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地时间5月2日，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宣布：哈佛医学院（HarvardMedicalSchool）的袁均瑛教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她也是本次新增的84名院士中唯一的华人。

 

美国国家科学院是全世界最富盛名的科学院之一，已有近500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先后获得了诺贝尔奖。此次袁均瑛教授的当选是对她在生物医学领域做出的贡献给予极高的肯定。袁钧瑛教授曾于2007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2010年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

 

祖籍上海的袁钧瑛，1977年以上海市应届生高考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学习生物化学专业。1982年本科毕业后，考入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院，并以优异成绩考入CUSBMBEA（China–UnitedStatesBiochemistryExaminationandApplication）项目，以第二名的成绩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1989年获哈佛大学神经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1993年受聘于哈佛大学医学院任助理教授，2000年至今任哈佛大学医学院终生正教授，2014年获得哈佛大学ElizabethD.Hay讲席教授称号。2012年以“顶尖千人计划”身份，在上海牵头成立中科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The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CenterofBiologyandChemistry,IRCBC），并担任中心主任。

 

袁钧瑛教授一直从事细胞凋亡或坏死机制的相关研究，她发现ced-3和ced-4都是‘自杀基因’，表明这些基因会在要凋亡的细胞里起作用。研究中将线虫的细胞凋亡基因与人类的细胞死亡机制联系到了一起，首次发现了半胱天冬酶（caspases）这种在细胞凋亡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酶的存在。她继而研究并提出了介于程序性细胞凋亡（programmedapoptosis）与细胞坏死（cellnecrosis）之间的第三种细胞死亡通路——“坏死性凋亡”（necroptosis）。

 

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人类对细胞坏死的认识。之前，教科书认为细胞坏死只是一种被动的，不受调控的细胞死亡。但袁均瑛教授的工作则表明，坏死性凋亡是一种受调控的细胞坏死，并发现了在坏死性凋亡通路中起关键性作用的RIP1激酶。这个激酶能激活RIP3与MLKL两个关键下游蛋白。因此，如果能抑制RIP1，就有望抑制坏死性凋亡引起的一系列疾病，这其中就包括了影响广泛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靶向具“可成药性”的RIP1的药物，也成了人类治疗这些疾病的一大方向。

袁均瑛教授的科研团队（图片来源：袁均瑛教授实验室主页）

 

袁钧瑛教授率领的科研团队运用多种研究手段，揭示细胞调节凋亡、坏死和自吞噬的分子机制的同时找到化学小分子药物能够识别的靶点，为基础研究向疾病治疗的有效转化提供有效途径。

 

袁钧瑛教授曾担任东润丘成桐科学奖（生物）评委，更受东润公益基金会的邀请参加“2016东润创新与未来教育论坛”并在“生命科学”的主题对话上发表精彩言论（节选）：

 

 

谈人口老龄化

 

袁钧瑛：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国家为了改善这个情况，开放了二孩政策。这个二孩政策从长远来讲可以解决人口组成问题，但是不能解决大批老龄人口绝对存在的这个问题。现在知道的65岁后的人群当中，平均每三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得老年痴呆症，这对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这是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发展都非常严峻的问题。

 

美国其实已经领先知道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美国国会去年批了一个文件，就是在未来的十年当中要拨多少多少亿美元来研究解决老年痴呆症，因为这是一个阻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个目标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如果控制在10%的话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要解决这个人类疾病治疗的问题，最关键的瓶颈问题是我们对很多最基本的原理都不了解，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些疾病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等社会问题，要靠在座的年轻人，要靠你们的努力，来研究这些最最基本的问题。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到生物研究的远大目标，光靠我们这代人是不可能解决的。

 

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能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因为老龄化不光是关系到你们，不光是关系到我们个人家庭，个人生活，而是一个关系到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

 

谈中美教育

 

袁钧瑛：讲教育问题，有人问我，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一个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美国是正面教育，比如说小学、中学、大学里面，学生不管做了什么，老师都说：“Youaregreat”——“你是我见到的最棒的学生”。比如，小孩有的时候做功课做的不好，但是老师还是表扬的一塌糊涂，我觉得结果就是让每个人都自我感觉特别好。

 

图为参加东润教育论坛“生命科学”主题的四位嘉宾，其中左二为袁钧瑛

 

在中国教育里面，批评与自我批评太多了一点。我觉得对学生来说，是一个负面影响，让他觉得自己不行。其实学生成长的路最主要的一点是鼓励，他觉得你支持他了，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你都支持他，让他高兴；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让他感到支持，感到温暖，这样的话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他都会觉得有努力的必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讲到学生读书的问题，现在看计算机、看手机的太多了。我的女儿刚从哈佛大学毕业，她读书的整个过程，我参与的很少，基本上就是在边上讲“你太棒了”。她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我看她最花功夫的就是参加了漫画社，她整天泡在漫画社里面。虽然功课也是蛮多的，然后结识了很多朋友，让她觉得大学生活非常丰富，有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事情。这样的话她真的做起功课来，非常努力，有时候通宵做也有。但是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业余她喜欢做的事情上，不一定为了应付考试而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而不是死记硬背。

 

我们都是文化大革命当中长大的孩子，说老实话，十年动乱其实我觉得给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玩了很多，读书读的很少。但是我们有很强的求知欲，1977年我们考入大学以后，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学习的机会，拼命的学习。文革让我们家庭受到很多折磨，但是对我们当时都是小孩，长远来讲是没有什么巨大的负面影响。换句话说学生学的很多东西是没有用的，教育最主要的事情是培养学习的兴趣，有兴趣了以后给你一个环境，要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谈中美科研

 

袁钧瑛：中国跟美国的科研到底差距在什么地方？中国现在已经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你要做科技研究的话，在中国也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训练。但是中国科研在体量和质量上，总体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会显示到什么地方呢？因为科学发展是动态的，你要能够保证今天第一，明天第一，后天还是第一的话，必须有非常强大的团队在那儿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把这个领域往前推进，这一点中国还做的远远不够。

 

国家已经在不断地对科研增加投资，但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大国，我们还有很大的差矩。我觉得现在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很可喜的，这几年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但是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所以对各位同学来讲，如果有到国外学习的机会，到好的实验室、好的学校，我觉得很值得去，以后博士后再去也没有什么关系。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各位同学的努力，几代人的努力，能够提升中国在世界科学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