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总第133期） 主编：王雅平

美国阻止朝鲜发射核导弹的三种方法 包道格（Douglas H. Paal） 《南华早报》， 2017年7月25日 政治分析人士正围绕如何解决朝鲜问题建言献策。他们的主张包括放弃美韩联盟，重新统一朝鲜半岛，建立一个无核化的政权；承认朝鲜为有核国家，但冻结其核武器计划；说服中国政府解决朝鲜问题；通过二级制裁对与朝鲜开展贸易往来的中国企业施加压力；或者干脆扭转思路，与朝鲜合作共同对抗中国。 这些及其他观点都有一个主要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皆为白日梦，不能称为战略。 除非为强力所迫，朝鲜无意放弃核武器及投放核武器的手段。由于朝鲜起到缓冲区的作用，为避免美国势力统摄朝鲜半岛，直抵中朝边境，中国不会牺牲这个棘手的邻居。而美国仍未筹集足够的筹码来改变这些的盘算。 同样地，中方以美国停止军演换取朝方中止核试验的提议也不切实际。因为这会进一步削减美韩两国的筹码，并且恰恰是在最需要美韩联盟发挥作用时削弱其力量。 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一个包含三部分内容的战略。第一项要做的是恢复美国的筹码。美国的筹码自朝鲜开始核试验以来的十数年间丧失殆尽。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着手进行两件事以部分达到这一目的。其一，为保护美国国防安全，他曾批准增加用以保卫美国的全国性导弹防御发射器；其二，他承诺向韩国提供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简称萨德）来防卫韩国的部分领土。然而这些行动都激怒了中国，中国现在仍试图通过威胁来迫使韩国政府放弃萨德。 这其中包含了一个教训：如果想刺激中国对朝鲜有所实际作为，中国政府需要看到且也要感受到不作为可能会给其带来的代价。 基于此，为抵御朝鲜日益增强的攻击性导弹能力和核能力，美国政府需要加大努力对韩国、日本和美国进行更为强力的导弹防御部署。如果在保护这些区域居民的同时能够起到刺激中国的额外功用，那就更好不过了。 鉴于朝鲜的威胁具有核威胁的性质，美国也应重新审视在1992年作出的从韩国撤回战术核武器的决定。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在向欧洲部署“潘兴”导弹时，激起了政治反对的风暴，但在最后，这一行动却促使前苏联撤回了其在东欧部署的SS-20导弹。这一举措产生了所需的筹码以减轻由另一方引起的总体威胁。 美国方面也应该重新审视其在1987年与苏联签订的《中程核力量导条约》（INF），该条约禁止美苏双方持有该类导弹。俄罗斯据称如今正在违反这一条约。朝鲜和中国也正在部署类似射程的导弹。该类导弹可打击位于远东地区的美国设施和其他国家设施。 美国应该考虑宣布中止这一条约，并采取措施反制他国的该类武装力量。 第二项是进行外交努力，与朝鲜进行接触。在经历了这么多失败的协商以及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Otto Warmbier）死于朝鲜之手的事件之后，这个方法可能显得极其令人反感。但是为了在施加强硬措施时能赢得外交支持或默许，这在政治上也是必不可少。 外交努力可以通过韩国、美国、朝鲜，也许还有中国的情报机构秘密进行。这些情报机构间的有效沟通已历经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或者也可以通过先进行公开的、非官方的 “2轨”对话，再进行半官方的“1.5轨”对话来循序渐进地展开，以期最终能就可接受的条款进行官方对话。参与对话的意愿应当以公开和可信地方式表达。如果出现真正的对话机会，就要把握住。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针对半岛未来提出的“四不”原则是开展对话的一个起点，美国向朝鲜及其邻国担保，如果外交对话得以实际展开，那么美国不会寻求单边优势。 第三项则是通过秘密手段或网络手段启动计划以威胁朝鲜当前制度的生存。目的是改变金正恩关于其所受威胁的来源的算计。据估计，当前为实现这些目的所投入的资源相对较少（大约为三百万美元），这与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对抗苏联时在东欧所部署的资源相比微不足道。而且当时的成功被视为代价低廉。 朝鲜造成的挑战与东欧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造成的挑战有所不同，但朝鲜仍有诸多尚未被重复利用的弱点。 对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而言，在执行一个全面的策略的过程中满足韩国、日本及其他各方多元的需求都将是一个挑战。但是到目前为止，与其他方案相比，更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做法是通过深思熟虑且令人敬佩的领导力，与相关各方的密切磋商，以及投入切实资源的承诺来筹集必要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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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石油腐败：美国如何才能抵御魔咒 史蒂夫·科尔（Steve Coll）， 奥拉伦瓦杰·苏拉杰（Olarenwaju Suraju）西蒙·泰勒（ Simon Taylor ）， 萨拉·查耶斯（Sarah Chayes），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8月8日 |  石油产业陷入严重腐败争议。这些争议包括某些企业在气候变化方面立场的合法性，与石油生产国政府之间的交易等。作为回应，过去10年间，美国政府发挥其领导作用，推动这一行业更加透明化。这一问题包括了哪些纬度？美国的承诺现状如何？ 欢迎加入卡内基和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一起探讨全球见证关于壳牌公司在尼日利亚的活动的最新发现，以及为何这一关键经济部门的腐败问题如此重要、美国政府和企业如何才能在解决腐败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等话题。

中东 黎巴嫩总理就抵御区域动荡发表看法 萨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米歇尔·邓恩（Michele Dunne，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7月26日 |  萨阿德·哈里里总理详细阐述了在中东局势混乱背景下，黎巴嫩所面临的安全、经济、政治以及外交挑战。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威廉·伯恩斯对本活动进行了介绍，卡内基的米歇尔·邓恩主持了本次活动。

中美关系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农业用地使用与粮食系统 包道格（Douglas H.Paal），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7月19日 |  卡内基的包道格在参加CGTN的电视节目时表示，即将举行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将凸显众多分歧。他首先表示，对于这场即将举行的会议，新闻头条很可能是“没有头条”。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的重要性，这降低了他们单方面发动贸易战争的风险。

东亚局势 日本与西太平洋 史文（Michael D. Swaine），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7月13日 |  卡内基的史文在做客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的《对话杨锐》栏目时表示，与中国国内的普遍的看法不同，日本在西太平洋安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将是有限的。他对于安倍试图修改日本宪法的行为表示质疑，并认为，对日本而言，重新解释宪法也许是更加有效的途径。他还指出，中国对日本在南海行为的过度反应可能会使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恶化。

美国外交 外交挑战纵览 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7月12日 |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威廉·伯恩斯深入讨论美国对俄关系、G-20峰会期间特朗普与普京的会面、美国退出多边主义、朝鲜问题的处理以及对华贸易等话题。

核武安全 中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中的角色 包道格（Douglas H.Paal），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7月7日 |  在朝鲜进行了最近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后，卡内基的包道格接受了CNBC采访，他对中国在应对逐步升级的朝鲜威胁时扮演的角色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能发挥的作用一直期望过高，”包道格说。“而对于在帮助解决朝鲜问题中能得到的回报，中国一直期望过低，缩小二者间的差距很有必要。” 在被问到如果中国在应对朝鲜威胁方面是认真的，美国可以有何期待这一问题时，包道格表示：“这将首先，而且首要地体现在石油方面。中国已经小幅度地减少了对朝鲜的石油供应，这一做法已经推高了朝鲜街头的柴油和汽油价格，所以其效果是重要的。”尽管如此，包道格指出：“中国最关心的问题似乎是阻止新一轮的核试验，但他们对威胁美国的长程导弹试验并不十分上心。因为核威胁就在中朝边界，所以他们更加担忧核试验。” “如果中国对军民两用的产业的贸易进行干预，那将是重要的一步。军民两用的产业的贸易提供可用于武器制造的化学制品、金属材料以及成品，但这些本身都不是武器，”包道格说。他补充道：“再有就是大量的银行业务活动。当前，很多银行业务活动的规模都非常小，必须要仔细地筛查才能发现异常并予以制止。如果中国希望从这方面入手，它能够做的事情很多。” 在被问及中国是否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出路时，包道格回答道：“中国不得不参与朝鲜问题的解决过程，而且要成为解决方案的一员，但是美国或许也不得不与朝鲜开展直接对话。因为他们主要专注于他们眼中来自美国的威胁，几十年来，这方面的证据不断累积。所以如果我们不参与、不领导谈判，我们便会有麻烦。在处理朝鲜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有些勉强，中国既希望限制朝鲜的核计划，又不想付出失去朝鲜的代价。” “美国必须要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并且已有所行动。雷克斯·蒂勒森今年春天在纽约曾对此发表讲话。美国要消除中国的疑虑，我们的努力，并非是要颠覆朝鲜政权，然后再让我们在东北亚关系最好的盟友直抵中国边界，以此强化中国认为的美国威胁。我们希望以平等尊重中美两国在国家安全以及其他方面权益的方式来解决朝鲜问题。这需要时间和信任，但我们尚未走到那一步，”包道格说。 对于美国是否应对朝鲜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感到恐慌这一问题，包道格回应道：“不应该，我们一段时间以来已经预料到了这件事情会发生——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一部分。这表明朝鲜方面是认真的，在过去一年间他们便加速了导弹试射的进程，以展示他们重返大气层飞行器和弹体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制造两个或三个以上这样的武器对他们来说并非易事，所以我们无需恐慌。问题的确很紧急，但还没有紧急到那样的程度。所以我们还有时间同他们探讨冻结其试验，冻结其可裂变材料生产的可能途径，并厘清获得解决方案需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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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评论 欧洲对中国投资的吸引力为何超过美国？ 黄育川，《金融时报》 2017年7月24日 |  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直接投资以其规模和地缘政治影响闻名，但人们并不认为这种投资对中国全然只有好处。 中国私人投资者的目标是利用海外资产来实现自己资产的多元化，同时大型国有企业或者有背景的公司投资海外是为了接触到技术或者在战略性活动中构建全球影响力。 美国和欧洲的许多人因为这些投资的流入带来就业而对其表示欢迎，但其他人则抱怨不公平竞争，并认为将先进技术出售给中国人会带来安全方面的风险。 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美国。但这种看法有误。过去十年，美国仅占到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约2%-3%，对欧洲的投资要多得多；按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规模衡量，欧洲是与美国同一重量级的经济体。 正如我此前指出的那样，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令人意外地没多少，而来自欧洲的直接投资规模则大得多。这是因为那些来自欧洲的投资大多集中在制造业产品上，制造业产品是欧洲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对中国市场需求的更好补充，而美国的出口集中于农产品上。 经济因素只是部分解释了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差异。政治敏感问题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样，欧洲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更大，是因为两者的产业结构更为互补。此外，欧盟更愿意接纳此类投资。 意向行业各有不同。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发现，中国更多地投资于欧洲的公用事业和能源领域。汽车、交通和机械行业的相关活动，也反映出此类产品在欧中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的优势在娱乐、金属和矿业领域，不过，鉴于有人担忧此类交易的真实目的和中国外汇储备下降，中国政府现在正打击此类交易，比如大连万达（Dalian Wanda）拟议的以10亿美元收购美国电视制作公司迪克克拉克制片公司（Dick Clark Productions）的交易受阻。 对中国来说，进入欧盟市场要容易得多，因为它有更多的合作伙伴可选。可以视其为“分而治之”策略：如果某个欧盟国家限制一家中国企业进入，它可能通过其他成员国进入欧盟市场。（因此，如果英国退欧意味着无法通过英国进入欧盟市场，就可能降低英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尽管与美国某个州建立合作关系是可能的，但总括性的联邦政策约束着美国的企业，无论它们的总部在哪个州。与欧盟更为开放的环境相比，这是美国吸引外资的劣势。 安全担忧是美国的另一个障碍，因为该国的科技优势帮助它保持了领先世界强国的地位。 许多中国投资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的审查，后者决定美国与外国企业（尤其是外国国有企业）的交易是否引发反垄断或者国家安全问题。中国仅占美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小部分，但几乎占到其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案件的四分之一。 在高科技领域尤其如此。在2012年末，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提议，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应该阻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Huawei）的相关收购。 华为在欧洲的运气要好一些。英国曾设立一个特殊中心来审查华为的技术，最终确定其产品符合安全标准。华为目前占到欧洲、中东和非洲移动网络基础设施支出的近22%。相比之下，它在北美电信市场的份额不足3%。 然而，此类成功可能是短暂的。在英国退欧公投之后，英国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曾基于安全理由暂停由中法提供融资的核电站建设计划——尽管后来予以了放行——这表明她将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 在那后，一家中国家电制造商对德国高科技工程公司库卡（Kuka）的收购又在德国引发担忧。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最近表示，基于安全原因对中国投资持保留意见。 此外，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美国和欧洲公司抱怨自己在进入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内市场方面受到歧视。待遇对等已经成为它们谈判纲领的一部分。 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是正在谈判中的双边投资协定。但与欧盟的谈判受到英国退欧的干扰，而特朗普（Trump）政府可能抵制任何将鼓励美国公司加大海外投资的协议。 对欧洲和美国来说，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增加以及中国放开受限行业，将为双方带来明显的益处。这些协定应该得到所有人的优先对待，即便它们看上去跟现在的政治环境不大合拍。

中美关系 特朗普对华政策已误入歧途 黄育川，《华尔街时报》 2017年7月24日 |  上周，中美官员于华盛顿会面，共同出席全面经济对话，但是对话成果寥寥。双方在解决中美间34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问题上仍遥遥无期，此前对双边贸易平衡的关注一直都沦为了无用功。 中国解禁美国牛肉进口或抑制钢铁生产并不能使贸易达到平衡。这需要解决棘手的结构性问题，比如美国持续的预算赤字以及中国低迷的家庭消费率。二者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如果本来能处理与投资相关的问题，双方代表团投入的时间将更有成效。 传统的看法是，美国向中国进行的投资过多，使得美国流失了许多就业机会和竞争力。但是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只有1%到2%的投资流向了中国，中国也只有2%到3%的境外投资流向了美国。 数据不足部分解释了这些数字偏低的原因。国际间对外投资很多都经过了避税天堂，从而模糊了投资资金的来源。但是国家之间的对比可以帮助中和这种扭曲的局面。 譬如欧盟，它在经济规模上与美国相当。尽管二者十年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在过去十年里，中欧间相互投资的年资金流量是中美间相互投资的年资金流量的两到三倍。 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欧盟的制造业优势与中国的市场需求相辅相成。在中国任何大型的购物商场里漫步，你会发现80%的商品都来自欧洲。 欧盟向中国出口最多的商品是机械、运输装置以及高端消费品。这些产品都需要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支持市场渗透和服务。 与此同时，走访中国主要城市，你会发现有大量的美国品牌，譬如苹果、万豪和麦当劳。这些品牌很多都是以中国投资者购买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来运作的。实际的投资来自当地。或者，像苹果一样，投资来源于台湾，苹果基本不向中国大陆进行投资。 制造产品的出口和相关投资在中国国内市场基本上受到欢迎，也更符合欧盟的优势。同时，中国封闭的服务业阻碍了来自美国的投资，而美国的优势主要在高价值的服务领域，尤其是信息技术和金融。中国有大量的商业活动限制国外的投资者，主要领域就是服务业。让中国政府大幅放开市场准入，一直都是一场硬仗。 但是经济因素只是部分解释了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水平较高的原因。其他敏感因素其实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政治上而言，中国公司更易进入欧盟市场。如果某个欧盟的成员国限制了中国的市场准入，那么中国公司可以通过其他的成员国进入欧盟市场。 中国可与美国各个州进行合作，但是美国公司的更强的抱团倾向和联邦政策的支配性对中国投资者而言都是挑战。 安全问题在美国也更受争议。尽管中国仅在对美国的外来投资中占几个百分比，但中国在美国负责处理国家安全的委员会的审查中占了近25%。 这类问题导致了中国大型电信公司华为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美国市场。然而，这家公司却在欧洲找到了立足点，现在其在非洲、欧洲和中东的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占了约四分之一。 对于美国而言，在处理合理的攸关国家安全的担忧的同时，鼓励更多的双边投资，并且在高价值服务领域改善中国的市场准入状况会使双方都受益。 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希望抵制任何刺激美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协议。但即便双边投资协议在政治上不甚讨喜，它也应该在其议程中占据显著位置。

新书发布 《破解中国破解中国难题：为何传统经济智慧是错的》 黄育川，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21日 |  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全球大国关系的格局、重塑经济方面的讨论，并且得到极大的公众关注。尽管媒体和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传统观念通常是错误的。《破解中国难题》一书提供了中国主要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议题方面的全面且独树一帜的观点。 黄育川就中国经济分析中被广为接受但却存在谬误的观点发表了犀利的看法。他研究了中国潜在债务与房地产泡沫的前因后果，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关系，经济发展过程中腐败与政治自由化的关联，以及中国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有关论述。他解释道，之所以形成这样的错误观点，一部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在很多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受到市场和国家的双重驱动，这让开展精准且可塑的分析和研究的任务变得更为复杂。而且，在试图精确解读中国经济现状时，由于中国面积大、充满区域多样性，而且采用了独特的去中心化管理体系，无论从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想要进行概括与比较也困难重重。 本书不仅解释了那些专家们继续作为基础来构建错误理论的思想观念，还研究了这一谜题的成因。《破解中国难题》一书，为当前影响中国经济环境的几个主要经济与政治外交政策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矫正性的视角。

全球贸易 欧日自贸协定能否促使美国在贸易政策上改弦更张 埃里克·布拉特贝里（Erik Brattberg），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 2017年7月12月，《外交学者》 |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憎恶对欧洲和日本的影响最为严重。两者都受惠于美国领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才能有今天的安全与繁荣。作为主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欧洲和日本对塑造未来全球的经济秩序都起到巨大作用。在美国政府弱化传统上其在全球贸易议题上所扮演的领导者角色之际，反而看到欧盟和日本在该领域加紧努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双方在德国G20峰会之际达成一致，同意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既有实质意义又有象征意义。它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即该协定是否可能在特朗普政府决定未来贸易日程之际成为推动美国改变的转折点。 多年来，欧盟和日本都在寻求签署包含美国在内的单独贸易协定。对于日本来说，这项贸易协定为12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于欧盟来说则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与美国进行深度的贸易融合既有经济考量，也有地缘战略考量。 欧盟与日本将预期的与美国的贸易协定看作是维护以规则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种方式。它们通过（在劳工、安全、数字贸易以及环境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设定高水平的共同标准，以共同的规范和价值为支撑，迫使像中国一样的新兴国家作出调整。而且当中国在亚洲，俄罗斯在欧洲施加的压力不断增加之际，TPP和TTIP也将补充和深化日本和欧盟各自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 因此，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退出TPP，并且实际上搁浅了TTIP协商，这对日本政府和欧盟各国都是重大挫败。但这同时也加强了这两个经济体之间达成自己的贸易协定的渴望。虽然欧盟与日本的双边贸易谈判可追溯至2013年，但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说辞对双方都起到了刺激作用，以至于在7月初汉堡G20峰会前夕，双方就签订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EEPA）宣布在“原则上达成一致”。 这协议背后的经济数字就可以说明其重要性：日本是欧盟在亚洲继中国之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和日本加起来占到全球GDP的三分之一以上。通过这一协议，日本将降低乃至消除针对来自欧盟的葡萄酒、奶酪、猪肉和皮革制品的关税，而日本汽车则将在欧洲得到更好的贸易待遇。双方同意全面自由化工业产品贸易，还达成了其他条款。JEEPA还展现了双方在必要之时，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决心。通过这样做，它们也向美国政府传达了一个清楚的信息：加入我们，否则就承担落于人后的风险。 对于日本而言，与欧盟在这个节骨眼上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保证TPP的标准能被包括在与在日本息息相关的，美国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中（比如NAFTA，或者未来任何的美日双边贸易协商）。它可能也会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为TPP的执行增添动力，并且它还会帮助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中设定高标准。尽管希望渺茫，日本政府或许还希望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能给特朗普政府施加压力，促其重返TPP的谈判桌。 同时，对于欧盟而言，在等待特朗普政府澄清其是否有最终重启TTIP谈判的意愿之际，达成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展现其在英国脱欧之后继续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决心。欧盟与日本的贸易协定继加拿大-欧盟全面性经济与贸易协议之后达成。而后者在范围上对标TTIP。欧盟近期还与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与越南达成了其他贸易协定，并且目前在考虑就达成欧盟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澳大利亚政府发起谈判。这一系列举动使得欧盟，而非美国，成为了全球贸易的火车头。 推动欧日贸易协议的另一个目的是就争端解决机制达成一个单独的协议。这一协议将强调共同努力处理贸易投诉的重要性，而不是单方面诉诸国内贸易法。鉴于美国有可能适用一项国家安全条款来说明钢铁关税的理由，这个议题紧密相关。 因为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工业化国家，而不是中国，也将一体适用地受到这种关税的伤害，所以欧盟和日本都表示希望华盛顿继续致力于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来解决争端。 除象征意义和谈判手段之外，JEEPA的潜在实质性影响最为重要。随着针对欧盟出口的关税下降，生产或向日本出售牛肉，猪肉，葡萄酒，鞋子，化妆品，塑料和其他各种产品的美国企业可能看到其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力显著下降。更糟糕的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类似的协议也会影响到一些相同的产品。如果JEEPA生效，美国汽车制造商将在欧盟和日本市场同时处于劣势。此外，关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产品来源，汽车安全标准以及其他贸易概念的规则面临在没有纳入美方意见的情况下就拍板定案的危险。 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激发美国各产业和州长积极动员起来，以游说国会和白宫在多边贸易框架上采取更灵活的途径，即使这是通过与许多合作伙伴的积极展开双边谈判的方式。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和欧盟如何实施其协议，以及进口商会将多少从关税降低中节省的成本施惠给消费者。预测结果为时尚早，但美方的风险正明显上升。 尽管JEEPA忽略了数字贸易等重要内容，而且其批准可能将会经历漫长的过程，但欧盟与日本之间的协议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美国的领导力缺失的情况下，全球贸易自由化是否可行。尤其是，是否有可能以欧盟与日本为一方，以之后加入的志同道合的国家为另一方，形成一个更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一伙伴关系能否要么替代美国在贸易和全球化领域的领导力，要么刺激美国重返塑造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领导者队伍之中？ 目前，日本和欧盟仍肩负着让协议超越象征意义，让其落地生根的责任。随着美国在唐纳德·特朗普治下从全球化中退缩，其他自由民主国家需要加紧努力，在维持和进一步塑造美国在二战后率先精心打造的国际秩序方面付出更多。面对来自中俄两国前所未有的挑战，欧盟和日本在继续深化合作，扩大其全球化网络方面责无旁贷。如果他们能这样做，就应该促使其他美国国内的利益相关方更积极地倡导美国传统的贸易领导作用，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避免落于人后。 现在很清楚的是，日本和欧盟各国并不打算坐以待毙，傻傻地等待美国作出抉择。

学者文摘

台湾公民对中国的看法：两岸交流有怎样的影响？ Taiwan Citizen’s Views of China：What Are the Effects of Cross-strait Contacts? 王德育，郑夙芬 《东亚研究》（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第17卷第2期，2017年7月 |  接触理论认为群体之间的接触能够消除偏见，帮助树立对其他群体的正面印象。但不是所有的接触都能够起到这样积极的作用，偶然的随机的接触并不会对个人认知产生影响，甚至可能加深传统的偏见。作者以该理论为基础，以2013年，2014年进行的两次调查为数据来源，试图衡量两岸间日益加深的民间交往是否会让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民众以及中国大陆政府的印象有所改观。 两岸间的交流自马英九上台之后迅速加深，一系列经贸协议得以签订，大陆访台游客数量也得以激增。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民众与大陆民众交往的机会大大增加。2013年，2014年的两次调查都显示大多数的台湾民众都有与大陆民众的随机交流经历，也有相当比例的台湾民众拥有大陆朋友，或者与大陆人建立了工作伙伴关系。但同时，1995年至2014年间的数据也显示相当多的台湾民众都认为大陆政府对台湾执政当局和台湾人民有敌意。那么加深了的两岸交流对这样的感观起到了改变作用么？ 作者根据调查建立了三个自变量，即与大陆游客的偶然交流，拥有大陆朋友，与大陆人建立了工作伙伴关系，和三个因变量，即对大陆民众的好印象，大陆政府对台湾人民友好的印象，大陆政府对台湾执政当局友好的印象。统计结果显示，与大陆游客的偶然交流对台湾民众对大陆和大陆政府的感观没有任何作用；拥有大陆朋友会改善相应的台湾民众对大陆民众的看法，但不会改变其对大陆政府的看法，即使是拥有大陆朋友的台湾民众也继续认为大陆政府对台湾执政当局和台湾民众持有敌意；而与大陆人建立工作伙伴关系也不会改变相应的台湾民众对大陆人和大陆政府的看法。作者还衡量了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或者属于泛绿政党的台湾民众会比 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或者属于泛蓝政党的台湾民众对大陆怀有更加负面的印象。  这一结果对大陆政府的台海政策制定有着重要意义。一直以来大陆政府都试图通过加深经贸与人文交流来赢得台湾民众的民心。但这一结果显示交流本身并不是万能药。除非大陆政府能对其僵化的台海政策作出调整（尤其是在尊重台湾民众对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的强烈意愿方面），否则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负面印象并不会有显著改观

谁想要离开中国？ Who Wants to Leave China? 黄海峰（Haifeng Huang） 《东亚研究》（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第17卷第2期，2017年7月 |  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移居国外的数量前所未有地增长？本文通过调查发现，对国外社会经济情况持积极看法、尤其是过高估计的中国公民更愿意移居国外，之前存在因果关系。此外，文章还指出，政治知识与移居国外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包括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学生和富人阶级在内的中国公民移民国外的数量与日俱增。其中，移居美国的人数远超其他国家。一份调查显示，有约47%的中国富人群体计划移居海外。之前的调查尽管提到了移民主要考虑更好的社会、教育和居住环境，但是没有涉及国人是否在计划移民时获得了充足的信息。文章因此提出两个假设：1）国人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认识，尤其是过高的估计，会增加其离开中国的意愿；2）纠正了国人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过高估计会降低其离开中国的意愿。 文章对两组分别为1000人的中国公民做了调查。一组人社会经济背景更加多元。另一组是一二线城市大学的学生。调查询问了被试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八个社会经济状况方面的认识，分别为：人均个人收入，失业率，寿命长短，收入不平等状况，学业时长，住房所有率，空气和水源质量，以及自杀率。调查根据官方发布的数字和被试的回答进行比较，并得出被试的认识有没有过低估计，或者有没有过高估计，以及过低或者过高估计的程度。调查还涉及被试对国外政治情况的认识，主要是查看被试对于较大的政治事件的认知程度。调查通过其他一些列问题作为控制变量。文章指出，因为调查被试人群为网民，而不是采用的具有国家代表性的样本，调查的结果可能对于更加年轻的上网一族更具相关性。 文章最后得出，对外国社会经济情况的认知一直积极地影响国人是否想要移居国外，因此第一个假设得到证实。但是，对外国政治情况的了解如预料中一样没有显著地影响国人移民的想法。此外，在调整了国人对外国真实社会经济情况的过高估计之后，国人移民海外的意愿有明显下降，假设二也得到证实。

不仅仅向中国施加成本：重新考量美国的南海战略 Beyond Imposing Costs：Recalibrating U.S.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伍思诺（Joel Wuthnow） 《亚洲政策》（Asia Policy），第24期，2017年7月 |  美国在南海的政策未能解决两个问题：1）中国持续在南海地区建立军事和准军事力量；2）海上事件升级为重大冲突的风险。美国现有政策的替代方案侧重向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成本，遏制中国对南海地区进一步的军事化行为。但是这种做法既可能破坏降低风险的合作举措，又会迫使中国走向进一步军事化。作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角度重新考量美国的南海战略：在实践层面维持合作，更加精心调整的遏制措施，以及更加明确和一致的信息。但是作者也指出，美国的选择可能会受到中美关系稳定的需求和中国固有决心的影响。 文章首先列出了美国的南海战略面临的两个重要挑战：1）降低行动风险；2）加大对华遏制。近年来，中美政府宣布了双方在海空相遇增强信心举措，并根据相关原则进行演习，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主要的风险，即美国海军船只与中国海岸警卫队和海事民兵部队之间的可能的冲突依然存在。此外，中国在南海地区提升军事能力也对美国带来威胁。但是对中国施压的做法可能会弄巧成拙，激化地区军事化。 因此，作者提出，美国的战略目标应该包括以下几点：1）提升合作，降低风险。双边应就临时海空相遇行为准则签署备忘录，通过外交渠道对此进行监督。同时探讨海岸警卫队和海事民兵部队相遇的行为准则。此外、美国还应支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2）加大遏制中方的军力部署。美国应继续在南海地区的进行监督和自由航行；加大对该地区的军力和人员部署，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威慑；继续与盟友和伙伴国合作。3）信息传达。作者认为，应保持信息的明确性和一致性，目的是在强调合作的基础上传达对中方进一步军事化努力的反对态度。同时在官方渠道和民间渠道采取不同的信息传递方式，以达成目标效果。

澳大利亚和中国威胁论：管理模糊性 Australia And the China Threat：Managing Ambiguity 大卫·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 《太平洋评论》（The Pacific Review），第30卷第5期，2017年6月 |  中国威胁论自澳大利亚共同体成立之前就一直存在。过去二十年来，对中国的担心不再只关乎移民，更多地是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中国威胁论也时而陷入两难境地：虽然大选期间强调中国威胁可以作为有利的政治工具，但是，鉴于中国在澳大利亚经济中的独特地位，澳方当选领导人又需要调整其立场。因此，澳方政府对中国的公开言论不可避免地具有模糊性，体现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 社会话语模糊性主要是因为澳洲相当大一部分人口是华人。公众在住房问题上常常会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买家在澳洲大量买房，炒高了房价。很多公共言论指向这些用于投资资金“可能”是非法所得，买房是洗钱的一种方式。但是也有言论为中国投资者辩护 。在教育上，一方面澳大利亚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成为一大经济支柱。但是大量中国移民的后代也加重了澳洲本地学校教育资源的负担。 在经济方面，澳大利亚的经济曾一度依赖对中国的钢铁和煤炭出口，而中国经济增长一旦放缓，中国威胁论则又会浮出水面。话语的模糊性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与在国际关系上是美国的盟友相互抵触。 澳大利亚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也充斥着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崛起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美国可能会撤离该地区，这可能会影响澳大利亚一直以来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政策。 文章指出，澳大利亚政府从霍华德到吉拉德再到阿博特对待中国都先视中国为威胁，然后转为经济伙伴，这不仅没有解决中国威胁的问题，反而助长了话语的模糊性。作者认为，中国本身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对澳大利亚的威胁都不构成中国威胁论。造成这种话语模糊性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澳大利亚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以及美国为主导的政治观点和言论；其次是中国威胁论能够更大地煽动民意的想法。

中缅蜜松大坝争议中的不对等谈判：社会反对声音以弱胜强 Asymmetric Bargaining Between Myanmar And China in the Myitsone Dam Controversy：Social Opposition Akin to David's Stone Against Goliath 陈诗韵（Debby Sze Wan Chan） 《太平洋评论》（The Pacific Review），第30卷第5期,2017年6月 |  蜜松大坝（Myitsone Dam）项目的搁置是中缅双方不对等谈判的结果。项目协议最初于2009年签订。但是，2011年，缅甸国内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公民社会开始提出反对声音。 作者回顾相关文献后指出，项目局势的变化可以通过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s）和观众成本（audience cost）的理论来解释。Robert D. Putnam于1988年指出国内政治和国际合作密不可分。国际合作的前提是找到谈判筹码，即双方的重叠利益。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更多协议利益分配不均的信息流出，之前缅甸军政府与中方签订的协议遭到社会力量反对，所谓的 “重叠利益” 不复存在。对于吴登盛政府，社会反对成了蜜松大坝协议的谈判筹码。而观众成本包括国内和国外观众成本，即领导人在国际危机中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受到政治和名誉上的惩罚和负面影响。 作者接着分析了项目遭到反对的原因：1）社会文化原因。密松水电站位于缅甸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克钦邦（Kachin State），除了大量移民少数民族以外，缅甸的母亲河伊洛瓦底江（Ayeyarwady River）沿岸的文化也会灰飞烟灭。2）缅甸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随着缅甸国内民主化的发展，反对密松大坝的克钦人、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利用媒体解禁在意见表达上愈发活跃。尤其是“拯救伊洛瓦底江”（Save the Irrawaddy）运动将缅甸社会各个地区、民族和阶层不同程度地联合起来，这些都极大地提升了国内观众成本。 鉴于此，缅甸总统吴登盛宣布在其任内无限期搁置大坝项目。出人意料地是，中国政府开始与缅甸社会力量合作，寻求对项目的支持。作者认为，缅甸民间社会的发展限制了政府在争议项目中的外交选择。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变证实了这股限制力量。蜜松大坝案例表明，没有国内民众支持的双边协议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商业风险，对中国在海外的其他投资项目也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