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审时度势，知己知彼，循序渐进，不能超越国家能力和时代需求去大包大揽。承担国际责任必须与国家能力和发展阶段相适应。在很多敏感的国际和区域冲突和安全问题上，必须分清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承担责任的主次，中国的“越位”和“缺位”都不是合理的选择。尤其要警惕某些国家为了其自身利益而对我进行“忽悠”和“捧杀”的隐藏危险。

“金德尔伯格陷阱”与时代新命题的提出

近年来，当中国重新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之时，唱衰中国的“崩溃论”黯然退场，揣测中国国际动向的“陷阱论”悄然登场。一种论点认为中国崛起后必然在国际舞台上示强，将引起既有霸权国家——美国——的恐惧，从而使得中美冲突乃至战争不可避免。这种由于新兴强国的崛起和霸权国的恐慌而引发的国际冲突，被哈佛大学艾里森教授（GrahamT. Allison）称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载的新兴城邦雅典和霸主斯巴达的战争史。另一种论点“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Trap）则逆向思考：提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继续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这种理论逻辑源自美国经济史家金德尔伯格（CharlesP. Kindleberger）对19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演变的研究——当时英国作为过气霸主已无力保障开放的自由贸易，无力提供金融稳定秩序，而新兴强国美国又不愿扮演“最后贷款人”（Lenderof Last Resort）的角色，无法承担国际领导责任，终于使大萧条不断蔓延并冲击了整个世界。2017年1月，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发表文章将这种国际领导力青黄不接的状况概括为“金德尔伯格陷阱”，用以分析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种可能前景。

这两位美国教授都是成名已久的严肃的学者，倒不是武断地认为中美关系一定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或者“金德尔伯格陷阱”，而是参考世界历史经验并进行逻辑推演，提出在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两种理论假说。就国际安全领域的“修昔底德陷阱”而言，受制于很多现实条件的约束，例如中美经贸互赖、区域合作潜力、核恐怖平衡以及各自利益发展等，中美之间未必会爆发战争，但必须提防亚太地缘政治冲突将中美挟裹进来。至于“金德尔伯格陷阱”，更多地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发展领域，约瑟夫·奈注意到近年来中国正在承担大国责任，并不寻求推翻其从中受益的世界秩序，而是想增加在该秩序内的影响力，因此如果特朗普采取压迫性的对华政策，将可能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破坏性的“搭便车者”，从而使“金德尔伯格陷阱”从假说变成现实。

很多生造的“陷阱”概念乃是出版界和媒体的营销策略，原本不足为论，但是“金德尔伯格陷阱”所牵涉的中国国际责任和领导力问题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问题，值得仔细推敲。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以“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口号为标志的美国利益至上论开始流行，并且在自由贸易、气候变化问题上不惜与世界各国分道扬镳，令人不由得想起金德尔伯格对1930年代英国放弃国际领导责任的叙事。如果今日之美国放弃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那么中国是否会承担起沉重的国际领导责任呢？习近平主席今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持续的改革开放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中国人民诚恳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让世界燃起对中国扮演国际领导者的期待和信心。因而，由“金德尔伯格陷阱”引发的关于中国国际领导力的讨论迅速成为当今时代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的新命题。

“陷阱”的核心：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核心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早在1960-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Olson）等人提出相对于国内公共产品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它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亦即成本和获益超越单一国家边界、跨越不同世代、超越不同人群的共享产品。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包括稳定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开放的国际自由贸易、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国际安全保障体系与公海航行自由等。此后，金德尔伯格、吉尔平（RobertGilpin）、考尔（IngeKaul）、桑德勒（ToddSandler）等学者把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用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并结合国际现实完善概念内涵，把国际公共产品按部门领域划分为环境性、经济性、社会性以及制度或基础设施等类型。今天，世界和平、区域合作、自由贸易、经济增长、金融稳定、环境保护、传染病防治、知识产权保护、度量衡与标准的统一等大量容易产生外部效应的国际公共产品已经成为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对世界各国的发展、稳定与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际关系的“霸权稳定论”（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认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有赖于霸权国家提供稀缺的国际公共产品，包括稳定的通用货币、开放的自由贸易、可靠的国际安全和对外经济援助等。基本上，这是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称霸全球并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提供自由贸易、稳定的国际通用货币、经济发展援助和投资等公共产品的经验的总结。现在的问题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联邦政府强调的是“美国优先”，而不是国际责任，并且通过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反对多边自由贸易、质疑全球化等做法放弃美国过去承担的国际领导责任。

西方学者提出这个“陷阱”假说实际上是在问中国崛起以后是否愿意承担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既然国际公共产品是好东西，而且对其使用一般来说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也就是不限制使用的国家数量，而且一国的使用不会造成别国的损失，因此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每个使用者都希望别人付出成本，而不管自己是否应付成本。但是，国际公共产品的稳定供给一定需要巨大的成本，一定需要某个或某几个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带头扛起这个成本。有能力且愿意负责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大国，才会具备国际领导力，成为众望所归的世界领袖。因此，能否以及愿否承担我们这个时代急需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就需要结合历史和现实、世界局势和中国国家能力进行系统分析。

历史启示与现实问题：中国承担国际公共产品的条件分析

从世界近现代史上英、美两代霸主承担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历史经验来看，国际公共产品的稳定供给和大国国际领导地位的形成，既是世界经济史和国力长期发展演变所提供的机遇，也是大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并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而获得的和巩固的。在一战以前的一百年，英帝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完善的金融制度，保障了基于1816年《金本位制度法案》和英镑中心地位的国际金本位制度，为世界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当时，位于伦敦城针线大街的英格兰银行是世界金融的中心。而在二战以后的三十年，美国同样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综合实力，构建起“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运作，推动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1970年代以后，虽然美元挂钩黄金且各国货币联系美元的固定汇率制瓦解了，但由于美国综合国力的支撑以及制度形成以后的路径依赖特点，美元继续扮演国际主要货币的角色，多种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与金融公共产品，例如国际收支调节制度、国际信贷监督制度、国际汇率制度、国际储备制度、国际清算制度等也得以延续。

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探讨中国崛起以后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和形成国际领导力颇有启发。一方面，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可能承担起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重大责任，我们必须审时度势，既有所作为，亦有所不为。今日之中国，四十年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已经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国际贸易影响力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经济总量按名义GDP算已攀升到11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和一体化为代表的世界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我们毋需妄自菲薄。但是，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只有美国的61%，在军事、金融、教育、科研、软实力影响等方面中国仍然远远不及美国，绝对不可妄自尊大。

因此，中国固然可以也应当抓住世界政治经济变局提供的机遇，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当仁不让地承担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但是现在绝对不能揠苗助长、好大喜功地试图接替美国领导世界，否则就会陷入国家实力与国际战略双重透支的困境。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目前只是在部分领域，例如开放自由贸易、跨国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产业经济、大规模减贫和公共卫生等具备国际领导力和号召力，距离全面承担国际领导责任，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即便在这些中国擅长的领域，中国仍然需要遵守当年英美开创的很多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化体系。只有像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基因科技产业、大数据产业等新兴产业领域，中国才有机会主导制定行业规则、建立标准化以及确立话语权，而且这样的领域或行业领导力的维持需要经常与其他先进国家的同行协商才有可能。

另一方面，当历史演变形成国际领导权交接的机遇时，有实力且有所作为的大国应该善于通过制度设计为世界提供急需的国际公共产品种类，进而逐步取信于世界，逐领域掌握领导权。所谓“制度设计”，包括基础性经贸合作制度、国际金融和信息治理制度的创建，也包括通过对既有国际组织和国际公共产品的支持与改革而形成制度改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惠及亚非欧各国的经济发展，属于创建新的基础性经贸合作制度，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投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属于创建多边国际金融制度，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并提出自己的方案属于创新信息治理制度。中国对联合国组织体系的大力支持，对IMF和世行治理改革的积极参与属于国际体制的制度改良。而对《巴黎协定》的捍卫和中欧“绿色联盟”、“低碳经济”的推动，则结合了制度改良、制度创建以及产业升级等要素。必须指出：这些制度设计只是我们在相应领域建立国际领导力的初步尝试，只是掌握国际领导权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中国还需结合世界形势的发展不断充实制度内涵，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通过实实在在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和制度绩效取信于世界，才有可能形成公认的、真正的国际领导地位。

新版全球化：树立中国的国际领导者形象

如上所述，中国已经具备在若干领域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能力与条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也对中国的国际担当寄予厚望。近年来，习主席借G20、APEC、世界互联网大会、达沃斯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峰会等多个国际场合发出中国愿意勇于担当、有所作为的声音，为促进世界和平、可持续发展以及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中国方案。目前，深化全球化、应对气候变化、“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的运作是中国积累国际领导力的重要领域。

当代世界，全球化为多数国家带来投资、贸易与经济发展，因而是兼具经济性和基本制度结构的国际公共产品。近年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都遭遇到双重挑战，一是由于不同国家、不同人群存在资源与禀赋差异，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中获利不均，甚至出现贫富差距扩大、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增强的问题；二是特朗普以美国利益为优先，认为美国不再是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中的受益者，对全球化产生逆反心理，要求废除或修改对外自由贸易协定，放弃了原本作为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体系的保障者角色。从今年5月底意大利西西里岛的G7峰会到7月上旬德国汉堡的G20峰会，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都与其西方盟友和主要工业国起争执，而奥巴马时期力推的以美国为中心的高标准自贸体系TPP（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更是被特朗普一甩了之，引起其亚太盟友的恐慌。

可以说，2017年，世界见证了美国作为全球开放自由市场的领导者形象的崩塌，也见证了崛起的中国勇于承担责任推动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共促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崭新领导形象。习近平主席1月17日在达沃斯论坛演讲的主题即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接续了中国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利马峰会上的主张，呼吁共同努力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让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强调应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习主席系统阐述的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联动、公平、包容发展的中国方案，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精神和领袖风范，在世界各国舆论形成了广泛的积极影响，为中国塑造出积极的国际公共产品（全球化、自由贸易、包容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提供者的正面形象。这是21世纪新版的或者说是中国版的全球化，其特点着眼于克服旧版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包容性弱等弊端，建设一个更自由、更有活力且更公平的世界经济体系。

应对气候变化：中、美进退之间的历史嬗变

同样是在2017年，在举世瞩目的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两国几乎就在一进一退之间完成了气候政策领导权的历史性交接，世界正在形成中国与法国、德国等国携手捍卫《巴黎协定》的新格局。气候变化是十分典型的环境型国际公共产品，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各国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2015年12月，包括美国、中国、欧盟在内的将近2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这是继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文本，决定了2020年以后人类治理全球气候变化的基本面貌。《巴黎协定》号召世界各国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条款。2016年11月4日，联合国气候大会组委会发布公报宣布《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强调该协定的生效体现了世界各国面对气候变化采取全球行动的坚定决心，是人类在战胜气候变化威胁上的一个历史转折。

但是特朗普以《巴黎协定》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就业机会为由，于今年6月1日宣布美国退出协定，并且在今年G7和G20两次峰会上就气候变化的应对问题与其西方盟国和主要工业国家唱反调。结果，G20峰会的书面成果不得不以“19+1”的奇特表述形式分别罗列19个参会国与美国的两种主张，分裂了世界共识。西方乃至世界的主流舆论大都指出，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绝不只是反映美国与其他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专业意见分歧，而是反映出美国无视国际社会的科学、民主的价值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味以美国利益至上的自私态度放弃国际正义事业，形同在气候公共问题上放弃美国的大国责任与领导权。

而习主席代表中国在多个国际场合坚决支持《巴黎协定》并承诺将完全履行规定的中国义务，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作出中国的贡献。最近，中国和欧盟联手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联盟”，以共同采取措施，加快“不可逆转”的摆脱化石燃料的进程，巩固《巴黎协定》的历史性成就，并且共同同意着手帮助最贫穷国家发展“绿色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对此，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评论都洞察到中国正在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将自身塑造为应对世界气候变化、促进环境保护的领导者，也就是此类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国际责任的当仁不让的承担者。当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旗帜角色离不开法、德等国的合作，在履行承诺的时候必须遵照“共同但有区别”的公平责任原则，不可孤军深入，防止欲速不达。

“一带一路”与亚投行：新时代的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区域经济合作、国际自由贸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国际安全互信等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集中体现，同样由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也是促进基础设施融资建设的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园区建设、跨国货运联营与自由贸易，旨在建设大范围、高水平、深层次、高标准的区域经济合作与自由贸易网络。今年5月中旬，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汇聚在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论坛在汇聚各国发展共识，促进贸易投资、振兴产业经济、提升国际互信等取得了成果。

中国政府宣布将加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未来3年总体援助规模不少于600亿元人民币；将向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用于发起中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合作倡议；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共同推动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与难民救助项目。截止今年6月底，我国已在2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园区，占在建合作区总数的73%，累计投资186亿美元，入区企业1100家左右，总产值超过50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2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8万个。至于亚投行，其自2015年底在北京成立以来，以精简（Lean）、廉洁（Clean）、绿色（Green）为核心理念，不断完善作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并且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在多个亚洲发展中国家推进多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投资项目，得到世界各国和国际金融界的好评。截至6月底，亚投行已获得世界六大洲77个国家的支持和参加，而且今年以来国际两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和惠誉公司都给予亚投行最高信用等级的评级，表明世界对这一崭新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信任，这也是对中国创建之功的认可。

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本身就是中国崛起以后为世界提供的新的一类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目前推动“一带一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心固然在亚欧非三大洲，但是大洋洲和南北美洲的很多国家愿意积极参与，我们也来者不拒。中国秉持着“众人持柴火焰高”的态度，不断扩大“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不断汇聚国际发展共识，使得中国倡导和创意的国际经贸合作与基处设施建设成为全球性和包容性的国际发展平台，为世界与区域经济发展及全球治理的改善作出积极贡献。这是中国版的崭新的优秀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方案。

受众视角：中国国际领导形象的民意评估

 从促进公平和包容的全球化，坚持开放的国际自由贸易，捍卫《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倡建亚投行，中国的积极态度、责任担当、可靠方案和强大实力都说明今天的中国绝不只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搭便车者”，还是很多领域的重要的贡献者和责任承担者。对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肯定中国在多个领域的领导地位，甚至美国的很多州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界也赞扬中国的积极贡献，并愿意加入中国倡导的多项国际合作发展计划。

对于中国国际领导力的评估，还可进一步从受众的角度进行分析，亦即考虑各国社会舆论的评价，为此需要使用国际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根据2014-2016年亚洲晴雨表调查计划（Asian Barometer Survey）对亚洲14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舆论调查，有10个国家的调查样本显示接近或多于50%的民众认为中国是目前亚太区域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若将调查问卷的时间参照点改为对于10年以后的预期调查，则有12个国家（除了越南和菲律宾外）的50%以上的民众预期中国将是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而根据美国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 Center）今年公布的国际民调，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经济总量的61%左右，但是全球民众对美、中两国的好感度分别是49%和47%，考虑到调查误差，这两者可谓难分伯仲。在皮尤中心所调查的能够代表全球社会舆论的38个重要国家中，有24国民众认为美国现在还是世界领袖，但有12国民众则选择中国为新的世界领袖，而在两年前这两个数字还是32对6。而且，就连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民众也多数认为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这些最新的社会调查数据表明，虽然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还未完全滑落，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世界民众认知中国作为国际领导者的地位，中国的国际领导者的形象正在快速提升，并且越来越清晰。当然，也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有所为，有所不为，虽远必至

国际领导力与国际责任是一体两面，国际责任是国家能力的延伸。有多大的能力，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善尽国际责任者才能赢得国际领导力。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是对大国领导力的考验。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的国际领导力，实际上是评估中国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能力、条件与意愿。评估的基本标准是实事求是：根据国情与世情的“实事”，对国家能力与国际责任的规律“求是”。评估的结论是中国应该当仁不让在擅长领域有所作为，建立本领域的国际领导力，同时避免在实力未逮和时机不成熟时全面出击，以免造成战略透支，此则有所不为也。

对于有所作为的事业，中国刚刚起步，还有很多问题要应对，很多坡坎要跨越。在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上，我们提出的促进更加包容、更有活力、更可持续的全球化，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与社会公平公正效果的兼容，就应该从我做起，起到国际示范作用，并通过具体的制度创新加以充实和完善。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必须认识全球碳排放的历史与现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系统思考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问题，坚决、到位地履行《巴黎协定》，对人类共同家园的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而在“一带一路”建设上，中国的海外投资和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必须注重国别和项目风险管理、投入产出分析、增强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等，使得项目投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不断提升国际安全与互信水平。此外，亚投行作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目前起步良好，信誉初见，宜进一步帮助它建成最高标准、最优品牌的顶级国际金融机构，同时保证它的发展符合中国政府战略引导的方向。如此，亚投行才能作为国际公器发挥出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大战略效果，而非一般性金融机构的战术角色。

在有所不为方面，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公共产品种类繁多，有的环境型、基础设施型公共产品成本巨大，维持稳定的供给殊为不易；有的经济性社会性公共产品不仅得满足需求，还得争取各方使用者的认可，经常众口难调；有的和平与安全的公共产品政治敏感度高，难度极大。对于刚刚崛起的中国来说，很多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因此，我们必须审时度势，知己知彼，循序渐进，不能超越国家能力和时代需求去大包大揽。承担国际责任必须与国家能力和发展阶段相适应。在很多敏感的国际和区域冲突和安全问题上，必须分清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承担责任的主次，中国的“越位”和“缺位”都不是合理的选择。尤其要警惕某些国家为了其自身利益而对我进行“忽悠”和“捧杀”的隐藏危险。

此外，国际领导力的建设既需要强大的国家“硬实力”的支撑，也需要具备影响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话语权的“软实力”。对于后者，我们还比较欠缺。最近，英国波特兰公司公布“2017年全球软实力排名”，中国的文化指数名列全球前矛，显示中国在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开发上的优势；“一带一路”建设大幅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参与指数的得分，亚投行建设也提升了中国在多边外交和区域治理的能力。不过，从综合指标来看，中国的软实力总体排名仅名列全球第二十五，而法、英、美则名列前三。当然，这种排名受指标设定、分值偏好、评估方法的影响，未必真实客观地反映中国的实际影响力，仅供参考而已，但也从某些方面提醒我们应该加大力度支持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上的学理研究、创新和传播。这是中国今后全面承担国际领导力的必要准备，也是中国进一步贡献国际发展和全球治理所需的理论创新。

综合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的战略互动来看，我们还需要持续的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确保在建国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迈向全面的国际领导力之路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战略决心和耐心，从现在开始，稳步前行，则虽远必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