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是一种情绪反应。医学上将严重的焦虑称为焦虑性神经症，分为广泛性焦虑和惊恐障碍两种形式。社会焦虑指的是社会成员广泛存在的紧张担心、不安的情绪状态。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2013年3月就中国人的焦虑状况做了一次调查，近九成受访者认同“全民焦虑”已成当下中国的社会病；超六成受访者自认焦虑程度较深；过八成公众认为焦虑情绪会“传染”。

环境污染引发公众的生存焦虑

　　水、土壤、大气这三样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资源，其同人类的关系就像鱼儿和水的关系。水和土壤的污染虽然严重，但不具有普遍性。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民众对此感受并不直接，其所产生的焦虑现象也相对较弱。大气污染就不同了，很多地区都饱受空气污染之害，北方的一些城市最具典型意义。

　　据相关部门披露，自2013年以来，北京PM2.5年均浓度持续下降。2016年PM2.5年均浓度为73微克/立方米，较2015年下降9.9%，但仍超出国际标准（35 微克/立方米）109%。2016年北京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198天。换言之，一年365天中有167天空气是不达标的，45.7%的时间有空气污染。在北方城市生活的人有一种无处可逃的感觉。

　　现实中，人们很难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此，环境会影响人们的心情。有研究者讲，PM2.5是可以直接进入血液的，可能引发与血液相关的一系列疾病。还有学者拿老鼠做实验，让老鼠生活在重度污染的环境中，6天老鼠的肺就变黑了。身处此景，看着周围带着口罩的脸，再大的心脏也免不了浓浓焦虑。雾霾浓度越高，焦虑程度越高；雾霾时间越长，焦虑持续时间越长。蓝天已经成为北方地区的稀缺资源。空气污染所引起的广泛性社会焦虑很可能会造成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怀疑。霾遮不住，也无法无视，我们已经到了经济为环境让步的阶段。

任性执法导致公众产生权利与安全感的焦虑

　　依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对自我权利和安全的关注属于仅次于生理需求的第二层次的基础需求。目前，中国基本解决了民众的温饱问题，生理需求已不是最大的需求偏好，代之而起的是对安全感的关注。

　　安全感包括情感安全、身体安全、社会关系安全、法律安全、收入安全、住房安全、生活环境安全等多个侧面。随着监督的加强和执法人员素养的提升，和过去相比，执法的规范程度显然是有所提高的。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任性执法事件得到快速的传播，令民众产生的角色替换的同情感与危机感，效应被放大，由此，个别的任性执法事件就会演变为公共事件。“雷洋案件”“聂树斌案件”“聊城于欢案”都在社会上引起了长时间的反响，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民众安全感焦虑。

　　民众对这类事件的高度关注，反映的是人们权利意识的提高、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在此类事件发酵过程中，政府应对迟缓，民众会认为权力傲慢。政府简单删帖、禁止讨论会将自己置于民众的对立面，给民众以政府维护不当执法的错觉。规范执法、依法治理是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追求，但任性执法事件不会在短期杜绝，此类事件还会不断考验政府的治理智慧。快速反应、理性疏导、维护正义是处理此类事件的基本原则。

　　总之，普遍弥漫的社会焦虑会给国家治理带来一定的社会风险，对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带来了挑战。焦虑感的消除，一方面，需要公众保持头脑的理性，进行”自救“；另一面，还需要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好比一盘大棋局，博弈经纬之间，城池得失变幻于瞬间，以战略眼光衡量取舍，以“稳” 的策略考量优先顺序安排，所有面临的问题将随着时间的变迁、改革的推进而化解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