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自立国开始就和中国紧密相连，从罗斯福家族、福布斯家族，到常春藤大学，他们的兴旺和中国息息相关。

今天的美国更是和中国密不可分。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鸡爪达五亿美元之多，而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大蒜占美国进口的75%，生姜占70%。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从过去的相互补充，将逐渐步入合作竞争的状态……

一、中美贸易拉开序幕

1784年2月22号，皇后号轮船第一次从纽约港驶出，驶往中国广州，船上装着不值钱的动物脂肪、动物皮毛、大量银子，还有“花旗参”。“花旗”是当时中国人对美国国旗的称呼，因而美国带来的人参被叫做花旗参。一年以后这艘船回到美国，带回了茶叶、丝绸、瓷器还有两万条裤子。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美国人想买中国人的裤子。这一趟贸易净挣三万美金。中美贸易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下拉开序幕。这是美国第一次作为独立的国家跟中国进行贸易活动。此时，美国刚刚建国八年。

1773年，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人想要购买中国的茶叶和瓷器，就必须通过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作为中间商。这引起美国人的不满，于是在1773年12月16日发生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这可以说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而从波士顿港口倾入大海的342箱茶叶正是来自于中国福建。

波士顿倾茶事件

二、鸦片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也是中英之间的早期贸易形态。当时全世界的银子有三分之一流入中国。在这种贸易不对称的形态下，鸦片开始大量出现在中国的贸易市场上，这也是英国人为了改变贸易逆差所采取的办法。

鸦片来源于罂粟花，它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州花。其实早在明朝，鸦片便进入了中国市场，最开始是从阿拉伯国家流入的，国人自鸦片流入之时起便开始吸食鸦片。直到1729年雍正皇帝才颁布鸦片禁令，但为时已晚。

中国鸦片进口数量图

有个美国人名叫卢梭（Samul Russell），在中美鸦片贸易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在广州创办了当时中美之间最大的贸易公司——旗昌洋行，主要贸易伙伴是广州十三行富商伍浩官。伍浩官是当时全世界的首富，按照当时的价值算下来财富大概是80亿美金。旗昌洋行从倒卖鸦片到从事船运发家致富，造就了卢梭家族的繁荣。卢梭家族正是耶鲁大学骷髅会的创始人。卢梭退休以后回到美国，建造了自己的大豪宅，去世以后把豪宅捐给了Wesleyan  University。

1829年，美国商人约翰·穆瑞·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来到中国时，是个不名一文的学徒。在中国贩卖过茶叶和鸦片，还认了一个义父——伍浩官，这层关系让他回到美国时，口袋里多了50万银元，福布斯利用这笔钱开始了一门新生意——修铁路，并成为美国的铁路大亨。

还有一个美国人叫戴瑞诺（Warren Delano, Jr.）。1833年，24岁的戴瑞诺离开了纽约来到中国广州，从旗昌洋行的仓库管理员做起，一直做到主营运营官。他在中国待了9年，回到美国的时候已经是百万富翁。在迎娶麻省首席法官的女儿之后，戴瑞诺成功跻身美国上层社会。他正是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总统的罗斯福的外公。

埃比尔·阿博特·罗（Abiel Abbot Low）1833年也来到中国广州，加入旗昌洋行，罗先生是跟戴瑞诺一起倒卖鸦片，他也待了九年。九年以后挣了钱回去以后就做船运，买了两条船，一条船的名字以伍浩宫命名，一艘船是以卢梭先生命名。罗先生的儿子SethLow，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和纽约市的市长。在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期间，他出资100万美元于1897年建成了该校的“Low Memorial Library”，以纪念他的父亲。

那个时代，还有无数美国青年通过倒卖鸦片发家致富，成长为贵族，发展出财团财阀。而当年的中美贸易顺差也成为美国早期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奠定了美国两百年来经济繁荣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常春藤大学的每一块砖上，都沾着中国人的鸦片钱。

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东印度公司尤为不满，便鼓动英国政府出兵，发动了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4年中美签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望厦条约。有趣的是，条约不仅包含治外法权、关税等规定，还写明美国人有学习中文的权利。

三、中美如今的比较

镜头拉回到现在，当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3500亿美金，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三分之二，于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成为美国政治上非常敏感的话题。那么贸易逆差那么大的原因是什么？贸易形态发生了什么变化？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形态是怎样的？

美国有一个城市叫做Gilroy，盛产大蒜。然而大蒜之都曾面临严峻的挑战：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大蒜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威胁到美国本土大蒜的地位。中国的大蒜一进入，美国的大蒜便招架不住。由于种种原因，Gilroy种大蒜的土地在近20年间已经减掉了80%，最后它成为了中国大蒜的代理商。中国大蒜如今占美国大蒜销售总额的75%。

大蒜的贸易反映了中美之间的比较优势。美国农业发展得比中国好，但大蒜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农产品，中国人口多，因而中国大蒜有很强的竞争优势。还有生姜，美国种生姜的地方是夏威夷，夏威夷的土地价格很高，所以中国的生姜迅速占领美国市场，如今中国的生姜出口占到美国生姜总销售额的70%。

中国现在对美国的出口以机械、电机为主，未来机械、电机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装备制造业的出口份额会越来越多。相信不久以后，中美之间的贸易形态会越来越像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形态。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基本上是以行业间的贸易为主，不会是进口鞋子、出口飞机这样的状态，而是类似于进口汽车零部件，出口其他汽车零部件的状态。据研究，70%的全球贸易发生在发达国家，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贸易都是行业间的贸易。

未来中美间会出现很多行业间的、同行业间的贸易，尤其在制造业、机械方面，中国既向美国出口又从美国进口，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

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

现在，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的计算方式，中国2014年的GDP为17.6万亿美元，而美国为17.4万亿美元，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按照市场汇率来算计算的GDP值，中国落后于美国。

按照GDP的分布，中国每一个省相当于世界上一个国家，量实在是很大。中国还具有明显的人口优势，美国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城市只有9个，欧洲有18个，而中国有142个，中国希望很大，潜力很大。很多人说中国投资过多，要转到消费为主，然而我觉得中国投资还不够多。很多中国的城市到今天还没有地铁，纽约八百多万人口有20多条地铁线，首尔一千多万人口有18条地铁线，而上海两千多万人口却只有16条地铁线，所以中国还存在巨大的投资发展空间。

四、从上市公司持有金融资产看中国的高储蓄率

中国贸易顺差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很高，这个比率接近50%。根据宏观经济恒等式：储蓄-投资=出口-进口=经常账户余额（用经常账户余额代替贸易账户余额），则经常账户余额实际反映了一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当储蓄大于投资，即本国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时，由于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存在，国内储蓄的消化可以通过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出来实现，借助国内资源的溢出效应来平衡国内过剩的储蓄。我国当前大量的贸易顺差，正是由于我国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过多的储蓄没有全部转化为投资的结果。所以要弄清楚贸易顺差问题，需要先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很高的问题，以及储蓄以何种形态存在等问题。中国的储蓄率包括家庭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

以上市公司储蓄率作为案例，上市公司的营业利润一般有两种用途，分给股东或再投资扩大生产。然而许多企业并未这么做，它们把钱拿去买金融资产，这是企业储蓄率很高的一个原因。

美国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公司的经理人员拿着股东的钱去购买股票等金融资产，于是出现了一大批积极的投资者，他们在股东大会上投票，要求公司发放股利，让专业的理财公司、基金公司来管理这些财富，而不是做实业的公司。如果公司不愿分红，也不愿扩大生产，这些投资者就投票换掉高层管理人员。

中国上市公司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多到什么程度？据统计，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所有公募基金的总额。2014年总共是5.6万亿，超过公募基金约一万亿。中国名列前茅的几家基金公司：天弘基金、华夏基金、工银瑞信、嘉实、易方达等。然而，就持有的金融资产价值而言，中建股份超过了中银基金，上汽股份超过了广发基金，中国交建超过了汇添富基金。公募基金受到证监会的严格监管，而上市公司帮股东投资在房地产、理财产品上的钱，可能没有经过股东大会的同意，也没有受到证监会的监管。如果把这部分金融资产独立出来，就可成立中国最大的基金公司。如何管理这个基金公司，怎么防范金融风险，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根据研究，有70%的上市公司不仅持有现金，还持有股票、房地产、债券等理财产品。而且，非金融上市公司持有非现金金融资产对公司的股票回报产生负向的作用，每增加1元非现金金融资产投资会减少0.79元的股票回报。这种负向效应在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里表现特别明显，在管理不善的公司、管理层过度自信的公司，以及多元化企业之间的表现更加显著。

这是一个比较微观的研究，聚焦于企业为何持有大量金融资产。当然，它只是研究中国贸易顺差的一个切入点，其他的原因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

总之，中国曾经辉煌过，它曾经是一个不需要进口任何东西的国家；它也曾没落过，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着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然而它终究站起来了，而且越站越高。我相信未来中国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中国与美国的罗曼史，也将继续演绎下去。（完）

注：本文由厦门国家会计学院2017级全日制会计专业谢燕根据讲座内容整理。

陈百助教授简介：

陈百助博士，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金融与商业经济系教授、全球EMBA项目学术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南京审计大学特聘教授。曾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海外华人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兴业全球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汉世纪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分别在美国罗砌斯特大学和复旦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和数学学士学位。

研究领域涉足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国际经济等。曾获得福特基金会、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华盛顿中国研究中心、国际商务教育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研究经费。在多种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过众多学术文章，专著曾在中外出版社出版。曾为国内外包括海康人寿、广发证券、西安杨森、礼莱制药、浦东政府和陆家嘴集团等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和政府部门提供咨询和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