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它仍然是世界上创新能力最强、创业最活跃的国家。美国的创新体系主要包含三个支柱：一是相对自由、宽松的营商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企业家精神；二是包含税收、贸易、市场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相对完备的制度体系；三是由政府研发支持、教育投入和采购支出等组成的创新政策体系。这个创新体系支撑了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的科学技术大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持续提高。但是，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和创新格局的发展变化，该体系已经显露出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持续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潜力。从问题的另一面来看，这也给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带来一些机遇。我们应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坚持走开放创新之路，以多种方式提升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水平，使创新真正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第一动力。

美国创新体系的两个重要变化

　　在美国的创新体系中，企业当然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政府的角色主要是规则制定及维护者和创新要素培育者。联邦政府为基础研究提供资助，高校及联邦科研机构接受政府资助后进行研究，并依据《拜杜法案》《斯蒂文森－维尔德勒法案》等法律获得技术转让的收益权，然后通过建立专业化的技术转移办公室（OTC），以专利特许、衍生创业企业、与企业研发合作等多种方式，将研究成果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增长。这个体系曾经运转流畅，但目前在两个环节上已经大不如前。

　　一是政府研发投入已经出现“乏力”趋势，而且不易逆转。美国强大的创新能力得益于二战之后的冷战时期政府在国防科研方面的巨大投入，许多学科的前沿进展都与国防领域的研究息息相关。这些研究成果除了支撑美苏大国争霸之外，有很多都最终转化为民用产业技术和产品，包括今天在生活中广泛应用的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通信卫星、喷气式飞机、核电站等。作为全球创新中心的硅谷，其发展同样得益于联邦政府的研发投入和巨额政府采购合同。1965年，研发预算占联邦政府总预算的比重达到了12%的历史峰值，其中一半左右是国防研发预算。

　　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联邦政府总预算中研发预算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80年代降至5%左右，90年代末再降至4%左右，21世纪前几年曾出现过小幅回升，但2007年之后继续下降，目前已经降至3.5%左右。以美国联邦政府的重要研发机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为例，从2003年至2014年期间，NIH的预算年均下降2%左右，而且这种下降的趋势仍然在延续。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联邦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翻了一倍，而且联邦政府支出中医疗、社保、国防等“刚性”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已经接近三分之二，能够灵活调节的预算空间越来越小。新一届政府上台以后，明确提出将进一步削减联邦财政科技支出。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联邦政府研发投入增长“乏力”的趋势还将持续。

　　二是将前沿技术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效率出现下降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从1995年到2010年期间，美国的技术进步一直相对稳定地保持年均1%左右的速度增长。但是将技术进步转化为经济真实增长的效率，即技术效率，则从2000年开始就出现了显著下降，明显低于技术进步的幅度。这意味着美国仍然有能力不断地将技术水平向前沿推进，但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效应则有所减弱。

　　出现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与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有关。2000年前后正值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际，随着经济和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发达国家发生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效应往往不再局限于本国之内，而是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以移动支付为例，包括软硬件在内的源头技术都发源于美国，但是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方式目前在我国的应用比美国更为广泛，苹果公司也只是最近才开始推广支付应用。这无疑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的制造能力和市场本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尽管新一届美国政府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但是技术全球化扩散的体系已经基本形成，逆转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应保持研发投入增长势头

　　著名的“微笑曲线”将全球价值链分为研发、制造和市场三个主要环节。其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般处于低成本制造环节，需要向两端持续迈进。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制造能力从低成本切入，水平不断提升；市场能力、尤其是对国内市场的开拓能力，也随着电子商务等互联网应用模式的发展逐步增强。由于有这样的制造和市场基础，发达国家的新技术应用往往能以较快的速度向我国扩散。但是，科学和技术水平仍然是我国创新发展面临的薄弱环节。美国创新体系的新变化总体上对我们有利，在战略上应该因势而动，充分利用这种变化带来的新机遇发展自己。

　　一是保持政府对研发投入的增长势头，逐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比重。政府对研发、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其效果往往在二三十年之后才会充分显现。要保持未来发展的后劲，就应该在现阶段进行科技投入的布局。在美国政府科技投入比重减少的大背景下，已经有一些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经费支持，对此我们应该积极敞开大门，吸引引领科技前沿发展的华人、华裔以及欧美科学家为我所用，与我国科技工作者一起努力，提高国家科技实力。

　　二是坚持开放创新，更高水平地利用发达国家创新要素。美国技术转化效率走低其实意味着经济和创新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溢出效应。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应继续坚持开放创新的大方向，通过双边谈判降低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国内外流动的制度性壁垒。一方面要支持“引进来”，为海外人才来华创业提供完备的服务体系，为海外技术来华转化提供便利和激励；另一方面更要支持“走出去”，支持我国企业到海外收购高技术中小企业和建立研发中心，支持国内风险基金到海外投资高技术创业企业，支持国内科技人员和企业家到海外学习、工作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