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出发，衔命而生。但是雄安的使命，不仅仅是疏解首都功能。它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这件大事的直接社会效应之一，就是造成了“淘房热”。由此，城市化不仅仅是简单地发展房地产，或者造城，更重要的是，城市化涉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城市改革，例如产业升级、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雄安新区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承接北京作为首都的“非首都功能”。

雄安新区不等于“房地产”项目

　　4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顷刻间震动中国的通稿。通稿告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只是这样一件大事情的直接社会效应，就是造成了“淘房热”，场景的疯狂性远超美国早年在西部发现金矿之后的“淘金热”。

　　非官方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一下子就被诸如此类的大标题所覆盖：《外地购房者深夜涌向雄县‘抢房’：宾馆都住满了”》、《雄安抢房实录：唯恐错过悔“千年”》等。

　　官方媒体也连连发文，意在从不同角度来解释新区是什么，反映在诸如此类的标题上：《疏解非首都功能迈出实质性第一步》、《雄安新区竟要做中国的硅谷？》。

　　无论是社交媒体的解释还是官方的解释，一些人最终还是把新区理解成为一个巨大的“房地产”项目。中国的老百姓多年来沉浸在房地产热潮中，因此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和房地产联系起来。

　　正如一般普通人所理解的，建设新区就必然涉及房地产，也会涉及产业、城市建设等其他所有方面。但房地产也好，产业也好，城市建设也好，这些都是新区的一些要素，是新区要做什么、谁来做、如何做的问题，并不能回答新区本身是什么、其意义何在的问题。

　　实际上，如果把新区建设放在中国探索“新型城市化”内容里就更容易理解，也更为合理。实际上，根据通稿，雄安新区担负七个重点任务，包括：

1. 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
2. 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
3. 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
4. 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
5. 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
6.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
7. 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这的确是对一种新型城市化方式和对一个新城市愿景的描述。近日来，讨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如何建设新区上。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是中国在“新型城市化”方面大思路的变化。

　　城市化不仅仅是简单地发展房地产，更重要的是，城市化涉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城市改革，例如产业升级、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

雄安新区的“非首都功能”

　　“大城市化模式”的弊端最明显表现在几个一线城市上，即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城市的人口众多，增速却还没有缓慢下来的迹象。这需要人们寻找新的思路。这也就是中国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路背景。而雄安新区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概念的产物和表现形式。

　　之前，通州建设成为北京市的副中心，主要用于接纳从北京剥离出去的市属行政机关；同样，雄安新区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承接北京作为首都的“非首都功能”。根据这些年的讨论，这些“非首都功能”主要包括：一批制造业、一批城区批发市场、一批教育功能、一批医疗卫生功能、一批行政事业单位等。

　　在新华社授权发布的通稿中也提到，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

　　在实际层面，新区不仅仅具有“疏解”的功能，也可以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条件。“大城市化”的结果就是造就了城市级别越高，优质资源越高度集中。这方面，北京尤其特出。

　　大量的优质资源集中在北京，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方面，结果人们便纷纷涌入首都。北京的住房、医院、学校等各个领域变得拥挤不堪。从这个意义上说，疏解功能也可以解读成为优质资源的分散化。通过分散优质资源，来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有能力实现优质资源的分散化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雄安新区如果做成功了，就会有“复制”功能，用来解决中国其他大城市的“大城市化”所带来的弊端。

　　从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城市和西方的城市很不一样。在西方，城市一般都是从商贸中心发展而来，而且也一直维持着商贸城市的特征；因为是商贸城市，城市的分布比较分散。

　　与此不同，在中国，城市历来就是政治中心，也有一些从军事要塞演变而来，城市因此是权力中心。在这样的体制下，权力走到哪里，优质资源也就跟着流向哪里。大城市因此成为优质资源的集中地。

大城市的功能必须分散化

　　考量到这个政治逻辑，要“疏解”大城市的困局，就要通过政府权力分散的方法实现城市的分散化，即优质资源配置的分散化。在传统社会，把所有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门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功能都集中在城市中心，既是资源高度稀缺的表现，也是为了各种方便，例如沟通、干部管理的方便等等。

　　但是，现在因为交通和通讯技术方面的突飞猛进，很多方面的“不方便”问题已经解决了。而且，资源也不那么稀缺了。实际上，大城市聚集了太多的优质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因此，需要依靠重新设计城市化，来缓解和医治日益严峻的城市病。

　　同样的方法可以扩展到其他几个一线城市，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超大城市也面临和北京差不多的问题。要解决问题，这些大城市的功能必须分散化；如果继续扩大，最终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强调市场机制能够在资源分配方面起主导作用，多年来改革的努力也是往这个方向进行的。

　　客观地说，在中国具有的数千年文化传统中，资源受市场的影响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应当有一种全新的思路来创造条件，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那就是行政权力功能的分散化，这可以导向几个积极的结果：

　　首先就是这里所讨论的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旧模式的城市化已经难以为继，而城市化仍然需要继续，那么，就要寻找新的模式。

　　其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前提就是资源的有效配置。目前的行政权力格局已经成为资源有效配置的阻力，改革行政权力的配置可以释放巨大的生产力。

　　其三，政治社会安全。超大城市模式已经演变成政治社会安全问题。城市不仅仅是居住空间问题，城市的核心更是公共服务。如果城市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人们肯定会变得不满。现行城市规模已经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例如医疗教育等改革）构成了有效的制约。通过强化行政权力的集中来提高提供服务的能力，对当前的大城市而言已经失效，通过行政权力的分散化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其四，社会公平。优质公共服务在地理意义上的分散，可以带来社会公平的效果。在现在的体制下，离中心城市越近，所能享受的优质公共服务就越多，行政功能的分散，表明更多的人民可以获得公共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雄安新区的建设可以说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