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佩玉在写《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这本回忆录时，说道：她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并非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辨析对错。读到此，我心头颇为一颤：对与错在人生的历程中有时互为转换，对了的或许就是错了的，反之亦然，谁能鉴别清楚？与之相对应的是善恶，表面上相济相生，相反相对，然落实到具体的阶段与个人，善与恶的界线未免那么截然，那么，像盛佩玉用一生去说清对错，且脉络纵横、条理严整、黑白分明，这样的一个人应值得尊敬。尤其在当今只谈输赢、不讲对错，只谈多少、不论善恶的大环境中，这本书无疑是一种清洁剂，或可洗涤那些蒙尘太多的心灵。

　　同样是女性的回忆录，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开篇就谈到，要祛除“私心”，树立“公心”，走向“大同”世界。公私兼顾，本是人之常情，“私心”二字易得解读，唯“公心”二字难得说透。然董竹君女士身体力行，把“公心”二字演绎得淋漓尽致，迹近完美，哪怕受多大的委屈、遭遇如何的险恶，甚至是“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饱受摧残，毫无尊严可言，可她依然坚信自己做得对，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这就是“公心”，这就是信仰。在这本厚厚的书中，她叙述到自己的过去时，用了“哈哈”二字，最为传神，想来她在写此书时清明的心境和怡然自得的状态，这与徐樱《方桂与我五十五年》中谈到与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夫妻间的默契时，曾用“Yes，Sir”一句来概括，颇有同工之妙。

　　相对于这三本回忆录明朗、清彻而言，《王映霞自传》、毛彦文《往事》、蒋碧薇《我与悲鸿》、《我与道藩》，则稍显芜杂些，关键是传主大多为情累、为爱困，又不得善始善终，其间颇多曲折，确实难以为外人道。但每一本书都可以说既是个人情感故事，因其真实而弥足珍贵，又是二十世纪社会大变迁的写照，小历史映衬大历史，历史的许多场景因这些回忆录而丰富生动起来。这些回忆录同是历史的“产物”，后来者只有阅读与感叹的份，非亲历者来说长道短，绝不是厚道的行为。我个人的看法是看得透的底气足，因而予对错、善恶可以下判断，澄明一切是是非非；看得不太透的，则反复纠缠旧事，怎么说都无法圆满，更难以如盛佩玉、董竹君她们那么笃定，那么安详。

　　近读郑培蒂的散文集《云卷云舒》，实是回忆文章的辑录。作者是曾国藩的后人，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北大西语系毕业留校任教，又经历几次大的运动，均受冲击，后移香港再挪美国定居。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喜气洋洋、干干净净，不停地叙说，不断地感恩。最难得的就是无丝毫怨气，对于磨难以为前因，视今日之福为后果，起落平易、宠辱不惊。比较前辈们的回忆录来，文笔未必佳，故事未必跌宕，然对错、善恶说得在理，所谓公道自在人心矣，这端赖家传庭训，也得益于时代之福。有心的读者，看看作者的前人曾纪芬自订年谱、曾宝荪的回忆录，可以互为辉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