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工会近日要求，各级工会要力争到2012年基本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实行集体合同制度，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对未建工会的小企业，通过签订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努力提高覆盖比例。

　　近阶段中国多地爆发工厂停工事件后，政府此举的用意非常清楚，即试图通过强化工会组织在劳资协商中的核心地位，将各地不断蔓延的停工事件约束在体制范围内，由此既化解了社会风险和政府压力，又有助于重振工会在工人当中的威信。

　　由于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中国《工会法》明确载有的权利，因而上述表述并无政策新突破。然而，对处境尴尬、长期无所作为的工会来说，此次重申却等同于强调，它是此后激烈的劳资博弈中唯一合法的制度性渠道。而且，借助沉睡已久的工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它还可以趁势伸展其维权职能。

　　此次重申前后，工会也确实扬眉吐气了一把。在不少地方和企业都可见其忙碌身影，由工会出面，通过与企业直接对谈，的确提升了相当多底层员工的待遇。但关键在于，工会借助这样有限的政策释放能获得多少成长空间？如果自身角色不摆正，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又能走多远？

　　细究下去，工会此番能够站直腰杆，有所成就，多半并非工会本身的能力所致，而是政治保驾护航的结果。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不少地方政府也转而从维稳角度出发，对企业采取背后施压。有此强大后盾，工会自然能够顺利收割成果，并最终促成政府、企业、员工三方乐意融融的和气局面。

　　为政治服务、沦为政府附庸，工会的角色错位和不作为早已饱受诟病，也是导致其不能强大独立、不被工人看重的本质原因。

　　中国经济30年来高速成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大量公司企业更是赚得盆满钵满，但不少地方的工资竟长期保持低水平，少有增长；一方面是大量失业、无业群体，一方面又是频频亮出的“劳工荒”。此等怪象，中国工会的不作为可以说难辞其咎。

　　实际上，在地方片面追求“GDP政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地方政府和资方合谋侵害、牺牲弱势工人的现象，工会组织不但未见发声，反而自甘堕落为帮凶，成为安抚工人忍气吞声的工具。

　　如此作为，自然让工会少人问津。此轮劳资博弈局面的出现，是源自底层工人的自发维权创新。他们借助现代化方便快捷的联系和传播媒介，在工会之外，另行促成了集体行动。

　　但这种维权的成本十分高昂，无论组织起来还是后续行动，都需要工人间反复的沟通和高度的信任。由于本身不合法，在与资方谈判时，也缺乏顺畅有效的交流渠道，致使不少企业要求工人派出谈判代表时，竟然无人出头。而与群情激昂的数百乃至数千工人直接对面，又往往空耗时间，更有可能导致局势爆破、酿成骚乱的可怕危局。

　　政府需要维稳，工人需要维权，企业从长远发展角度也需要有序化的劳资谈判，中国已经难以再维持低成本、低福利乃至低人权的工业发展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工会有理由、也必须要站起来。

　　其实，从实际出发，中国完全可以发展出一种政府、资方和工会三方参与的协商模式，这种模式既未忽视政府的特殊利益，同时也能够降低劳资双方直接博弈的风险。但前提在于，工会必须从政府的附属地位中解脱出来，成为工人的利益代言人。只有这样，利益遭受侵害的工人才不会寻求危险的体制外方式去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