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展文莲遗体的液氮罐。
展文莲的“墓”，是个衣冠冢。她正以头朝下的姿态沉睡在容积2000升的液氮罐内。那是-196℃的极低温，时间的流逝，几乎不会再在她身体上留下任何痕迹。 和展文莲的暂时居所隔了一条走廊的，就是山东省脐血库。十万余份脐带血造血干细胞被保存在此，它们像一份份高额的生命保险，被用到的概率很低，但——“万一呢”？
没人说得清未来会怎样。桂军民保存妻子的遗体，也是对未来的押注——从理论上来说，被冷冻的人或许可以复活。 桂军民希望妻子能快点醒来。他们都只有49岁，都算年轻。但他又很清楚，这事急不得。“要等她这个病能治了再醒，不然没意义。醒过来也没意义，对吧。”桂军民重复着，像在提醒自己。
展文莲是首个在中国本土冷冻并等待复活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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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8日凌晨4时1分，展文莲的呼吸和心跳停止，主治医生宣布病人已经死亡。 但她还要再经历一场手术。 山东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银丰研究院）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临床专家行动起来。他们向展文莲体内注射抗凝、抗氧化和中枢神经营养等药物，并通过循环系统快速输注冰盐水为其进行物理降温，同时实施气管插管，启动呼吸机和美敦力菲康心肺复苏机Lucas2等心肺支持设备，以保障她身体的供血供氧，维持机体生理功能。之后，展文莲的遗体被送上救护车。警灯闪烁，救护车从齐鲁医院东院区驶离，开向银丰研究院。 在那里，展文莲要经历冷冻前最为关键的步骤——灌流。美国专家阿伦•德雷克（Aaron Drake）对即将开始的程序并不陌生。来到银丰研究院之前，他已经在美国最大的人体冷冻机构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Alcor，以下简称阿尔科）工作了近十年，参与了70多例人体冷冻手术。在他看来，“死亡”不是一个瞬时概念，也并非不可逆。就算心脏停跳、呼吸停止，人的身体和大脑，还“活”着。在阿尔科，冷冻人被称为“病人（patient）”。
死神的镰刀已经挥下，但伤口还未扩大。阿伦•德雷克一直做的，是给这死亡的进程按下暂停键。但在人体进入最后的低温保存阶段之前，他必须尽可能保证，“病人”不受或者少受冷冻损害。冷冻最大的敌人，是水在低温下结成的冰晶——冰晶会刺破细胞内壁，造成极大损伤。所以，冷冻机构必须用特殊的防冻剂置换人体内的血液和水分。
和阿伦•德雷克一起上阵的，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外科医生、麻醉专家以及体外循环灌注师。他们从展文莲的颈部和股部建立双通路体外循环，在特制的低温手术台上，将其体温降低到18℃左右。然后，透明的、乳白色的防冻剂，缓缓注入展文莲体内。降温仍在进行，防冻剂变得越来越浓稠。它会成为固体，但它不会结冰。这个过程，叫做“玻璃化”。灌流最终完成，已是近6个小时之后。接着，展文莲的身体被转移到大尺度程序降温床上。阿伦•德雷克对这张床赞赏有加，美国阿尔科没有这样的设备。
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台可以连续将整个人体从常温降到-190℃左右的自动控制设备。它使用液氮蒸气进行快速降温，配置了多个温度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数十个位置的温度变化。整套流程下来，耗时55小时。 阿伦•德雷克对手术效果很满意。“你看，这有一条完美的降温曲线。”他拿出手机，显得很兴奋，“曲线下降得很平滑，意味着我们的灌流效果很好，病人体内没有或者只有少量的冰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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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银丰研究院来说，展文莲也是他们真正冷冻的第一具人体。银丰研究院由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丰生物）于2015年出资成立。它提供的介绍里写道，这是一家基因工程、干细胞技术开发，人体细胞、组织及器官低温保存与复苏，细胞治疗及再生医学转化的专业研究机构。同年，银丰研究院发起设立了山东省银丰生命科学公益基金会，旨在推动生命科学的发展。它资助4项研究计划：生命延续研究计划、组织器官银行计划、（干）细胞医学转化研究计划和基因工程计划。
基金会负责人贾森并不愿意让人觉得，银丰研究院“只是”一家人体冷冻公司。毕竟，人体冷冻像是狂想。在美国，它被质疑是在兜售不可能兑现的承诺。至于复活，还是一个太遥远的话题。 在实验室，哪怕是像小鼠、兔子这样的动物，目前还没有完整的低温冷冻再复活的案例。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静曾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能成功实施低温保存的只有相对简单的生物学对象，连人体器官的低温冻存都非常困难，遑论人体。冷冻人体，在贾森看来是低温生物学发展的终极目标，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细胞能冻，下一步就是组织器官，再下一步，就是人体。贾森强调，“人体冷冻”只是一种通俗化表达，更为科学的表述，应该是“人体低温保存”。
其实，从2013年开始，银丰生物就开始接触人体冷冻。团队去往俄罗斯和美国的人体冷冻机构参观，还和他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美国两大人体冷冻机构——阿尔科和人体冷冻研究所（Cryonics institute）均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到2017年8月，两家机构已经冷冻了200余名“病人”。参观之后，人体冷冻的神秘面纱也随之褪去。银丰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坦言，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对低温生物学的理解，他们都并不比那些名声在外的冷冻机构差。“怎么说呢，他们（美国和俄罗斯）做的，还是太粗糙了。”
银丰生物琢磨着自己在国内实施人体冷冻。此时，中国第一位接受人体冷冻的人出现了。她是重庆女作家杜虹，科幻小说《三体》的编审之一。那是2015年5月，杜虹选择的冷冻机构是美国阿尔科。 阿尔科建议只冷冻头部，这样灌流效果更好。他们认为，只要能将大脑结构完整保存，人的记忆也就不会消失。若未来“病人”能从冰中复生，再造身体肯定也不是问题。杜虹的女儿在朋友圈里写：妈妈，我们未来见。 杜虹很重要。她让一直局限在小圈子里的、带点科幻色彩的“人体冷冻”，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公共话题。
从百度指数上也能一窥端倪。2015年9月杜虹被大规模报道之前，“人体冷冻”的搜索指数为零；9月，这一指数跃升到2000；后来，它的热度基本稳定在了200左右。 也是在那之后，银丰研究院开始陆陆续续接触到想把自己或亲人冻起来的人。银丰研究院从未公开宣传过他们的计划，但在人体冷冻圈子内，它要自己实行人体冷冻的消息，并非秘密。 “2016年，因为各种机缘，我们接触了十几例病人。”贾森说。中国各地的病人家属怀揣着最后的希望，辗转找到银丰研究院。其中一些，还是被美国阿尔科推荐而来。而单单是2017年上半年，就又有12位病人家属联系了他们。
银丰研究院和齐鲁医院的专家正在为展文莲进行人体低温保存操作。 银丰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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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军民不一样。他没有主动找过银丰研究院，也并不觉得自己能和这家公司产生什么联系。直到今年年初，他从病房主任类维富那里，第一次听到“人体冷冻”一词。那时，展文莲已患病一年多，肺癌多发转移。知道妻子痊愈无望后，桂军民将她转去了齐鲁医院舒适医疗综合病房。 它还有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临终关怀病房。“人即使要走，也要走得有尊严，不要弄得乱七八糟的。”这是桂军民的坚持。
适化治疗的目的，是提高患者在病程末期的生存质量，减少痛苦。它不再或很少进行介入式治疗。 对桂军民来说，他已经做好了和妻子“死别”的心理准备。 但类维富向他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人的遗体若在极低温环境下保存，待到未来其所患疾病可以治愈时，他（她）或许还能被唤醒、复活。桂军民几乎是毫不犹豫就接受了这个概念。“我比较相信新科技，（复活）完全有可能。”他本身就反对火化，冷冻妻子遗体，还能留下一线希望。“我受过教育，这个事情（指接受人体冷冻），很简单。”
自始至终桂军民都是冷冻妻子最为坚定的支持者。别人怎么说，他不在意。“我们就要这样干，谁也没办法。有些朋友、同事，知道了也在嘟嘟囔囔，我不听，和我没关系。”他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又不是你的亲人，只有我自己才有最深的切身感受。”桂军民和展文莲青梅竹马，相识已超过30年。进入舒适化病房时，展文莲已经神志不清、表达能力受限。这件事情，桂军民做了主。 决定做好后，剩下的就是各种沟通和细节确认。为了让冷冻能在中国法律框架下进行，桂军民还签署了两份文件——遗体捐献同意书和银丰生命延续计划知情同意书。展文莲的遗体，被捐献给了有遗体捐献接受资格的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她以这种方式，成为银丰研究院科研项目“生命延续计划”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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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文莲的冷冻资金，大部分来自银丰生命科学公益基金会。至于个人出资多少，银丰研究院和桂军民都没有透露具体数字。 桂军民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但“确实没多少钱”；银丰研究院也一再强调，“（他）只出了很少的钱”。“你要是认可这件事，想为科研事业作贡献，你就为基金会捐点钱。捐多少完全看个人。”贾森说。 但做人体冷冻确实耗资不菲。银丰研究院工作人员一项一项列出了他们的支出：液氮罐，40万；程序降温设备，40万；体外循环机，100万；呼吸机，七八万；实验室搭建，500万……“每做一次冷冻，光是冷冻保护剂的费用就是二三十万。还有手术的其他耗材费用，专家费用，救护车费用等等。”人体进入低温保存状态后，每隔10天到半个月需要补充一次液氮，这一费用大约为每年5万元。
“目前全是投入，没有收益。”贾森坦言。但他不愿意在费用这个问题上做过多纠缠。“我很烦有人一上来就谈钱。”他靠在椅子上，“这不是一个‘钱’的事情。” 贾森举出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的例子，这两位世界级的富豪，都创建了和生命科学有关的基金会。扎克伯格想终结人类所有的疾病，比尔•盖茨要促进全球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平等。银丰研究院工作人员也开玩笑说，要是能找到像马云这样有情怀又有影响力的大咖为低温生物学发声，那低温生物学“热”起来也指日可待。“现在冷冻了这么多人，如果未来真的有人能醒过来，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贾森说，“意味着世界上那1%的富人，都会来做这件事。”
作为无神论者，相比“上帝”，贾森更愿意相信“人体冷冻”。他觉得，如果人体冷冻能有更多的追随者和信仰者，低温生物学也能随之发展。齐鲁医院舒适医疗综合病房主任类维富就算是“追随者”之一。捐献遗体，对这个拥有几十年从业经历的医生来说，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先不提复活的事情。你把人冷冻起来，就相当于在家里放了一个医药‘灭火器’。”类维富想着，冻下来的遗体是有用的，它是一种生物医药资源，能在必要时为家人所用。“把遗体捐出来，也是为家庭作贡献。”
在类维富这里，“冷冻”并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相反，它是与死亡的抗争。类维富自己已经成了银丰生命延续计划的会员。会员免费入会，在未来若要进行人体冷冻，会员有优先权。而且，他不仅自己“入会”，还拉上了几个朋友。“他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咱俩以后一个罐’。我说，那不行，你们喜欢喝酒，到时候我还没醒过来呢，酒你们就喝完了。”类维富笑着说。茶余饭后，老友间多了一个话题——冷冻，以及死亡之后可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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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桂军民来说，故事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他能做的事就是等待。他仍然会经常梦到展文莲，但他努力淡化死亡的意味。 在展文莲遗体被转运到液氮罐长久低温保存之前，他和家人隔着低温保存库的玻璃看了她一眼。 只有十几秒的时间。 因为灌流的原因，妻子看起来稍稍瘦了些，但几乎和生前一模一样。她神情安详，就像睡着了。
桂军民对站在身边的儿子说，可以放心了吧。 他希望这只是一场“生离”。虽然桂军民亲手签署的知情同意书里明确写着：“银丰研究院没有保证、担保或承诺生命延续研究计划在未来一定会成功，也不能准确预测未来医学科技的发展时间表，复苏技术基于未来医学技术的巨大进步。” 桂军民自己也加入了生命延续计划。他想，万一妻子要在很久之后才能醒来，那她谁都不认识，也太孤单了，“得去陪陪她嘛”。
《“冷冻人”的法律身份如何界定》
2017年5月8日，山东济南的展女士在病床上停止了心跳和呼吸，医生宣布其临床死亡，但是这一次，却不能说她“永远离开了”。因为几分钟后，山东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展女士实施了一场长达55个小时的手术——人体冷冻，展女士以头朝下的姿态沉睡在零下196度的极低温液氮罐内。
专家观点：
1、低温保存状态下的个体类似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植物人，其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参照现有的监护制度解决。
2、冷冻人醒来，相关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应依民法一般原理处理。若配偶未婚，婚姻关系可比照死亡宣告后被宣告死亡人重新出现处理。
3、冷冻实验目的在于多年后复活，而不仅仅是冷冻本身。这种手术已涉及到生与死，必须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批准。
这是我国首例人体冷冻实施案例，展女士真的能“死而复生”吗？如今的展女士在法律上到底是什么身份？这样一场举世瞩目的手术究竟是噱头，还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喧嚣背后，许多法律和伦理问题值得深思。
人体冷冻：被冷冻人到底是活着还是已死亡？
为抓紧时间保持人体组织器官的活性，避免细胞凋亡，人体冷冻相关的灌流及降温手术必须在展女士被宣告“临床死亡”（即呼吸和心跳停止）后进行，此时她的器官仍在进行代谢活动，大脑活动也还在进行。那么被冷冻的展女士在法律上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亡？被冷冻的究竟是病体还是遗体？这个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关系到她的丈夫能否再婚，她能否参与家庭财产分配等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曹兴权表示人体低温保存究竟是属于医疗方案范畴还是定性为死亡后的遗体处置范畴，目前是存在争议的。“我认为，从主体大脑未死亡，以及未来存在救治希望的角度看，人体低温保存应属救治范畴。”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维德认为，在这种低温保存状态下，被保存个体类似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植物人，其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参照现有的监护制度解决。
此前媒体报道中并未提及医院是否对展女士开具死亡证明，而死亡证明正是判定死者死亡性质的基本法律依据。对此，周维德说：“如果未能得出死亡判断，那么对处于冷冻状态下的人体处置，就不能视之为对遗体的处置。这种情况下，处置被保存人的躯体，可能面临故意杀人的法律风险。”
据了解，我国医学和法律目前以呼吸、心跳停止为判定死亡的标准，脑死亡还没有引入临床或司法实践。因此按照现行法律标准来看，展女士应该被认定为死亡。广州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法学系副教授龚波认为：“这起中国首例‘人体冷冻案’，只是一个关于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的案例。”
冷冻人“死而复生”：法律身份如何确认？
目前世界上已有300多人加入冷冻计划，虽然至今仍没有冷冻人进行复苏，但并不排除其可能性。一旦有一天，冷冻人醒来，又该如何确认他的法律身份？他的婚姻关系、财产继承、债务关系又该如何处置？
曹兴权认为，这里的“醒来”是在法律上被确定为死亡后救治成功的结果。相关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应依民法一般原理处理。例如若配偶未婚，婚姻关系可比照死亡宣告后被宣告死亡人重新出现的原则处理。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提出了一种新模式，即冷冻人已经死亡，所有法律关系终结，复活后的人可视为一个新生个体，重新开始构建所有的法律关系。
“‘人体冷冻技术’会涉及到生命伦理、违背生命循环的自然规律等问题。但作为人类对生命追求的新技术来说，现在的医学技术还达不到‘起死回生’的程度，因此不用过于紧张和担心，我们不能扼杀一项新生技术的发展。”龚波认为，当下社会应当更加宽容地看待这一新生事物，尽早制定国家级的《遗体捐献条例》，以弥补此方面的法律空白。
捐献遗体：谁有权决定捐献？
关于遗体捐献，我国法律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一些省份结合当地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法规条例。多地《遗体捐献条例》规定，捐献的遗体应当用于医学教育、科研和临床，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器官移植、解剖实验等领域。
在中国首例“人体冷冻案”中，展女士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向丈夫表示，去世后愿意捐献遗体为社会作点贡献。当她被宣告临床死亡之后，丈夫作为亲属签署了遗体捐献登记表，并参与人体低温保存试验项目。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自己生前并没有表示愿意捐献遗体，家人能否在其死后将遗体捐献？能否代表其参与人体低温保存这样的项目？
2001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第12条规定，对生前未明确表示不同意捐献遗体的死者，其近亲属可全部或部分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科学事业。如果近亲属之间意见不统一，登记机构不得办理捐献手续。
对此，曹兴权认为：“近亲属在患者失去意识后享有医疗方案同意权。在患者失去意识之时，若患者未对死后之事进行特别安排，近亲属有权签订遗体捐献协议。”龚波也指出，病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可以在此种情形下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并代办捐献登记手续。
韩骁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表示：“遗体捐献需要本人和近亲属的双重知情同意。即使本人同意，在去世后本人的近亲属反悔的，该遗体也不能捐献，如果捐献遗体只是近亲属单独的意思表示，医疗机构一般不会接受。”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长秋表示：“医疗机构应依据遗体捐献协议来处理遗体，将遗体进行低温冷冻也属于医学科研，除非协议中明确约定不得低温冷藏，否则此举是合法的。”同时他也指出，如果医疗机构在死者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遗体用于可能有损死者尊严或家属利益的用途，如制作人体标本用于商业展览等行为是不合法的。
遗体研究是否必须经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意？
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人体器官移植需向医学伦理委员会提交申请，取得同意才可实施。那么，对遗体进行某种研究是否需要该组织的审核？
医学伦理委员会是由医学专业人员、法律专家及非医务人员组成的独立组织，其职责为核查临床试验方案是否合乎道德，确保受试者的安全、健康和权益不受侵害。2016年12月1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新版《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下称《办法》），其中第7条明确规定医疗卫生机构未设立伦理委员会的，不得开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工作。
韩骁认为，《办法》所涉及的人指的是广义的人，冷冻实验目的在于多年后复活，而不仅仅是冷冻本身。“这种手术已涉及到生与死，必须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批准。如果未经批准而擅自开展，可能会被责令终止。”
但龚波却表达了另一种观点：《办法》中的人应当是指自然人，不包括胎儿和遗体。人体冷冻技术是一项医学科技发展的新技术，本着“法无禁止即为自由”的原则，是不违法的。
事实上，全国首例“人体冷冻案”给法律提出的难题不止于此，“死而复生”已经超越了现有的法律框架。刘长秋表示，如果有一天冷冻技术成熟之后，真的实现“死而复生”，那么人类的伦理与法律制度都将发生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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