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瑞典是个例外。这个人口仅千万（全球排第89位）的国家盛产创新企业，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在线支付公司Klarna、游戏公司King等世界级企业都在瑞典创立。斯德哥尔摩“科技大牛”的密度（市值超过十亿美元的科技公司的数量/人口）仅次于硅谷。整体而言，瑞典每1000位雇员就对应着20家创业企业，在美国这个数字仅为5。OECD 经济学家Flavio Calvino 提出，“在瑞典，创业企业的存活率高，且发展快”。一项针对18-64岁人群的调查发现，65%的瑞典人认为他们国家的创业机会“好”，在发达国家中，这个比例是最高的，美国仅有47%。

　　创新创业，对一切追求效率、就业以及活力的经济体而言，都至关重要。在美国，尽管创业的激情还在，行动却明显迟缓了——如今创业企业在美国企业的占比为8%，而在1978年这个比例是15%。在瑞典，情况恰好相反。1990年代以来，瑞典加快了创新创业的步伐，近两年经济增速更达到4%和3%——较之增长低迷的美国，可谓“大跃进”；也比其他欧洲国家也快得多。那么，瑞典到底做对了什么呢？

　　可以从几个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不过都绕不过过去30年的瑞典变革。1990年代以来，瑞典放松管制，释放出创业企业与既有大企业竞争的空间。经济学家熊彼得认为，当“创造性的毁灭”发生时（亦即创新力量取代旧产业时），经济才会繁荣。但摧枯拉朽并不容易，曾经瑞典也是个严格监管经济的国家，公共事业单位垄断了市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金融危机的爆发。

　　危机爆发后，瑞典增速下沉，失业率飙升，政府为避免货币崩盘，甚至将利息上调至500%。改革势在必行。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Lars Persson告诉我，为提振经济，瑞典政府着手给电力、电信、铁路、民航、出租车等行业松绑。限制取消后，各行业的费用降下来，吸引了更多消费；部分公共服务，如养老和基础教育，则外包给私营机构。1993年，新“竞争法”出台，明确限制大并购及反竞争行为。“我们的经验是，只要市场不形成垄断，新的企业就会进来”，瑞典皇家技术学院的Pontus Braunerhjelm教授总结道。

　　另一条经验就是削减公司税，提振企业家精神。关于这一做法，坊间颇有争议。具体到瑞典，效果确是不错。1991年，瑞典将公司所得税从52%下调至30%（如今这个数字只有22%，远远低于美国的39%）。而在此之前，瑞典税法明显倾向大公司，而非创业者：创业者除了公司所得税，还要交个人所得税；大公司却有种种途径避开双重征税。

　　税率改革创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而“1991年以前”，Persson在去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瑞典税制偏向机构持股的大公司，缺乏资金的小型创业企业很难存活”。进入2000年代，瑞典把富人税和遗产税一并取消了，让“挣大钱”成为可能。这样一来，人们挣钱的积极性就高了，挣到了钱又会再投资，钱生钱。Braunerhjelm教授认为，“人们手里的钱多了，天使投资人就会出现”。在今天的瑞典，创业者享有很大的税收优惠，比如他们的大半收入被认作是“资本利得”，相应的税率要低得多。

　　减税不一定管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Tino Sanandaji承认，还可能加剧经济不平等。但瑞典的经验表明，有针对性的减税是可能为经济注入活力的。瑞典素有“高税收”之名，1991年税改之后减了不少，现如今公司税已经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税改前，瑞典最高边际税率为85%，改革后降至57%。现在的瑞典税制相对“扁平”，个人税负差别不大，也就是说不仅有钱人要多缴税，普通中产的所得税也相当可观。不过，多数瑞典人对此没意见，因为作为对“高税收”的回报，他们享有“高福利”，看病、上学都不花钱。

　　1990年代前，瑞典经济几乎没有外来竞争。保护主义的立法禁止外国人大量持有瑞典公司的股份，只有不到5%的私企劳工受雇于外国企业。此后，瑞典改革开放，引入外来竞争。一则外资可以收购成熟的创业企业，如2014年微软以25亿美元收购瑞典游戏公司Mojang，大大激发了瑞典人的创业热情；二则外企进入瑞典市场，迫使经营不善的瑞典企业退出竞争，为创新企业的崛起腾出了空间。1989年外资仅持有瑞典公司7%的股份，1999年这比例已上升至40%。

　　1990年代的瑞典改革适逢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人们在创业的同时，第一次亲密接触互联网。凡是给所有员工（不论是管理层，还是保洁员）配置家庭电脑的公司，瑞典政府都给它税收优惠。很快，电脑就普及开来，“40岁以下的瑞典人都是玩电脑长大的”，伦敦风投公司Northzone的合伙人PJ Pärson告诉我，“1990年代就人人在线了”。此外，瑞典也是最早大举投资，提高互联网速度的国家。今天瑞典的电脑普及率和美国差不多，但网速仍比后者快得多（平均22.5MB/秒，美国只有18.7MB/秒）。

　　33岁的Birk Nilson，是这一代创业者的缩影。在孩提时代，他就有电脑，11岁开始编程，16岁到科技公司打工。19岁的时候，Nilson遇到他的合作伙伴，一起成立了电子商务公司Tictail。

　　和瑞典许多创业企业一样，Tictail从一开始就是“全球的”，用Nilson的话说，“我们本能地会考虑出口”。和美国不同，瑞典是个小国家，市场有限，企业要做大就得有全球格局——把产品卖到海外，同时承受海外竞争的压力，优胜劣汰，适者生存。Tictail已获得3200万美元的融资，不久前把总部也搬到了纽约，还在下东区开了个店。

　　创业带来就业。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瑞典每100个就业岗位里，有5个是新岗位；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2。OECD 经济学家Calvino告诉我，“去看就业机会净增数据的话，你会发现瑞典总是名列前茅”。此外，瑞典创业企业的“3年存活率”也是最高的——74%的瑞典创业企业可以活过3年。

　　自然，漂亮的创业纪录与“瑞典模式”是分不开的。比如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创业者敢于放手一搏。在瑞典，高等教育是免费的，学生还能申请生活贷款，人人都上得起大学。看病也不要钱，生孩子的话，还有可观的生育补贴。换句话说，你无需为生老病死教育而担忧，哪怕创业失败，也不会失去一切。

　　“我认为要成为创新国家，你首先得给人们足够的安全感，”瑞典企业与创新部部长Mikael Damberg总结道，“这样他们才敢去做”。对此Birk Nilson深有体会，他知道就算他的公司办不下去了，他的医疗保险也不会少。“就算失败，就算破产，你也还有瑞典和它周全的社会保障”，Nilson对我说，“在瑞典创业，不像在美国这么吓人”。

　　此外，还有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比如Nilson和伙伴们经常有机会跟Spotify或Klarna的创办人一起工作，讨教创业经验，创业者之间的这种交流对彼此都是促进。乌特勒支大学的Erik Stam教授告诉我，瑞典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度很高，这让他们合作起来更顺畅。比如他们往往一拍即合，而不会在合同上锱铢必较。又比如上级信任下级，就容许他们弹性地工作，而弹性产生创意。

　　相应地，瑞典的“内部创业”（intrapreneurship）也很活跃。企业内部设置“孵化器”，进行“非常规”开发和创新。比如爱立信公司有个部门叫做“爱立信车库”，从可穿戴技术到助老工具，各种五花八门的技术都研究。斯德哥尔摩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过去三年里，瑞典有28%的企业员工参与了内部创业项目，而在美国，这个数字仅为11.7%。（许子善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