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对话著名教育家杨福家

《财经网》　2010年05月21日 09:10

• 大学培养杰出人才关键在于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
• 英国大学高明之处在于实行导师制，每个人从进大学起就有人关爱。
• 现代大学四要素：有形资产、人力资源、文化内涵、良好办学机制。
• 英国大学可以与美国竞争，但是永远超不过美国。
• 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培养出一位大师。
• 大学可以抚育公司，却不应占有公司。
• 教授不一定当官，但要有发言权，受人尊敬。

什么是大学？

　　【《财经》记者 马国川】《财经》：这些年许多人都在批评中国教育培养不出大师，温家宝总理也在一些场合指出了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直言对我国教育现状有一种危机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福家：其实温总理已经回答了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问题。2007年5月14号，温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时说：“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那些张扬的东西，而在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要通过讨论与交流，师生共进，教学相长，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氛围，并不断完善和发扬，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就会有一批有智慧的杰出人才出现，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这段话在本质上回答了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财经》：如何具体化呢？

　　杨福家：关键在于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我们首先要回到基本问题上来，即弄清楚什么是大学，或者说一所大学有什么？在我看来，一要有“有型资产”，它比我们通常所说的大楼的含义更全面，还包括设备、图书等等；二要有“人力资源”，包括要有大师。大楼大师的说法来自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他说过：“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这个说法不完整，并不是说梅贻琦先生讲得不完整，因为他不是回答“什么是大学”这个问题的，梅贻琦讲这句话的背景是1931年清华大学的建设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学校已把重点放在引进大师上，而不是过多地关注大楼，于是他强调大师的重要性。

　　除了大师，人力资源还应包括优秀的教师、学生与管理人员。大学有没有优秀学生，以及他们能否在一流教师的指导下，在人文、科学技术的前沿探索方面或为社会服务方面，以极大的兴趣与好奇心，夜以继日地努力奋斗，是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几年前我曾夜访剑桥大学，晚上10点，仍见大批优秀学生与导师在实验室进行科研。我深有感慨，难怪剑桥大学培养出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世界一流大学，这种情景随处可见。有“中国居里夫人”之称的吴健雄教授就曾说过：“什么叫一流大学? 只要在周末晚上去看看那里的灯火是否辉煌”！确实，在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里，我们一定能看到：一大批既充满着激情与兴趣，又能艰苦奋斗的优秀研究生在杰出的教师指导下、在宽松又自由的气氛里夜以继日地探索自然的奥秘、攻克技术的难关。不少诺贝尔奖获奖者和大发明家都由此而诞生！

　　《财经》：一所大学除了“有型资产”和“人力资源”，还需要什么？

　　杨福家：还要有“文化内涵”，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大爱，包括爱师、爱生、爱国家、爱人民、爱真理等等，这是大学精神的要素。任何一所著名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化内涵。例如哈佛大学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与真理为友。坚持真理，而不迷信权威，“思想胜于权威”。哈佛大学把所有的学生都看成金子，要让他们都发光。哈佛前校长萨默斯曾经出任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当新校长不久就有一名新学生来找他，说我一直在跟踪你的数据，发现你的一个数据有错误。一名新生敢向校长挑战，这就是哈佛的文化。萨默斯说，如果哪一个大学能够有这种文化，它就有可能成为一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连续八年排名美国大学第一。虽然该大学仅有6000多名学生，但是小学校拥有大文化，它可以接纳有精神疾病的纳什教授数十年，没有让他离职，这就是大爱的文化——“美丽的心灵”。文化内涵对于学校非常重要，这正是我们很多大学所欠缺的。真理高于一切。所以，师生之间可以讨论，甚至争论。钱学森当年在美国读书时，在与老师讨论中，也曾气得老师把书摔在了地上。可第二天一大早，他的老师冯·卡门向钱学森道歉：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显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大学的文化内涵还应包括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宽容、不浮躁的学术环境。良好的学术环境是造就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

　　除了“文化内涵”， 一所大学还要有良好的办学体制。

　　《财经》：在您看来，大学要有有形资产、人力资源、文化内涵和良好的办学体制。除了有形资产外，其他三方面我们都很欠缺。

　　杨福家：现在国内大学软硬件建设失衡。较普遍的情况是大楼、教学设备等硬件建设大有改善，甚至可称豪华，远超国外一流大学。此外，不少大学还都有数个相隔甚远的校区，学生、教师的大量时间浪费在路途上，这与当今先进办学理念背道而驰。而大学的软件建设被忽视，大师、优秀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源相对欠缺，缺乏应有的特色和文化内涵。国内很多大学城有不少名校新建的校区，但感觉不太好，因为看不到这些名校原有的优秀文化传统，看到的只是豪华的建筑。观念与体制上的缺陷是造成这一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观念上，忽略了高等教育的特点，不了解建设一流大学的要素；在体制上，没有充分发挥教授在办学上的主导作用。我们今天核心的问题就是体制问题，这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一个关键。

依法办学是关键

　　《财经》：那么，怎么解决体制问题呢？

　　杨福家：关键是三点：爱师爱生、依法办学、无为而治。

　　“爱师爱生”是常识，为什么要强调？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爱师爱生”的大环境，就不能把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其它就很难做到。现在国内的大学纷纷实行所谓的量化管理，一名教师每年的论文数量、科研成果，甚至论文被引用的次数，都决定着他的待遇和升迁，这能说是“爱师”吗？

　　普林斯顿大学各级领导“九年不问怀尔斯教授在做什么”（更不会要年年统计他发表多少论文），结果，怀尔斯教授经九年奋斗,虽无论文发表，但却解决了360多年未解难题，摘取了20世纪数学的皇冠。同样, 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允许他们的的教授经历25000次失败而不受干扰,最后破解科学之谜 ，获2009年诺贝尔奖。

　　英国大学教育最高明之处在于：从15世纪开始就实行导师制，学生一进大学，就有导师关爱他。剑桥有一句导师名言：“我的烟熏将把学生心中的火种点燃。”人的头脑不是填充知识的容器，而是被用来点燃的火种。可是在国内，大学生和老师、学校的关系越来越淡薄，这能说是“爱生”吗？“爱师爱生”不是空洞的说教，它与体制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没有良好的体制就没有良好的氛围， 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其它的就都是空中楼阁。

　　《财经》：您所说的“依法办学”主要是指什么？

　　杨福家：作为现代大学，做事要有规范，要依法办事。法律包括宪法、教育法等，在这些法律基础上，各所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宪法”，就是大学的章程。其实，《高等教育法》早就明确规定，各学校必须要有章程。但是，现在有多少大学有章程？谁是按照章程办学的？有了章程，依法办事，最后达到无为而治。即在一定的规划（法治）下，“无为而治”或许是最好的“治”。如果各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并且切实遵行，教育部就不必什么都管。教育部要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监督大学是否依法办学。

　　《财经》：我觉得在这三个方面中，核心恐怕还是依法办学。

　　杨福家：对，现在大学体制的关键是“按法办事”。比如，诺丁汉大学的章程有116页，各种权利义务都规定得清清楚楚。要做领导首先要懂得这个法，必须按法办事，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章程之上。

　　《财经》：我们的问题是无法可依，即使有法也不依。

　　杨福家：我对此深有体会。前些年我到深圳开会，当时的市长许宗衡临时约见我，一见面就说，你从此就是我们深圳市政府的顾问了。之前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我完全没有准备，市长一句话就戴上了一个“顾问”帽子，这样的顾问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不过，有一个顾问是很有意义的。几年前，香港大学问我能不能做校长的特别顾问，我说可以。没有想到，不久香港大学郑重其事地来了一个文件，顾问的权利是什么，义务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规定得清清楚楚。我签字后，做了六年香港大学顾问。中国所有的顾问都是“终身制”，不需要辞职，可是在2005年我正式辞去了香港大学的顾问职务，因为我已忙不过来了。

　　《财经》：没有想到，人家的规定这样具体清楚。

　　杨福家：一切都是有法可依的，而且非常清晰，我们就缺少这样的规定。所以我认为，各大学都应该根据法律制定章程，然后由人大会议承认章程。这样一来，各大学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章程来办事，这就是“自主办学”的含义。

　　《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里有明确规定，各大学“自主办学”。遗憾的是，落实不了。

　　杨福家：要自主办学，首先是得到法律的授权。

　　《财经》：我觉得是两个层面问题，一个是各大学没有章程，无法可依，一个是即使《高等教育法》里有规定，但是有关部门不能做到依法办事。

　　杨福家：实际上，西方大学的章程不需要校外组织批准，只要它没有违反本国的法律。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大学的章程可以请人大批准。教育部的职责就是监督，保证国家的法律得到贯彻。美国教育部的大门口有两句话“教育公平，教育质量”，这是它要管的事情。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做到“自主办学”，才能有非常民主的气氛——“民主办学”也是《高教法》里明确规定的。

　　《财经》：“民主办学”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吗？

　　杨福家：是的，《高教法》里明确写明“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时演讲说，“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那些张扬的东西，而在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怎么保证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需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民主办学。

“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贬低”

　　《财经》：2009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说：“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属于国家行为，应该由国家负责。具体到每个学校如何办好，还是应该由学校负责、校长负责。不同类型学校的领导体制和办学模式应有所不同，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由懂教育的人办学，这也是现在大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大家都在批评中国没有真正的教育家。

　　杨福家：西方的著名大学都是世界范围来招聘校长的，而不是由教育部来任命。而国内的大学实行校长任命制，把行政化带到高校里来，这是造成今天大学不好氛围的一个重要原因。把一些大学的校长定为副部级，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贬低！在国外，大学校长绝对不用行政级别来衡量，教育部部长对他们都很尊敬。美国现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以前就是一位大学校长，他接到国防部长任命后写了封信说，我热爱这个学校，但是国家需要我，我更热爱我的国家，我必须走。韩国的一位大学校长直接被任命为总理。日元上的人物头像福泽喻吉就是庆应大学的校长，并非王室成员。

　　《财经》：看来，把校长定位副部级，表面是抬高他们，实际上不过是明确把大学校长定位教育部的下属，我们之间就是一个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杨福家：美国教育部长到哈佛大学，哈佛校长可以不与他见面。英国的教育部长是内阁成员，他到诺丁汉大学里来，我们会见他，这是礼节性的，表示对他的尊重。但他说的话，对学校没有影响，更并不意味着所说的话就是“指示”，因为学校没有义务按着他说的去做。当然，英国的教育部长也从来不指示，他知道自己的定位。诺丁汉大学有一幢15层的高楼，建得太高，布局很不合理。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到学校来看到后，建议把它拆掉。校方虽然也认为当初建造是个错误，但是如果拆掉又要花一大笔钱，所以至今仍然在使用。撒切尔夫人的话学校可以听，但结合实际情况后，不一定按照去做，她也不会追究“你怎么没听我的话”。因为学校是独立于政府的一个学术自治体，政府是政府，学校是学校。

　　《财经》：但是中国却把大学视为政府的附庸，教育部更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是自己的下属。

　　杨福家：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但是去除大学的行政化是应该的，至少应该把大学体制恢复到解放初的时候，那时大学没有行政级别，不管是复旦大学的陈望道校长，还是武汉大学的李达校长，他们的地位都非常高，绝对是高于部长级的。

　　《财经》：核心的问题是要保证大学成为学术自治体，它和政府之间是有非常清晰的界限的，政府做什么，学校做什么，大家都非常清楚，而不是说学校是政府的一个附属。

　　杨福家：大学成为学术自治体并不意味着一所大学可以不受约束，它必须要在法律规范下运作，不能违法。

　　《财经》：教育家需要懂教育的人来办学校。在您看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家，换句话说，教育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杨福家：作为一个中国教育家，要在中国一流大学做校长，第一，他必须懂政治，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第二，他必须有比较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最好在其他大学或教育机构已担任过领导工作。第三，最好学习过一些教育理论，有相当的文化修养；教育本身是一门科学。

　　以前我曾认为，美国的一些大学都有几百年历史了，像哈佛已经373年，比美国化历史还要长。而中国的大学才多少年，怎么和人家比？但现在我的观点有一些变。16年前我在复旦大学接待过以色列已故总理拉宾。当时，拉宾总理自豪地介绍：“以色列只有550万人口。领土的60%是沙漠，90%是干旱地。但我们是农业强国、高科技强国。”我问：“是什么因素使以色列如此强大？”他答了一句：“以色列有7所一流大学。”以色列最早的大学是1924年才建立的，不到90年就有了7所一流大学。近年来，在本土作出巨大贡献的以色列科学家更是接二连三获得诺贝尔奖。论土地面积，北京与以色列差不多；论人口，上海为以色列的3倍；论环境，我们60年和平，他们战火不断；论历史，我们的大学诞生得比他们早，京沪两地都有百年老校，却没有一所可与他们相比！总理一再问：60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像钱学森那样的杰出人才？对比这些，对中国教育现状怎么会没有危机感呢？

　　《财经》：在美国，历史不到100年就成为世界名校的也有，关键是大学怎么办。

　　杨福家：新中国成立60年了，没有培养出一位大师。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已经有八位了，但是他们与新中国的教育没有关系。例如，杨振宁和李政道是解放前的西南联大时期培养的。

　　《财经》：西南联大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学，虽然那时候很穷，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了。

　　杨福家：包括谈家桢、苏步青等人的重要的学术文章，都是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因为那个环境允许搞学术。而现在的环境呢，使学者浮躁得不得了。最近我在几次演讲中，都要求取消研究生毕业要发表几篇SCI文章的规定。如果把这个规定用到世界上，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拿不到学位。很多获奖者就是靠他们的博士论文拿到学位并得到诺贝尔奖，此外就没有其他文章。但是现在我们要求至少发表两篇，这不是很荒唐吗？

　　我们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把关系理顺了，大学就会发展很快，就会出很多人才。使人满意的体制应该能够保证大学由教育家办学，保证大学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具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办学自主权，保证做到《高教法》规定的“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大学绝对不能盈利

　　《财经》：您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任校长，和国内大学比起来，英国的大学是怎么运作的呢？

　　杨福家：我曾经问过哈佛大学校长，他的职责是什么，他说他主要做两件事，全世界找钱，全世界找人。诺丁汉大学一开始征求我的意见时，我首先问，要不要管这些事呢？筹钱我可没有办法。后来我才了解到，与中国一样，英国的学校都是政府的，不需要校长去筹集资金。实际上领导学校的是三个委员会：校董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三个委员会之下有一位执行者，执行三个委员会的决议，他就相当于国内大学的校长，或公司的总经理，是执行校长。教育部不干预学校的事务，各大学都是依法办事。在就任诺丁汉大学校长八年以后，有了越来越深的体会，我在一次演说中说，直言英国的大学很难超过美国大学，因为美国的一流大学都要自己筹集资金，依此建立基金库；社会对大学的大量资助，重要的还不在于钱，而在对大学的认可，这种机制激励着美国大学奋力追求卓越。大学有没有来自非政府的、充足的资助，是大学能否成为世界顶尖大学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财经》：现在国内民众普遍对教育不满意，大学很难得到非政府的资助。

　　杨福家：老百姓对教育不满意，怎么会给你钱？而在美国，来自非政府的资助可以让教授安心研究，不要考虑生活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多教授分心太多，无法全心全意搞学术研究；而学生为了早日找到工作，在最后一年也无心念书，教学质量怎么会高？

　　《财经》：中国也在搞市场经济，许多人都在困惑，大学和市场应该是什么关系？

　　杨福家：大学校长、科学家与总经理这三个角色绝对不能混在一起，这三者组成了一个三角形。要搞科研，就专心搞科研，既要搞科研又要做大学校长，是做不好的；要做生意，就专心做生意，既要做生意赚钱又要搞学校管理，也不可能做好。我做复旦大学校长时就强调，学校的责任不是拥有多少家公司，但必须为国家经济服务。美国的大学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有人统计过，美国经济的增长有70%来自大学。

　　《财经》：大学应该对经济有贡献，并不等于大学就要办公司。

　　杨福家：大学不能办公司。大学可以出哺育公司，但不意味着大学应该占有公司。麻省理工学院哺育出了上千个公司，可是自己没有一个公司。所以必须明确，在现代社会，大学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是责无旁贷的，必须为经济服务，但并不意味着学校的每一个人都要做与经济直接有关系的工作，这是两码事。一定要有一部分人做长远的基础性的研究，做他们有兴趣的研究，学校应该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和研究条件，让他们安心工作。

　　《财经》：如果说大学和政府之间要有清晰地边界，同样大学和市场之间也要有清晰界限。

　　杨福家：大学绝对不能盈利。我一直反对“教育产业化”，因为大学是一个公益的事业，绝不能有任何盈利。即使因为某种原因有一点收入，也应该用于增加教学研究经费，绝对不能与教师的利益挂钩。教师的工资由学校支付，保证他们安心工作，全力以赴，让同学有问题时可以及时找到他们。可是现在国内大学教授兼职之风盛行，北京有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已经毕业了，说连老师的面都没见过！当然，教授也有苦衷，来自学校的那点收入不能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生活。问题是，这样子，中国教育能搞得好吗？

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权力制衡

　　《财经》：对于现在大学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一些学者也提出异议，认为应该改革，您的意见呢？

　　杨福家：这是《高教法》里规定了的。但是一定要厘清，“党委领导”是党委集体领导。

　　《财经》：问题是，在实践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往往会蜕变成为“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所谓集体领导最后往往变成一个人领导。

　　杨福家：确实如此。许多大学的党委会基本不开，即使开会，尽管党委书记只是委员中的一员，可是委员会其他成员很少会发表与他不同的意见。于是就形成，常委会上由党委书记说了算。因此，我建议在现行的体制下改革党委会。

　　《财经》：党委会要改成什么？

　　杨福家: 党委会成员至少有三分之一由教授中选出。“教授治校”或“教授治学”的重点是有一套体制保证：教授，特别是在教学与科研第一线的教授受到充分的尊重；他们在学校内有充分的发言权与决策权。在诺丁汉大学，教授有充分的权力，如果校长做得不好，30名校务委员会委员中有超过8名认为校长不合格，就会启动一个程序组织调查。如果换校长，就要组成12人委员会，其中6人是第一线的教授，还有6人是具有教育经验、与学校没有利害关系的校外人士，而所有管理层是不能进12人委员会的，也包括现任校长。校务委员会中的教授是由广大教授选出来的，必须对教授会负责。我认为，我们可以学习借鉴这种做法，党委会有三分之一是校外人士，三分之一是教授党员、学生党员选出来的，三分之一是学校领导层的负责人。

　　《财经》：这个方式不错，至少可以防止集体领导走样变成一个人领导。

　　杨福家：党委书记是组织中的一员，而且要明确规定他的职权在哪里。比如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一所中外合作办的大学，由英国诺丁汉大学负责日常教学，我提出来非要有党委不可。党委的职能是什么？第一，保证中国法律在学校里贯彻实施，党委做监督工作；第二，在处理学校与政府间事务时，党委做协调工作；第三，党委负责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保证学校的稳定。第四，党务工作。但是学校的人事，党委不负责，而是由校委会来讨论决定。经过改革，就可能真正做到“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财经》：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如果真正改革了，其实这样的体制也是可以的。

　　杨福家：关键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权力制衡。诺丁汉大学的“校务委员会”的领导不是校长，我是董事会的主席，虽然在学校名单上我是第一个，但是校务委员会主席不是我，而是由校外的人士担任。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执行校长可以任命数个副校长帮助管理学校，一起执行三个委员会的决议，而不需得到其他人或委员会的批准，这是他的权力所规定的。但是三个委员会都会监督执行校长，任命自己的亲戚做副校长是根本不可能的。校长有权力任命副校长，但无权任命财务长和负责教学质量控制的教务长。这三个职位都是由校务委员会选举的。

　　《财经》：校长、财务长、教务长三者是平行的。

　　杨福家：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他们都对校务委员会负责。如果权力不实现制衡，都掌握在某个人手里，就可能滋生腐败。

　　《财经》：诺丁汉大学的这套机制设计是非常科学的。

　　杨福家：我们的大学负责人都是由教育部任命，既然是由教育部任命的，他们为什么要听教授的？

　　《财经》：您的观点给我启发非常大，改革党委会，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

　　杨福家：总之，高等教育必须改革，对此，从国家政府层面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决断是十分必要的。我建议先在国内几所大学试点，尽量选得全面些。

　　《财经》：改革的方向就是让大学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体，自主办学，实现大学自治。

　　杨福家：也不能完全做到自治，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但是希望改革，途径就是在几个学校试点，三年以后可见初步成效。大学改革的关键是体制改革。理想的体制应该做到：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保证大学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自主办学权。保证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