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是一群被过度信赖 但名不副实的名利之徒
1
经济学家预测对了房价了吗
几乎没有
经济学家预测对了金融危机了吗
几乎没有
经济学家的话你相信吗
几乎不相信
科技革命跟经济学家有关系吗
没毛关系
互联网的兴起跟经济学家有关系吗
没毛关系
如果说推动这个世界进步的
是一群企业家和科技创新者
他们当中有哪几个受益于经济学家
几乎没有
那就奇了怪了
经济学家如此百无一用
为什么还招摇过市
到处骗吃骗喝还拿高额出场费
2
林毅夫与国内经济学家又撕起来了
凡是林毅夫支持的
他们就反对
林毅夫是支持政府作用的
他不好意思使用凯恩斯主义字眼
用了一块新招牌——
新结构经济学
美其名曰——超越凯恩斯主义
就思想脉络而言
内核还是凯恩斯主义主张
国内许多经济学界是反感凯恩斯主义的
反对林毅夫主张就成为义务和使命了
林毅夫每次都站在风口浪尖
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开张后
来了一位重要客户——
吉林省委省政府请他来开药方
东北振兴如何再出发
方案一经推出就被各种怼
怼的一方不用认真也不屑看方案的
刚好趁机对林毅夫主张一起清算
这就是国内经济学界状况
经济学家之间吵架姿势其实不好看
为了反对而反对
林毅夫至少有可取之处
他的方案是公开的
但反对一方除了理念上攻讦却从来不提方案
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灵
企业和行业可能死了好几波
进行了好几轮迭代了
经济学家还在用过去的统计数据做模型
还在为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做争辩
还在为要不要产业政策做争辩
而不是深入不同市场不同区域
不同行业发展阶段与特点做研究
这样的经济学家是不是特别浪费粮食
这样的经济学家是不是越来越没用
这样的经济学家是不是不值得信赖
3
回顾仅有200多年历史的经济学
严格来说,有用的经济学
只有一种——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如果非要再举一个,那就是——
凯恩斯修正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
劳动分工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资源禀赋说也就是
比较优势理论
他们两位说的其实是一回事
斯密更加形象李嘉图更加抽象
斯密和李嘉图理论
基本上可以解释此后二百年的经济发展
无论是工业、贸易还是产业转移
回答了一个主要问题——
国民财富是如何产生的
核心理论都被他们发明了
马克思就只能另辟蹊径
问一个浅显但引发革命的问题
财富是有了,可是怎么分配呢
斯密和李嘉图会哭晕在墙角
按劳分配啊,按资源禀赋分配啊
No、No、No
为什么资本要拿大头
劳工累死累活却一无所有呢
马克思就这样傻傻地问
他提出了无产者概念
于是资本论横空出世
这下轮到全世界都傻了
后面波澜壮阔的历史你们都知道了
一个傻问题可能引发腥风血雨
4
又过了一百年
有一位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剑桥教授
想必没事干天天去菜市场
看着菜市场里的绅士和淑女们
挥舞着两个手指头在砍价
马歇尔灵机一动,
市场不就像一把✂️吗
这一闪念,就是迄今著名的菜市场理论——
他给卖菜的绅士取了名字叫供给
给买菜的淑女取了个名字叫需求
菜市场理论和剪刀差的发现
也是石破天惊的
经济学就被规范化了
斯密和李嘉图理论也可以打包归为——
供给侧了
供给侧的核心含义是如何发挥
人口、土地、技术等要素资源的作用
这一派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古典经济学派
古典经济学派就关心一件事
财富是怎么来的
来自分工、来自比较优势
是不是So So Easy
林毅夫给吉林省开的药方
其实就是一个古典经济学药方——
吉林的比较优势大概也就剩一条路了
发展轻工业——东部沿海都不干的
因为结论如此简单
所以网上炸锅了——
这还用你说
不明真相群众总是如此
容易为高深莫测的东西陶醉
也容易被更为漂亮的词语蛊惑
倒也是,东北话在海南三亚
已经是三亚最标准普通话了
5
供给需求概念的横空出世
让经济学家们有得忙了
经济学本来只是政治学下
不入流的分支
有了供给需求概念
就可以画供给需求曲线
有了曲线就完全可以引入数学工具
经济学家由此摇身一变
具有了数学思维
就如搞企业要有互联网思维一样
经济学与政治学越走越远
与现实走得越来越远
与数学越走越近
只要离开了数据,经济学就会瘫痪
这时发生了资本主义历史上
最严重的危机——大萧条
也就是资本家每天含泪倒牛奶时刻
大萧条宣告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理论
供给侧发财梦想的失败
你不能每天只顾埋头生产啊
地主家余粮多了也发愁啊
资本家急死了
验证了马克思资本论的预见——
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就在身边
财富不能建立在普遍贫穷的基础上啊
更为不妙的是,
彼时苏联集体农庄正搞得如火如荼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重新在西方蔓延
危难之际,
一位白马骑士从天而降
这就是让后世经济学家爱恨交织的伟大的——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拯救资本主义的小册子名叫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通论的核心思想是——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有效需求不足,政府来买单啊
你得让人有工作才能有收入
有收入就会买更多面包和牛奶
资本家就不必费神倒牛奶了
问题是政府怎么买单呢
凯恩斯主义者喜欢讲破窗理论
一个形象的故事
窗户破了就会再买玻璃
玻璃生产商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了
这几天北京东三环又修路了
据说去年才刚修好
把路面挖了重新修一遍
你看这又得养活多少人对吧
至于政府买单的效率啊
那不是凯恩斯关心的
那是政治学者需要注意的
凯恩斯药方开了有点大
为了自圆其说提出了三条规律:
——边际消费递减规律
——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
——流动偏好规律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有钱人吃饭开支占比会越来越少
——工厂越大工人越多效率越低
——零利息借钱不要,负债太多累觉不爱
最后一条流动偏好
许多人可能觉得匪夷所思
零利息的钱为啥不要啊
负债太多之苦只有日本企业懂
凯恩斯药方一出资本家都懂了——
就是把工人养肥了才能赚更多呗
嗨嗨嗨
马克思百年前就提醒你们了还不听
6
凯恩斯把大家都惊醒了
并从此达成了共识——
政府和市场之间建立了一条
永久的秘密通道——
面干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面就是需求侧——投资、消费、出口
水就是货币
至此以后,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
天下再无危机
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经济危机起死良方
2008年金融危机后
林毅夫被遴选为世界银行副行长
兼任首席经济学家
世行履新期间他提出了
超越凯恩斯主义口号
为什么要超越凯恩斯主义呢
因为战后30年
是西欧北美日本繁荣的30年
也是凯恩斯主义横扫天下
声誉正隆的30年
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险些让凯恩斯主义被扔进垃圾桶
一是石油危机全球通胀高涨
二是货币主义和自由主义崛起
饱暖思淫欲
人啊就是这么个贱贱的样子
日子一好就蠢蠢欲动无非两个字——
自由
有个奥地利年轻人叫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二战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上学
特别想撸起袖子甩开胳膊上战场
可是你一个奥地利人
英国人怎么可能让你加入
万一反水了怎么办
哈耶克于是就很郁闷
然后在图书馆里狂读书
把英国历史上自由主义书都看了一遍
看完一遍还不够
还勤奋做笔记
四年之后,
他把抄下来的内容集成一本书
取了一个注定十万+的名字
标题党都自愧不如啊——
通往奴役之路
核心思想就是:
政府别干预
集体农庄将是人类的灾难
通往奴役之路一经出版
非常尴尬啊
二战英雄丘吉尔正被本国人民抛弃
战后英国人对社会主义是相当向往
到了19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上台时
在经济体制上
英国已差不多社会主义化了
好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工人参加罢工
家属也可以领取罢工补贴
哈耶克一看英国不对啊
然后就跑美国去了被英雄般追捧
从此以后
哈耶克就是凯恩斯主义死敌了
7
哈耶克压根不是经济学家
但他在1970年居然获得第二届
诺贝尔经济学奖
可见大家对凯恩斯主义多么不满
那也没奈何啊
此时另一位神助攻崛起了
此人五短身材一脸和蔼慈祥
他的名字叫——米尔顿·弗里德曼
他找到了凯恩斯主义的破绽——
通胀通胀通胀
政府一旦习惯了乱花钱
是绝对不会再过节衣缩食日子的
凯恩斯的三大定律堪称天衣无缝
但万万没有想到
政府花起钱来谁也控制不了
民主政体国家不是有议会吗
议会不就是限制政府乱花钱吗
Simple &Naïve
议会才是花钱如流水背后推手啊
每个议员都想给自己的选区
或者给支持自己的财团好处
议员们团结起来花钱更狠
比政府更加不受节制
他们只需要通过巧立名目立法
钱就会源源不断花出去
要不然怎么解释
美国政府欠了那么多钱,怎么欠的啊
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政府和议会的贪婪
造成的后果就是货币哗啦啦出去了
弗里德曼就把凯恩斯主义
当作滞胀的替罪羊了
凯恩斯如果活着会说
他们这样乱花钱,我也很绝望啊
弗里德曼却说
已经集聚起来的权力是不会再还回去的
通胀只有一个原因——
政府开足印钞机马力,哗哗哗印钞
无论是哈耶克还是弗里德曼
最想干的事
就是斩断政府和市场之间
由凯恩斯撩拨起来的秘密通道
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派舵主
芝加哥自由经济学派的宣言是:
小政府大社会
政府别干预经济
让市场自由选择
自由派学者会质问——
身为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的林毅夫
怎么可以支持产业政策
怎么可以让政府主导经济发展
为什么要背叛芝加哥精神呢?
残酷的事实是
以芝加哥自由学派支撑的华盛顿共识
在南美试验破产后
芝加哥大学学派的影响力每况愈下
对于林毅夫来说
真正信奉的是发展经济学的精神
也就是回归古典主义——
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和
大卫李嘉图的资源禀赋
8
回到1970年代的历史图景
滞胀让经济学大爆发
但经济学从此走下坡路了
各种学派流派风起云涌
什么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
供给革命等等粉墨登场
经济学不再像古典学派那样
思想深刻清晰
敏锐洞察经济社会肌体变革演化
被数学工具绑架之后
已经没有现实解释力了
这当然让人痛心
70年代之后,经济学已经死了
沦为经济学圈内自娱自乐
就如诗歌死了诗歌研还在
传统媒体死了新闻学院更加活跃一样
凯恩斯之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
正如林毅夫之于张维迎和许小年
张维迎许小年存在的唯一价值
就是狙击林毅夫
林毅夫名气越大
许小年和张维迎的出场费也越高
9
林毅夫给吉林的报告
就没有问题吗
当然有,而且非常大
但问题也绝不是那些反对者的扣帽子
托尔斯泰不说了吗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东北经济问题
一千个人可以说出一千条
每一条可能是结果但不一定是原因
要不然就问一个问题
与底特律比起来
长春问题难道更严重吗
底特律是没有市场自由吗
当然不是
林毅夫的报告
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梳理吉林官僚体系
没有梳理吉林整个财政和资金资源
吉林的出路可以学习重庆
2000年的重庆会比现在东北好吗
当年重庆先干了两件事
一是把中央转移支付但分散的资金集合使用
二是做了大量土地储备
第一条使得重庆大干快上修路成为可能
第二条使得重庆后续发展积累了长足资金
中央给吉林的转移支付不会少
尤其是涉农资金
可是为什么吉利没有大农业集团
长春是汽车城电影城
汽车产业链里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机会
怎么干
长春还有吉林大学得天独厚条件
用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孵化吉林大学的技术转化
就像斯坦福之于硅谷
东北振兴需要的是务实
需要的是有用的经济学工具
需要发挥已有产业基础的比较优势
让三分之一干部停薪留职下海创业
就像当年江浙发生的那样
干部不动
市场也不会动
东北就缺一个字:干
如果说缺两个字:干劲
林毅夫针对吉林报告里
没有将吉林的党政资源和
中央落地政策作为振兴源起
而仅仅是梳理自然社会资源禀赋
那当然是差评
你不把有形之手找出来
无形之手怎么跟你干啊
市场对产业和企业选择
依赖企业家精神
但报告既然是给政府看的
难道不给干部动手术吗
不要忘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
不仅仅是企业家努力
政府也很努力
干部状态动不动就是
白加黑、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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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最大悖论是什么呢
如果是完全自由市场
政府什么都不干预
那99%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存在必要
因为企业家比经济学家看得更透
如果是完全计划经济
那99%的经济学家也没必要存在
因为政府都给你干了
经济的最大悖论是什么呢
只要经济陷入危机
大家都会眼巴巴看着政府来拯救
经济学家就会设计各种拯救方案
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最大悖论是什么呢
身价取决于凯恩斯主义者的努力
就如张维迎和许小年、田国强等
在每次批评林毅夫中
刷存在感一样
凯恩斯主义者最大悖论是什么呢
他们经常制定拯救危机方案
但自身却陷入信任危机
林毅夫的最大悖论是
他想政府和市场两边下注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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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对经济学家下定义
就如医生、老师
牙医、做心脏手术都是医生
幼儿园老师、博士生导师也是老师
既然经济学家之间都吵得不亦乐乎
吃瓜群众就姑妄听之
他们吵架只是为了抬高身价
他们也是一群沽名钓誉名利之徒
有一点可以肯定
经学家可能总结了一些道理
那些道理未经经济学家总结
人们的行动和行为已经遵循
物理学家发现新的粒子
可能开启新的科技革命
经济学家的新发现
也许是菜市场大妈或广场舞大妈
早就玩腻的东西
包括费雪在内的著名经济学家
炒股没有不亏死的
既然全球大部分企业家创造财富
不依赖于经济学家
那你该听谁的不就很显然了吗
有一点需要明确:
解释经济现象并非是经济学家特权
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
企业家和消费者都可以解释
但不必戴着经济学家头衔
而且经常可以解释得更好
附读:经济学家怎会错得这样离谱?
编者按:
本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撰写的文章,2009年9月刊于《纽约时报杂志》。在此经济危机爆发10年之际,第一财经特重刊旧文,以史为鉴。
克鲁格曼在文中对经济学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他们应该对危机负有责任,并直指目前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弊端。他认为,经济学家们总体来说错误地用漂亮的数学模型所装饰的美代替了对真的追求,坠入古老的理想化的经济观的情网,对于经常带来泡沫和崩溃的人类理性的局限,对于失控的制度性缺失,对于可能给经济运行系统带来突然的、不可预测的冲击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缺陷,对于监管者自己缺乏监管的信心时会产生的危险,他们全都闭上了双眼。
《经济学家怎会错得这样离谱?》
一、误以为美为真
如今的人们很难相信,就在不久之前,经济学家们还在为自己研究领域的成就得意洋洋。他们自以为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涉及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给经济学家的职业开辟了一个黄金时代。在理论方面,他们认为内部的纷争已经解决,于是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宏观经济学的状况》(The State of Macro,所谈的话题是研究类似衰退等大问题的宏观经济学)的论文中,当时在MIT任教、如今已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奥利弗·布兰查德宣称,“宏观经济学的状况很好”。他指出,过去的争论已经结束,出现了“广泛的观点融合”。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学家们则相信事情已尽在掌握: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在2003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致辞中宣称,“防止经济衰退的核心课题已经攻克”。2004年,当时在普林斯顿任教、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提出,过去20年间经济波动的“大缓和”值得庆贺,他本人也从改进经济政策制定的角度为此作出了贡献。
然而到了2008年,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预见到了这场危机的降临,不过预测的失败对这个研究领域而言却是最次要的问题,更深刻的缺陷在于这个行当里的人们对于市场经济发生灾难的可能性全都视而不见。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中,金融学家们越来越相信市场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也就是说,股票和其他资产的定价总是正确的。在流行的研究模型中,根本没有2008年发生的那种经济崩溃出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学家们内部的看法虽然还不统一,但主要的分歧却存在于如下两派之间,一派坚持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从来不会偏离正道,而另一派尽管相信经济有可能时不时会出现偏差,但也以为在全能的美联储的干预下,任何与繁荣之路的重大偏离都能够并且将会很快得到纠正。这两派都不准备接受一个在美联储的最理想的干预下仍然可能误入歧途的经济体。
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学家们的路线之争变得空前激烈起来。卢卡斯说,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次品经济学”的产物,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约翰·科克莱恩也说,这些计划的理论基础都是些虚幻的“童话”。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龙作出的回应则是指出了芝加哥学派在学术上的崩溃。我本人也曾在文章里提出,芝加哥的经济学家们的评论乃是宏观经济学的“黑暗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时代,许多来之不易的古老的真知灼见被人们所遗忘了。
经济学家这个行当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在我看来,经济学家这个行当之所以误入歧途,原因在于经济学家们总体来说错误地用漂亮的数学模型所装饰的美代替了对真的追求。在20世纪的大萧条到来之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资本主义视为完美或接近完美的经济体系,这样的观念在大规模失业现象面前难以为继。可是随着大萧条的记忆逐渐淡去,经济学家们又重新坠入古老的理想化的经济观的情网,在那种理想化的经济体中,理性的个人在完美的市场中相互作用,只不过这次多了些神奇的方程式作粉饰。可以确信,与理想化的市场经济破镜重圆,部分原因来自政治风向的调整,部分原因来自经济利益的刺激。当然,尽管胡佛研究所资助的学术假期和华尔街提供的工作机会都不可小视,但经济学研究遭遇失败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这个领域过于强调无所不包的、追求精美的方法,过于希望给学者们提供炫耀自己数学天赋的机会。
不幸的是,这种高度浪漫和提纯的经济观导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忽视了所有可能出现偏差的问题。对于经常带来泡沫和崩溃的人类理性的局限,对于失控的制度性缺失,对于可能给经济运行系统带来突然的、不可预测的冲击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缺陷,对于监管者自己缺乏监管的信心时会产生的危险,他们全都闭上了双眼。
要判断经济学家这个行当将走向何方,则是个远为困难的课题。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学家们将必须努力适应混乱不堪的局面,也就是说,他们将不得不承认非理性的、经常属于不可预测的行为的重要性,不得不直面市场中经常出现的特定的不完美,不得不接受精巧的“大统一”经济学还在天边的现实。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这将意味着对于经济政策的建议需要更加谨慎——并且克制出于市场自身会解决一切问题的信念而取消各种安全机制的愿望。
二、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再回潮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创立通常要归功于亚当·斯密在1776年所发表的《国富论》。在接下来的160年间,经济学理论体系蓬勃发展起来,其核心思想是:相信市场。经济学家们固然也承认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形,其中最重要的例子莫过于“外部性”,其含义是指某些人的行为给其他人造成了负担,却并不需要为此付钱,例如交通阻塞或者环境污染等。然而,“新古典经济学”(这个术语来自19世纪后期那些把“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提升为精炼的理论的学者)的基本假设还是说,我们应该对市场体制充满信心。
不过,这样的信心却被大萧条给粉碎了。当然,即便是面对全盘崩溃的局势,仍然有某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市场经济中发生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例如,约瑟夫·熊彼特在1934年(那是什么年代!)还宣称,“萧条不能被简单地当成坏事”,而是“某些必须要做的事情的表现形式”。但当时的许多(最后是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却接受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看法,去寻求对当时现实的解释和未来衰退的解决办法。
可能与你听说的不同,凯恩斯并不希望由政府来负责经济的运营。对自己在1936年发表的杰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做的分析,他认为“带有较为保守的指导意义”。凯恩斯是希望修补资本主义制度,而非取代之。不过他的确挑战了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在没有看护人的情况下正常运转的观念,尤其是对金融市场表达了蔑视,他认为这个市场被短线的投机所操控,很少顾及基本面。于是他呼吁用积极的政府干预——印刷更多的钞票,以及在必要情况下大量投资于公共工程——来应对衰退期的失业问题。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凯恩斯的贡献绝不仅限于提出大胆的主张,他的《通论》是本带有深刻见解的著作,其中的分析折服了当时那些最杰出的年轻经济学家。然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在讲述一个从凯恩斯主义的立场撤退,回归新古典经济学的故事。新古典的复苏最开始源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在1953年,他就断言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实际经济运行状况的描述“既能结出极其丰硕的成果,又值得完全的信任”。只是关于经济萧条的问题呢?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反击始自所谓的货币学派理论。货币学派在原则上并不否认市场经济需要有意识的调节,例如弗里德曼就曾说过,“我们如今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当然他后来声明这句话不能断章取义地理解)。不过这个学派却强调说,要防止经济衰退的发生,采取些非常有限的政府干预形式就足够了,具体来说,就是通过中央银行的操作来使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保持稳定增长。一个很著名的论点是,弗里德曼和他的合作者安娜·施瓦茨提出,假如美联储的工作做得足够好,大萧条本来就不可能发生。弗里德曼后来还引人注目地反对政府将失业率压缩到“自然水平”(在目前的美国被认为是4.8%左右)之下的任何有意而为的努力:他预测说,过度的经济扩张政策将导致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同时降临——这一预测被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所证实,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反凯恩斯主义运动的声望。
但最后,反凯恩斯主义运动却远远超出了弗里德曼本人的立场,与其继承人的言论相比,弗里德曼的观点甚至会显得相对很温和。在金融学家们那里,凯恩斯将金融市场视为“赌场”的轻蔑被“有效市场”理论所取代,这一理论声称,金融市场对资产的定价总是真实地反映着既有的信息。同时,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衰退的时候也完全抛弃了凯恩斯的框架。有的人回到熊彼特及其他大萧条的辩护者的立场,把萧条理解为好事,是经济体为了适应变化所做的调整的一部分。即使是那些不愿意走得过于极端的人也认为,对抗经济衰退的任何尝试所起的作用都会弊大于利。
不是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家都愿意走上这条道路:许多人成了自诩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仍然相信政府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不过他们也大都接受了投资者和消费者是理性的、市场通常能正常运转的看法。
当然,潮流中还是有另类出现:部分经济学家挑战了理性行为的假设,对金融市场值得信任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并指出金融危机有着漫长的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不良记录。只是这些人是在逆流而动,无法扭转当时泛滥成灾、如今看来却十分愚蠢的自满情绪。
三、过分骄傲的金融学
在20世纪30年代,出于显然的原因,金融市场的名声并不好。凯恩斯将其类比为“在报纸举办的竞赛中,参赛者需要从一百张照片中挑选出六张最漂亮的脸孔,优胜奖将授予与参赛者总体的平均偏好最接近的选手;于是,每位参赛者应该选择的就不再是他本人以为最漂亮的脸孔,而是他猜想其他参赛者最有可能喜欢的脸孔”。
凯恩斯认为,投机者在金融市场中把时间花在追逐其他人的时髦选择上,因此让这样的市场来决定重要的商业决策会是很糟糕的想法:“当某个国家的资本投资成为赌博活动的副产品之后,这样的工作肯定做不好”。
可是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有关金融市场的研究却似乎被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斯博士所支配了,这位博士坚持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最好的一个。有关投资人的非理性、泡沫、破坏性投机的讨论在学术界完全消失,这个学科被“有效市场假说”所统治,其含义是金融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完全是公众可以获得的所有信息反映出来的内在价值,其发布者是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例如,给定某公司的盈利水平、商业前景等各种内容的信息,股票价格总能准确反映该公司的价值。到20世纪80年代,以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詹森为代表的金融学家们又提出,由于金融市场总是能正确地定价,因此,公司领导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经济)就应该是使自己公司的股票价格最大化。换句话说,金融学家们相信,我们应该将一个国家的资本运转交到凯恩斯所比喻的“赌场”的手中。
很难说经济学研究出现的这一趋势变化是由某些重大历史事件造成的,的确,对于1929年的记忆在逐渐消退,但牛市依然不断出现,过度投机的传说盛行,然后又是熊市的到来。例如在1973~1974年,股票价格曾下跌了48%。而在1987年的股灾中,道琼斯指数又因为不明所以的缘由在一天之内下挫了近23%,这些事件本来应该使人们对市场的理性产生某些疑虑。
但事实上,这些凯恩斯或许会认为能证明市场的不可靠的重大事件,却丝毫没有弱化一个优美的理论观念产生的巨大力量。金融学家们在每个投资者都会理性地平衡风险与回报的假设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理论模型,也就是所谓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它非常精美,而且假如你接受其假定,这个模型的用途也会极其广泛。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但能告诉你该如何选择投资组合,而且从金融业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告诉你该如何对衍生产品(对收益权的权利)定价。这个新理论的优美特征和显著的实用性给其创立者们带来了一系列诺贝尔奖,该理论的许多专家还获得了众多较为世俗的奖励:借助新的模型和强大的数学技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更高级应用需要物理学家层级的运算能力——温文尔雅的商学院教授们得以跻身华尔街的高级技术人才之列,也拿到了华尔街层级的薪酬。
公正地说,金融学的理论家们并不仅仅是由于其优美、实用和回报丰厚而接受有效市场假说,他们也提供了大量的统计分析的证据。这些证据初看上去很有说服力,但实际内容却非常有限。金融学家们很少会问那些看上去非常浅显其实却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某项资产的价格相对于盈利水平等真实经济的基本面数据是否有参考意义。相反,他们只会考虑,相对于其他资产的价格,某项资产的价格是否有参考意义。如今已成为奥巴马政府主要经济顾问的劳伦斯·萨默斯曾经用“调味番茄酱”的寓言来揶揄金融学家,说他们“证明了两夸脱装的调味番茄酱的销售价格恰好是一夸脱装的调味番茄酱的两倍”,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调味番茄酱的市场具有完美的效率。
不过,无论是这样的嘲讽还是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等经济学家所做的更有礼貌的批评,都未能产生足够的影响。金融学的理论家们继续坚信自己的理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许多作实际经济决策的人同样如此,这其中就包括当时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他在很长时期以来一直是放松金融监管的支持者,他之所以拒绝限制次级贷款和控制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出自现代金融学对市场的一切尽在掌握的迷信。2005年发生过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情,在庆贺格林斯潘在美联储任职的研讨会上,某位勇敢的、名为拉古拉迈·拉詹(令人惊讶的是他也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来宾提交了一篇带有警告性的文章,说当时的金融体系已接近危险的风险水平,却遭到了几乎所有在场人士的嘲笑。顺便说一下,其中包括萨默斯,他说拉詹的警告都是“误导”。
然而到2008年10月,格林斯潘却承认他陷入了“难以置信的”震惊之中,因为原有的“整个理论大厦”都已“坍塌”。由于这一理论大厦的坍塌同时伴随着真实市场的崩溃,结果自然是严重的经济衰退,从许多指标上看,我们目前遇到的都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衰退。政策制定者们该如何行动呢?不幸的是,本来应该为应对经济滑坡提供明确指导的宏观经济学自身也陷入了迷惘。(保罗·克鲁格曼系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与国际事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