎加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参加美国对俄罗斯、乌克兰及欧亚地区政策的高层两党工作组的研究成果报告发布会。本次讨论为制定可持续的美国政策路径确立指导方针。

两党工作组由参议员克里斯·墨菲和理查德·阿米蒂奇大使共同领导，该工作组已就关键议题出版了一系列白皮书，详见卡内基网站。

中国崛起

包道格（Douglas H. Paal），《南华早报》

2017年3月9日 | 经过巩固权力的五年，习近平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势。至少在2017年，习近平将扮演世界领导人的角色，而世界因此将会更好。

美中经济

黄育川（Yukon Huang），《财新》

2017年3月7日 | 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应对缓解不平等，完善监管体系和鼓励创新等共同问题。

美日关系

詹姆斯·肖夫（James L.Schoff），《国会山报》

2017年2月9日 | 日本首相安倍必须与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建立起微妙的平衡，以巩固强大的双边防御关系，维护互惠互利的经济联系，并继续支持基于规则运行的国际秩序。

美墨贸易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彭博》

2017年2月8日 | 全球贸易体系固然需要调整，但制裁墨西哥出口商对于解决部分国家储蓄过剩这一根本问题而言无济于事。

The Bull in the China Shop

容安澜（Alan D. Romberg）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中国领导人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第52期 | 台湾蔡英文政府自去年8月以来继续在内政，两岸与外交上面临严峻考验。内政方面，蔡英文政府尽管有着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却在执行层面受挫。民众对于新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表现已经愈发不耐。近期内将展开的年金改革将进一步测试蔡英文的执政能力。不过，蔡仍拥有岛内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内部混乱，难以形成有效制衡这一有利条件。

在两岸关系方面，中国政府对蔡英文毫无信任，将蔡政府的诸多政策都视为为“台独”铺路。因此，尽管业务层面的低层级两岸沟通仍在继续，官方或半官方的高层交流继续停滞。同时，中国政府继续对台湾施加压力——压缩台湾参加国际组织或会议的空间；施行歧视性政策以施惠国民党执政县市而打压民进党执政县市。 尽管如此，蔡英文政府仍然取得了外交上的一些成绩，包括宋楚瑜成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蔡英文顺利访问四个中美洲友邦等。总体而言，蔡英文政府保持了两岸政策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但对于“九二共识”的不同态度仍然是阻碍两岸正常交流的症结所在。不过大陆方面有学者开始讨论两岸间形成新的政治基础来取代“九二共识”的可能性。

蔡英文于去年12月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通话进一步复杂化了两岸与中美台三角关系。在该通话曝光后，尽管中国政府立即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台湾，但台湾方面保持了低调，强调良好的两岸关系和良好的台美关系同等重要。但特朗普在同一时期高调地宣示对于美国“一中”政策对其约束性是有条件的，是可谈判的。 这一表态迅速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驳斥，引发其深切忧虑。因而中国政府增强了对台湾方面的施压力度。蔡英文政府面临的困局在此表露无疑——一方面台湾方面希望与美国深化关系，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台湾成为大国竞争的棋子，变成美国孤立对抗中国的工具。因此在未来某些情形下台湾对于美台关系的提升可能反而会持谨慎态度。

Chinese Views on South Korea’s Deployment of THAAD

史文（Michael D. Swaine）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中国领导人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第52期 | 自美韩宣布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以来，中国方面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官方及非官方对于韩国部署萨德一案的立场，并剖析了中国采取强烈反对立场的深层原因。

作者提出，中国官方对于美韩部署萨德系统的反应可分为三个阶段。在2016年2月美韩宣布就部署萨德展开正式讨论之前，中国政府虽然对可能的部署表达了反对，但态度较为克制。而在这一决定宣布之后，中国官方的反对态度明显升级，宣称萨德将危害中国的战略利益，危及中韩关系和区域战略平衡，引发军备竞赛。 同时，中国官方还和俄罗斯唱和，将萨德系统在韩国的部署与陆上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东欧的部署相提并论，宣称二者都威胁了国际社会在消除导弹扩散方面的努力。2016年7月，当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决定被正式宣布之后，中国外交和军事部门进一步提高了调门，对美韩都展开了尖锐抨击。其评论显示中国政府将美韩部署萨德的决定视为韩国倒向美国，全面支持美国战略上制衡中国的风向标。

在非官方层面，绝大多数中国媒体和学者对于政府的立场表达了强烈支持，且对政府采取的强烈反对立场给出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包括载于《人民日报》署名钟声的系列评论文章在内的绝大多数非官方评论都认为萨德对于韩国防卫朝鲜导弹威胁毫无用处，其本质是美国有意识地动摇亚洲稳定，削弱中国和俄国安全的手段之一。 这些评论还提出了增加中国核弹头，加强中俄合作，开发瘫痪萨德系统的技术手段等一系列反制韩国的建议。同时，它们还将萨德系统的部署视为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但随着韩国总统朴槿惠被弹劾和韩国国内政局进入不确定时期，部分非官方学者和评论人士认为如果韩国反对阵营上台，部署萨德的决定可能被逆转，因此开始提议中国政府对韩国采取更为温和的政策。同时，在萨德议题上也有极少数中国学者的观点更为均衡温和——在萨德系统能否提升韩国国家安全，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威胁中国，以及中美韩是否应当就此展开对话都和官方有着不同的意见。

作者最后提出，中国在萨德议题上的激烈反应折射出中国对美国利用周边地区窥探中国国内军事信息这一长期动作的深度愤恨，也体现出中国感到被韩国背叛的强烈不满。中国近年来视韩国为一个双边关系不断深化，外交国防政策跟日本等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相比更为独立，而且在反对日本军事现代化方面有共同利益的伙伴。但韩国部署萨德显示出其倒向美日，加入后者制衡中国的网络。除非韩国对萨德系统进行显著降级，避免与美日进一步在防卫事务上融合，萨德议题在未来将始终干扰中国与东北亚区域国家的关系发展。

Victims and Patriots：Disaggregating Nationalism in Urban China

杰克逊·伍兹（Jackson S. Woods）, 狄忠蒲（Bruce J. Dickson）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第26卷，第104期，2017年 | 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崛起——这是关于当今中国的分析中相当流行的一个论断。但是民族主义是一个涵义广泛的概念：其良性元素有时可以等同于爱国主义，表现为国民对于国家取得的成就而产生的骄傲，通常认为这种骄傲是积极健康的；而民族主义中的恶性元素则通常体现为民族优越感或者对别国政府和人民的怨恨。后者通常被视为引发国家间冲突的因素之一。

具体到中国而言，由于鸦片战争后近百年来所遭受的列强的欺辱，受害者心理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元素之一，这种心理在爱国主义教育的运动中不断被灌输强化，成为中国人怨恨仇视外国心理的源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人的自豪感或爱国主义也极为高昂。那么，中国民族主义的两个核心元素——受害者心理和爱国主义——是否如理论所言是相互区分的呢？同时，民族主义中的不同元素是否会对公众在国家外交政策上的看法产生不同影响呢？本文通过针对中国城市居民的全国性问卷调查结果来回答上述两个问题。

具体而言，本文进行了两方面的测试：首先，作者测试了受害者心理和爱国主义分别与哪些政治（作者衡量了对于不稳定的恐惧和对于权威的服从程度这两个变量），经济（作者衡量了生活满意度，收入水平，对比过去收入水平的改善程度，对于未来收入水平增加的预测程度），社会（作者衡量了互联网使用程度，政治知识掌握程度），以及人口学因素（作者衡量了性别，民族，教育程度，年龄层，和是否具备中共党员身份）相关联；其次，作者测试了怀有受害者心理的受访者们与怀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受访者们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其他大国（作者衡量了美国，日本，俄国和英国）的看法是否存在着系统性的不同。

通过回归分析作者得出以下重要发现：首先，中国的民族主义确实可以分解为不同的成分，每一成分都有其特有的相关联因素，尤其是受害者心理和爱国主义这两个核心元素各有其独特的成因和不同的影响；其次，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年轻人比中老年人更加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观点一定会滋生对其他大国的敌对情绪等流行的论断不能成立。因此，中国的观察家们不应当假定中国的爱国主义骄傲一定会直接转化为对仇外暴力行为或者扩张性外交政策的支持。

Trump and China：Getting to Yes with Beijing

谢淑丽（Susan Shirk）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2017年3/4月刊 | 近年来中国的内外政策都显示出越发强硬的趋势。这些强硬的政策是中共政权盲目自信，同时极度不安的结果——中国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迅速恢复使其对久难摆脱危机的西方国家产生轻视；但同时，中共领导人又对自身的政权稳定极为敏感，对任何威胁其统治的事物都戒慎恐惧，强力压制。

这些强硬的政策使得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了部分威胁。首先，中国政府在国内推行保护主义政策，歧视美国企业，伤及其经济利益和自主性。其次，中国政府推行更为严苛的对外国人和外国组织的管理措施，企图阻止其认为可能威胁中共统治的外国个人和组织在华活动。美中人民之间自由交流是中美关系稳定的根基，这些措施对这一根基已造成伤害。再次，中国在海洋权益上咄咄逼人，危及亚洲安全稳定。

作者认为要应对当下这一力量膨胀但又紧张不安的中国，美国需要遵循五个原则。首先，美国必须保持其在亚洲的联盟和伙伴体系，因为这一体系对于影响中国的行为模式至关重要。其次，当中国危及美国国家利益时美国必须反制，将施加的压力程度与中国的行为表现相挂钩——当中国行为向善时减轻压力，反之亦然。再次，美国决策者需要了解中国是一个复杂多元的集合体，在和中国打交道时应力求壮大中国内部的温和派而压制强硬派。第四，美国要保持和中国在决策最高层面的频繁沟通。最后，美国要避免激化美国国内的反华情绪。

具体而言，有三个中美间存在分歧的关键领域需要特别注意：中国对美国企业的歧视性政策，中国在其周边海域的强硬政策，以及中国在北朝鲜核问题上的暧昧态度。针对第一个领域，美国要坚持互惠性，保证美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国受到的待遇和中国企业和组织在美国享受的待遇均等。美国应当继续推动2008年以来持续进行的双边投资协议谈判，同时继续推动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在第二个领域，特朗普政府必须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在处理南海问题，但主要应通过外交和法律手段来管理局势，同时继续定期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但不应大肆宣扬。同时，美国要鼓励相关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对话。至于北朝鲜核问题，美国也应软硬并重，既将中国的安全疑虑纳入考量，又果断制裁与北朝鲜暗通款曲的中国组织，并且认真地推动与北朝鲜的谈判。

总而言之，作者建言特朗普政府在和中国打交道时要保留前任政府之所长，同时修正其所短，保证美国在亚洲力量存在的强度，同时避免政策的大转弯或采取对抗性姿态。

China’s Network Strategy for Seeking Great Power Status

庞珣（Xun Pang）, 刘理达（Lida Liu）, 斯蒂芬妮·马（Stephanie Ma）

《中国国际政治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第10卷第1期，2017年春季刊 |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受惠于全球化经济实力迅速膨胀，与全球各国贸易关系大幅加深，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位置发生极大改变——从边缘向中心移动，已经和发达国家处于相似的中心地位。但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中国却表现出对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不信任感，反复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以及和发展中国家保持一致，为发展中国家发声的立场。中国这样的外交政策立场仅仅是华丽的词藻呢，还是事实？ 作者通过分析联合国大会投票记录发现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确实形成了两个分离的群体，而中国始终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在群体保持了立场一致，和发达国家的距离也基本稳定，即使中国经济崛起也没有发生改变。那么为什么当中国在经济贸易的网络中的位置和发达国家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其外交政策却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在群体保持了稳定的一致呢？

作者提出现有理论都不能很好的解释这一问题。现实主义预测随着经济腾飞中国的外交政策会和美国距离拉大，接近弱小的国家；自由主义预测中国的外交政策会随着经济上和发达国家的融合而接近发达国家。但中国外交政策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在群体保持稳定一致，和美国保持稳定距离的趋势与这些预测都相抵触。

因此作者提出了中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所处位置的显著差异反映了中国“束缚下崛起”的结网策略。对中国而言，尽管经济腾飞，并且产生了所谓“结构性疏远效果”，将中国的外交政策往背离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拉扯，但国际现实是当前全球政治治理的体系由美国领衔打造和主导经营，而中国没有占据与其实力和认知相称的位置，从内部改变自身地位也束缚极多。而这也产生了所谓“战略性亲近效果”，中国面对这一不愉快的国际政治地位有意识地承担起“中间人”的角色，连结处于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和处于核心的发达国家，从而获得了居中的“中心性”，增强了它在国际政治中社会资本和影响力。 “结构性疏远效果”和“战略性亲近效果”将中国外交政策往不同的方面拉扯，共同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位置，使其保持了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群体稳定一致的立场。全球贸易网络中心性相关数据和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分析结果支持了作者的这一论点。这一发现也表明现有的全球化的世界既限制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也迫使中国用创新的居间的手法获取了大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