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港摄影纪实文学作品《十四家》：中国西部农民是如何生存的？如果辣了你的眼晴，那不是作者，而是生活。读罢全书，脑海里最终浮现出李文俊译介福克纳《我弥留之际》时所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他们在苦熬。

是的，呈现在这部作品中云南、贵州、山西与甘肃四省的七个村里的十四户农民，在苦熬。你可以认为他们涵盖不了中国农民——有些地方的有些农民，确实过上了“体面而尊严的生活”；但是，你却无法把陈庆港作品中的十四户农民作为孤岛来看待，他们早已与中国农民这一大陆板块联结为一个整体。面对这样客观存在的缩影，即使流着泪水，你也无法不正视它；良知使你转不过脸去。这正是陈庆港《十四家》的力量。

以非虚构文本观照当代社会生活，已经成为各类艺术中最有力量的形式。陈庆港从2000年到2010年，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行程几万公里，跋涉在中国西部的山川沟壑之间，与那里七个村的十四户农家，吃、住和劳作在一起，倾听他们的诉说，体察他们的艰辛，见证他们的悲喜，用镜头，用文字，用心血，用泪水，记录他们的生存状态，思考他们的命运流变。

透过《十四家》，在感受到陈庆港执着与坚忍的同时，你可以深切体悟到艺术家的悲悯与大爱，这便是对于中国农民生存苦难真相的正视。

直面真相，你会看到什么？2000年，车应堂69岁的母亲杜徐贵，仍然要出门讨饭；车换生患病的妻子包明珍，稍好后也要出门讨饭；连五元钱一双的鞋子也买不起的张玉萍，目送儿子李根泉穿着破鞋去学校过“六·一儿童节”后，与大女儿李双环要继续出门讨饭；65岁的郭霞翠与43岁的儿子张国云，即使过春节，依然要讨饭。

讨饭，是读者翻开《十四家》后，接触到的中国西部农民生存真相的第一关键词。作品告诉我们，讨饭在当地还有另外的说法，叫做“讨生活”或者“出门”。或许有人认为，出门讨生活，也许是当地人谋生甚至致富的手段。随着阅读的延伸，相信读者涌起的类似念头会像肥皂泡一样消弭。

因为我们看见史银刚饥肠辘辘的两个儿子，已经为争夺一只窝窝闹得不可开交；王天元衣不蔽体的两个女儿，正在为一块补裤子的蓝布补丁争得面红耳赤。车换生家里饭碗不全，妻子包明珍随手将喂猪的塑料盆擦擦，递给丈夫为自己盛饭。很多人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来了客人，甚至要到邻家去借被子。

贫寒不是因为中国农民不勤劳，而是因为西部劳动力价值超低。车换生和车应堂进城拉车，一天能挣2元已经算是幸运。车应堂因为少吃了半块馍，车子把控不住，所拉的砖轰然倒下，压伤了自己，令人不由想起杰克·伦敦的著名短篇小说《一块牛排》；但《十四家》不是虚构。

李文福和李文定哥俩合伙买拖拉机为客户拉石头，山石滑坡滚落，把拖拉机砸成了废铁。外出打工情况如何？一是收入少得可怜；二是被骗或受伤害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史银刚的儿子史东平，12岁即不得不去县城饭店打工，月薪不足百元。王五午死后，孤儿王想来支着病腿跟牛喜叔四处打工，挣下1000元全部用于治腿；钱花完了，腿并没治好。

李文福被工头骗到黑砖窑，苦熬了四个月，分文未得；幸亏天降暴雨，砖窑停产，才逃出人间地狱。车锁军等一批青年农民到山东打工，讲定年薪万元，却遭遇年末老板卷资逃逸、政府打官腔、职能部门不作为、只能空手而归的不幸结局。

最悲惨的是村民田兵红，甚至连一只完整的手也未能带回家：他的手指被编织机压断，本来可以接上，却因需要多花医疗费，“厂长从车锁军的手里拿过那截断指，朝着黑暗中扔了出去。”车孝军打工运玻璃伤了手，就此失去活动能力。翟益伟服务的老板本无驾照，硬要自驾，导致车翻重创翟益伟；要钱治病，老板却数次“人间蒸发”。

够了，提顿与重复展示作品所追踪人物的不幸，不是这篇推文的重心与目的。活着或生存，本来就是一本艰辛的大书。陈庆港《十四家》的震撼力量，不仅在于他直面农民生存苦难真相的勇气，还在于他在书中构建了多维认知的角度，探索和挖掘了中国西部农民的生存何以如此艰辛，症结究竟在哪里。生存的真相固然触目惊心，作品的思辨却更令人瞩目。

受急于发展的心理煎熬，GDP的幽灵正在中国大地徘徊，因此中国承受工业及后工业革命后果的速率，绝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国家。近年来，大气、海洋、河流、湖泊、森林、耕地不断恶化，极端灾害性天气由反常逐渐演为常态，洪涝、干旱、荒漠或沙漠化现象，对于中国西部生态已经构成严重影响。

制造后果的，反而拥有了不承受后果的条件；恶劣生态环境的受害者，只能是中国西部农民。《十四家》中追踪的人物罗文秀，在给女儿王大妹孩子讲的故事中，透露了当地人朴素的自然观：“天是人的皮肤变成的；地是人的肉变成的；地上的草是人的汗毛变成的；山上的树是人的骨头变成的；岩崖是人的牙齿变成的；风是人呼出的气变成的；溪流是人的血变成的……”因此一切自然，皆源于人。在罗文秀看来，“因为人的头上可以冒出血，所以才会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但是，正像她与孩子蓦然警觉的那样，山上已经没有水了。不但山上，坡上、地里都没有水了。2009年以来，云贵川干旱已经达到百年一遇。

这样，即使蒋传本将水窑打得再深再大，也是无用功。干旱缺水，庄稼自然歉收乃至绝收；退耕还林、恢复生态本意良善，但农民无地可耕或收成不好，政策补贴又不足以糊口，以讨饭谋生，便势在必然。这是《十四家》为我们揭示的中国西部农民生存困局的根源之一。

作品认为，中国农民生存困局的根源之二，是因病致贫，是医疗问题。在中国西部，农民生不起病，有病只能扛着：车虎生的妻子杨素花犯了病，即使痛不欲生，也只能以头碰地；而丈夫的视若无睹不是不关心，而是无奈并已经习惯了无奈。

张国云的母亲郭霞翠，卖牛是为了治腿病；病未治好，耕地反而需要借牛。蒋传本的儿子将厚忠，生癫痫病十几年，一直无钱医治。王五午患糖尿病，卖粮疗病到无粮可卖；他的儿子王想来腿部患病背粮背水吃力，老人心疼儿子，卖了原想用于娶亲的古木换了一匹马；但为了治他的糖尿病，儿子最后又把马卖掉；王想来的母亲王琴花得了肺病，无钱医治直到死去。

高发银的母亲李志英生阑尾炎无钱治疗；女儿来探视，只能垂泪喂母亲一口糖水减轻病痛。车换生儿子车锁军捡了个青霉素眼药水瓶，包明珍便掺上清水晃晃，抹在孩子和自己的眼睛上。

作品中多次提示，农民在外地打工挣的钱，大多用来医病。人有病，扛着；家禽、牲畜生病，更加无奈：车虎生妻子杨素花，早上、晌午、下午、傍晚，看见自己养的猪一只只死去，连死50头，只能手足无措，以泪洗面。

生存困局的根源之三，《十四家》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教育问题。在作品中，陈庆港追踪的人物王实明，成为揭示问题的入口。这位拥有30年教龄的民办教师，几乎代表了中国西部农村教育问题的渊薮：环境艰苦，必然导致师资不佳；师资不佳，必然引起教育水平下降；水平下降与生存艰辛，只能诱发生源加速流失；而真正能够坚守清贫、忠诚教育事业的，恰恰是许多像王实明那样的民办教师。

是他们在劝学，是他们在奉献。但“民办转公办”政策的“一刀切”，使王实明不仅失去了考试资格，还将失去饭碗，黯然出局，彻底成为政策的牺牲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这位工资虽然只有公办教师1/10、甚至有时只能用一根木头充抵工资的民办教师，依然认真地为学生削铅笔头，让他们写《未来学校的畅想》；依然让女儿郭冯燕承继父业，每月只领公办教师工资的1/26，你不由不为王实明父女忧伤。

如果连这样的教师也最终流失掉，结果只能是无文化的农民越来越多，出去打工，也将像王大妹的公公等许多人那样，失踪在广州或其他地方，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是文盲。

那么，国家“三农”及其他政策的曙光，有没有照到中国西部？《十四家》告诉我们，有。2004年，农业税和附加费不用再交；2007年，老人低保，每人每月90元；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推行后，每人每年交10元，可报销药费20％。

“5.12”地震后，车应堂家盖房，还获得了政府1万元补贴；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一等功臣李建堂，每月均有60元津贴。科技扶贫和捐赠，也让史银刚家第一次见到电视机。但是这些，对于艰辛生存的西部农民来说，勿庸讳言，杯水车薪。

《十四家》中揭示的农民生存困境的根源，远非本文所列的几点，正如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农民问题，不会由一部作品揭示殆尽。但是，《十四家》提示的问题症结，不是虚构和想象的产物，而是陈庆港长期追踪、深入体察的结果。作品启示我们，“三农问题”在中国西部，已经互为因果，长期存在。

生存的艰辛与苦难固在，作品无从回避，只有直面和探究。与此同时，作为一位心怀悲悯与大爱的艺术家，陈庆港在《十四家》中，还深入开掘与展示了中国农民在艰辛生存中保持的那份天伦的善良与人性的美好，对于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从而使作品显示出人文的厚度与人道的力量。

让我们特别瞩目于《十四家》中追踪的三位母亲形象。史银刚的妻子冯凡梅，计划生育一再失败，生了五个孩子，手术后一直出血，无钱治疗，终至病亡。她的临终嘱托令人心碎：一是叮咛丈夫不要打娃，因为娃挨打会想娘；二是嘱咐地里收的粮食要匀着吃，以备青黄不接；三是提醒家里有了衣服，要先尽大了的女儿穿，不能让她露胳膊露腿；四是关照小女儿还小，实在养不了，让丈夫送人。果然就送了人。史苏娟被送当天，乡亲关门闭户，没人忍心观看生离死别的辛酸景象。

翟益伟的妻子李萍会，跟随丈夫到浙江拣矿，在矿区边商店，为留守在家的女儿翟莎、翟兰看好了两件衣裳，最终无钱购买，只扯了三尺彩带；自己扎头发用了一尺，留给两个女儿二尺。但直到被倒塌的矿井掩埋，给女儿扎彩带和买衣服的心愿都未能实现；与儿女阴阳两隔，心愿竟成遗愿。

王天元的妻子罗文秀送小女儿王小妹出嫁时，万般辛酸，因为王小妹嫁人，没有一分钱陪嫁，也没要男方一分钱财礼。送亲那天，罗文秀陪女儿、女婿一路沉默无语，走出很远，直到看不见身影，又买了一块钱的红头绳追上去，为小女儿扎了个蝴蝶结，而后说：“走吧。”可怜天下父母心；青天有眼，大爱稀声。这些酸楚的场景，陈庆港写得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令人几度落泪。

天伦亲情，在陈庆港眼里是那样美好；即使贫寒人家百事哀，《十四家》还是记录了许多令人唏嘘扼腕的情节与细节。罗文秀听说小女儿王小妹生产，带了20只鸡蛋前去探视；离开小女儿家时，又拿走3个。因为她想念大女儿王大妹家三个孩子；前去看望，不能两手空空。

蒋传本与妻子汪继英、女儿蒋原孝外出打工，提前一个小时坐到空车上。但蒋原孝一直望着车外烤摊上的油饼咽口水；在车开的刹那间，汪继英又奔下车去买回一只。孤儿王想来在一只铁盒子里珍藏着母亲的照片，因为照片能够唤起童年的一次美好记忆：母亲带他去外婆家，在开遍白花的洋芋地里以土坷垃逗小鸟，母子一起开心欢笑。

最令人感慨系之的，是车应堂为母亲杜徐贵送葬。母亲讨饭在外，客死他乡。车应堂运母亲遗骸回家，不仅付不起殡仪馆冷藏费用，而且眼看乘客在车内通道踩着母亲遗体打成的包裹，只能噤声无语。运尸期间两次撞车的过程起伏跌宕，令人切实体会到了车运堂内心的疼痛。但最终，车运堂还是让母亲穿上了新衣入土。

民间伦理与风俗，时常产生一种凝聚力量，这也是中国农民虽然历经天灾与人祸诸多磨难，却始终能够以群体方式生存延绵的重要原因。

一是信用禁忌，决不亏欠他人。郭霞翠与儿子张国云为治病卖了大牲口，耕种时只有借牛；为让牛主人同意，张国云先默默为邻家削了一天红芪。外出打工，牛喜总能够信守承诺，即使负债也不欠薪。

史苏花结婚，史银刚忙前忙后，以公公的身份为亲家做了婆婆该做的一切。郭霞翠讨了一辈子饭，临终用讨饭攒下的钱为自己买了一口寿材，并且做了十年来的第一次新衣，不给病重的儿子张国云增添一点负担。李子学为儿子李文福与李文定分家，一个可分房屋，一个只能分地基。为避免纠分，他用抓阄方式来了结。

在贫困中能够信守言诺，令乡邻敬重；在市场经济中人性异化，则令村民不齿。做了“先生”的高发银，后来又做收费员。他被非议的原因不是由于做了“先生”，而是因为收了昧心钱。

二是血脉禁忌，不可数典忘祖。史苏娟送人六年，养父去世，女儿回家，史银刚先带她给母亲冯凡梅上坟，重新认同血脉。王光有上祖坟时，面对一排先人坟茔，一丝不苟、无一遗漏地做好所有祭祀纸幡。看到这些，我们不难明白，陈庆港所追踪的人物的这些细节，是在昭示读者，农民长期以来的禁忌与风俗，既是乡村存在的伦理基础，也是他们生存的自救手段。

当然，《十四家》里的十四家，也并非一味黯淡，看不见一丝曙光，听不到一声欢笑。乡村也有乡村的快乐，比如陈庆港浓墨重彩地抒写的杀年猪场景，那是乡村和农民的节日，那是对于苦难生活长期隐忍的酬谢；而盖房、买车、娶亲，则更是农民艰辛生存中的奔头，是火红的希望。

所以，当我们看到李德元的长女李双环最终嫁了好人家，过上了宽裕日子，我们会从内心深处发出笑声，为李双环们祝福。因为我们知道，天道人伦，生息繁衍，假以时日，总会有悲欢离合生成，惟有祈祷悲剧远离人类，不叹苍天不公。

《十四家》是陈庆港十年追踪采访、拍摄与写作的心血结晶。在远山远水追踪采访与拍摄一家农户不难，难的是追踪与采访十四家；追踪十四家农户一年不难，难的是追踪十四家农户十年。十年的春夏秋冬，十年的雨雪风霜，陈庆港关注书中的每个家庭，每个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命运流变。

在这个过程中，《十四家》不仅让我们真实地了解中国西部农民的生存现状与生死歌哭，这部20万字的书还打造了文学的一种新形式，即纪实摄影与纪实文学互文的形式。

在这里，我们愿意谨慎地将这种形式命名为纪实摄影文学。所谓纪实摄影文学，中心词依然是文学，但它与通常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不同，因为作品含有艺术家原创的大量纪实摄影作品；纪实摄影虽为定语，但作品文章绝然不是图片注解，而是独立成篇，因为书中每幅摄影均自配文字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陈庆港创造的这种纪实摄影文学，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复合性审美，即在阅读纪实文学作品的同时，又品鉴了艺术家的摄影作品：书中的图文相互呼应、映衬、渗透，是艺术家审美创造特质的统一显现。

《十四家》中的文章与照片不仅以互文相得益彰，而且源出一人，这或许只有为数不多的艺术家才能做到，陈庆港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他不仅是众多国际新闻摄影金奖得主，同时还是《中国慰安妇》《丽嘉则拉》《真相》《朝圣者》《冈底斯遗书》《历史的深入》等作品的作者。他让作品中的图像与文字水乳交融，而不使之成为配以摄影插图的报告文学。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对艺术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异秉细加考校、条分缕析了。

陈庆港关注过的十四家，和由那十四家所折射的中国西部农民，正像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李文俊一篇文章题目所说的那样，他们在苦熬。苦熬，有的专家认为译文词汇里被动的意味多了些，谓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末句中的意义，有积极的一面。实际上，李文俊翻译那部经典作品末句的译文是：他们艰辛地活着。确实积极了许多。中国农民，艰辛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