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城就矗立在跑道尽头，等待被清拆……黑黢黢的窗户使它看上去像一座巨大蜂巢，既是死的，又像活的，那些窟窿仿佛在疯狂地吸收着城市的能量……
1993年春，著名科幻小说家，“赛博朋克”和“蒸汽朋克”两大流派的掌门人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乘机去新加坡途中，在香港启德机场转机时，远眺到了当时正在拆除的、香港最大的贫民窟——九龙城寨，他一下子被迷住了：
外面看几乎是个实心体，内里有蛛网般的道路。破败密集的高耸楼宇，压迫感的霓虹招牌，不见天日的狭窄暗巷，无政府主义，视觉上的独特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法外之境，一个黑暗魔窟，一个人间地狱，一个乌托邦，或者是一个反乌托邦最好的题材，这一切都构成了一幅末日图景。大概没人能够对这样奇观无动于衷。
清拆前夜
它的建筑风格和存在背景太符合赛博朋克的永恒母题——颓废、叛逆、反权威、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之下掩藏的阴谋和罪恶——以至于在此后的岁月里，九龙城寨被高度浪漫化，成为西方及日本诸多科幻、罪案、和惊悚故事的灵感之源：《攻壳机动队》、《银翼杀手》、《蝙蝠侠：侠影之谜》、《生化危机6》……
但在清拆前夕，它更多还是被视作一个真实的探险目的地。一时间，九龙寨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留恋。杂志争相推出过”城寨观光指南“、”美食探寻指南“等专题文章，吸引大量外国游客怀着冒险和猎奇心态进入城寨一探究竟。 美国漫画家Troy Boyle甚至说：“我宁愿他们拆了埃及金字塔”。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探险家、建筑爱好者、甚至成群的日本观光客，进入寨城中昏暗、隧道般的巷道，试图在这座迷宫中找寻他们想要的答案。
城寨之所以呈现出这种令人震撼的巨型结构，基于它中、英、港英政府三方扯皮的主权遗留问题，是一片没人能管的“无主之地”。于是无数流浪汉、逃犯、难民在这里安家，“违建”居民楼的兴建即始于此。
动画中和现实中启德机场的飞机紧贴城寨屋顶而过的情形
港英政府视它为“毒瘤”，而它也真就像一个能自发生长的巨大生命体。随着人口的增多，违建几乎填满了这个121*213米见方的贫民窟的每一寸空间。这颗“毒瘤”在结痂和流脓中不断肿胀，逐年向上生长，直至逼近香港启德机场航线的高度安全限制。
违章建筑们没有统一规划，没有图纸，又几乎不断在添加新的”违建“，使得寨城的内部结构永远在变化，最后达到难以想象的复杂程度，宛如多维空间般混乱。城内由巷道、楼梯、天台、跳板、窗户、通风口所组成的迷之路线，足以让普通人有进无回。
……很多楼之间被打通，形成和地面的街巷一样的“高层通道”。然而这些路大多很不可靠，有些在这一层，有些在那一层，大多数从人家的居室中穿堂而过，有些走下去会上了天台，有些又下到了地面，有些就莫名其妙地在某家的客厅里终结，成了“断头路”……
在富布莱特学者Suenn Ho拍摄的纪录片中，她在阴暗、幽深的巷道里数次迷路，期间碰到两个骑着脚踏车的孩子，画面让人想起《闪灵》
在最后几批进入寨城的队伍中，有一支名为“九龙城寨探险队”的十一人小组，从日本前往香港，这群日本探索家被政府容许以一星期的时间来描绘城寨的地图。探索队成员均是专业人士，包括日本历史学家可儿弘明，及其他一些建筑师、工程师、城市规划学者。他们争分夺秒地绘制了十分精细的结构图。
时至今日，在WSJ华尔街日报名为《消失的记忆：香港九龙寨城》的多媒体专题中（如果你想了解九龙寨城，不妨去这个页面看看） ，你还能看到在拆迁前夜进入九龙城寨的日本小队当年绘制的剖面图。放大看，路边骑着自行车准备回家的人，楼房外在爬楼梯的小青年，地下工厂有正在宰杀动物的工人……
相似的还有荷兰MVRDV建筑师小组对城寨的空间结构和类型做过数据景观的研究，他们将其冠以“蚁城”之称。
除了“蚁城”，九龙寨城还有另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黑暗之城”（City of Darkness），名字取自一本至关重要的摄影作品集：早在港英政府1987年宣布拆除九龙城寨计划后，英国建筑师林保贤和加拿大摄影师 Greg Girard 就在此后七年时间内数百次进入城寨，拍摄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寨城建筑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的近景。很多关于九龙城寨的经典影像都出自他们之手。
二人合撰的影集《City of Darkness》被视为对九龙城寨景象最详尽的保留。这本书在1993年初版后，數度再版，在美国亚马逊二手售价高达400美元
1993年3月23日，拆除工作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次年四月才结束。拆除的决定源自1984年中英政府签署的、确定97香港回归的《中英联合声明》，双方政府一致同意要拆除九龙城寨。
有趣的是北京的态度。实际上，在1949年之后，港英政府曾两度试图拆迁九龙城寨，均遭到北京方面强烈的反对。但在确定香港回归之后，后者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与其等到10年后再处理这颗“影响香港国际形象”的毒瘤，不如尽早动手。
迷宫与地图
拆迁前夜，得以让慕名而来的冒险家们穿梭在这迷宫般的巷道之中的，是一份九龙寨城最初的手绘地图。
与日后那些荷兰人、日本人画的剖面图相比，陈祥全的手绘地图显得朴素拙劣。他只是一位对城寨恋恋不舍的普通街坊，本职工作是机械工程师。早年因濒临破产，搬进九龙城寨生活。
1986年底，陈祥全自愿担任担任街坊福利会义工角色，每天下班后就带着地政署的旧地图、尺子、笔和电筒，在滴着水的巷道中摸索，许多错综复杂的暗巷常常暗无天日、不见五指，放佛走在地底。他硬着头皮挨家挨户到访，终于绘制出了一份完整地图。
在当时以及更早的年代，地图是九龙城寨的最高机密之一。对港英政府来说，无力管理的九龙城寨是自己的黑历史，它甚至不想承认它的存在，自然没有合格的规划或记录。
2016年TVB拍摄的《城寨英雄》中，有这么个细节：毕得了是个每天冲老婆大喊大叫的无赖汉，他的收入来源，就是给初入城寨的拳击手绘制城寨地图，方便逃跑。
盗电与线路老化导致经常停电与短路，垃圾被弃置在公共区域任其腐烂，污水处理设施的缺乏，肉类加工坊卫生情况堪忧
陈祥全的这份地图曾切实地救了城寨居民的命。一天深夜，陈祥全家门被砸响，是消防队员，说大厦正火灾，但老地图指出的路已被堵塞，没有路了。陈祥全带着消防队员走进城寨，指着一处根本看不出是路的缝隙说：“从这过去就是了”。消防员清开杂物，直接找到了失火地点。
这涉及到九龙城寨一个谜一般的事实：这座拥有3.3万居民的高楼贫民窟，三四十年来都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的火宅或爆发疫情。
魔窟带回的战利品
事实上，当年那十一个日本人组成的“九龙城探险队”去到九龙寨城的时候，居民们已经搬走了。空荡荡的寨城因为断电而漆黑一片，安静的恐怖，他们只看到地上散落的人们留下的东西：不全的麻将、单只的鞋、残旧的招财猫挂件……探险队的成员们各自捡了一些物品留作纪念。
在其中一段漆黑的走廊里，长沼龙夫捡到了好几卷相机底片。这些底片被他带回了日本，冲洗出来，他发现这些照片记录了人们的生活。照片里的孩子们脸上带着灿烂的笑，相信是一个父亲拍下来的。
图片来源：WSJ采访资料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我们终于看见居住在九龙寨城里的人的真实生活。”探险队成员之一的长沼龙夫说，然后他陷入沉默，带着三分惘然，七分释然。
我大约能够理解那种微妙情绪的由来：进入一座传奇的魔窟探险，最终的战利品却是人间最平凡的生活。
林保贤和 Greg Girard 似乎有同样的心理落差：在进入城寨拍摄之初，他们一度担心被城寨的黑社会纠缠，但他们很快发现，城寨居民相当友善。
Greg Girard镜头下的寨城居民。图片来源：City of Darkness官网
经过七年的拍摄，Greg Girard说：“这些居民没有我们幻想的自卑，反而有股傲慢之气。”
那些抱着猎奇心态的到访者，最终都不得不承认，居住在九龙寨城——这个形容可怖的、怪物般的违章建筑物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罢了。
城内秩序实际不算太差，帮派势力、居民团体、社工和宗教人士共同维持着这里的集体秩序，提供一定的公众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政府的地位。“捣乱分子”会在内部受到处罚。且帮派和平民泾渭分明，前者住东部，后者住西部。
可以说，相比九龙寨城有目共睹的恶劣环境，其普通居民的生活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安定状态。
在这“三不管”的城寨内，一切都是错置，它缺乏成为安乐窝的条件，却是个有生命力的、有尊严、亲密的社区，庇护了大量难民与穷人。49年后，寨城接纳了大量从大陆涌入的难民；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期间，香港人口发展迅速，社会住屋短缺，许多在香港高消费高地价压力下无以为继的劳动者，都纷纷涌入这里定居。
支撑这座被披上赛博朋克的科幻外衣的“魔窟”运行的内核，实际是最古典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特质——城寨居民内部自发认同家族式的传统价值和阶级凝聚力。
这里地租低廉，物价便宜。人们以低廉价格购买或者租赁房屋，以安身或养老。里面有工厂，有作坊，有学校，有养老院、有街坊福利会、有青少年中心。有的人白天出去打工晚上回这里睡觉。对香港的当时住屋负担起到了很大的缓解作用。
开业行商成本极低，不需要缴纳任何税金，甚至可以省却买卖时的律师费、厘印费。于是一些小型制造业工厂纷纷搬进寨城。他们为城内居民提供价格低廉的产品，这些产品也销往全港。据说当时香港有八成的鱼丸都来自九龙寨城。这些寨城内的小作坊主、小工厂主们，就是这样通过自己的双手致富。
而占最大比例的产业是无证牙医和廉价诊所。医师大多是来自内地、经过专业训练的中医和牙医，但他们不被英国法律认可，故只能在这里开业。由于当时香港医疗服务（尤其牙科）十分短缺且昂贵，许多香港市民都会前往城寨就医镶牙，生意十分兴隆。
“说实话，我并不觉九龙城寨有那么差，它给穷人提供了房子，给没有希望的人提供了家。有的人没有身份证，有的人没有钱，但九龙城寨收留了他们。他们需要有人把他们拯救。”WSJ的网页上，记录着九龙城寨居民Wong Wai Chung的一段话。
反直觉的贫民窟
对于那些养尊处优、从未对贫民窟生活有着切身体会中的人们来说，关于贫民窟的很多研究呈现的结论是反直觉的：
贫民窟里非常糟糕的住宿环境从来都不是那里的居民担心的主要问题。在贫民窟盖房子的人对自己盖的房子是有自豪感的，并且他们一直在改善着这些房子。往往政府与理想主义的建筑师提供的房子，反而成为贫民窟里最糟糕的地方。
图片来源：City of Darkness官网
提出这一观察的罗伯特•纽维特，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学者，他的研究方法是先学当地的语言，然后直接到贫民窟里住上几个月。他发现，在每一个看似吓人的贫民窟里，他可以直接走进去，问问当地人，找个地方住下来，马上就可以结交朋友了。
贫民窟的居民最担心的两个问题是：房子是否与工作地点离得比较近，以及他们的房子是否会被拆迁掉（也就是联合国所说的居所安全）。
其次，在贫民窟中不是被贫穷压迫得沮丧的一群人，而是正在努力以最快的速度摆脱贫困的一群人。
贫民窟是充满活力的、密集的城市生活的体现。贫民窟狭窄的街道上有热闹的市集、有小吃店、酒吧、咖啡店、理发店、牙医、教堂、学校、保健俱乐部、用手机进行交易的小店、五金店、饰品店、服装店、电子产品店，以及卖盗版碟的店。在这样的地方汇集了最多的社会资本，居住在贫民窟里的每个人对其他人都非常熟悉，不管他们是否希望如此。贫民窟的居民不担心没有工作：这里每个人都有工作，甚至包括小孩子。
说这话的人是乔布斯年轻时的偶像——生态学家、未来学家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他热情地讴歌城市对人类发展的巨大作用，并拥抱那些城市中的贫民窟：搬到城市，确实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赚够了钱搬离贫民窟的人，往往发现新的生活很无味和孤独，于是就回到贫民窟，以找到那种激动以及社区的情怀。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不管是在当年九龙城寨居民的回忆中，还是后来香港人的追述里，似乎都看不出”魔窟“的可怖氛围，相反人们往往还对那里充满怀念之情——居民怀念贫贱之中邻里街坊的热心友爱，互帮互助：
“（清拆寨城）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各散东西，因为政府无法重建一条村庄，让所有寨城居民住在里面。我最遗憾的就是这件事。我最舍不得的东西？还是维系感情。左邻右舍都很好，从前大家只要又时间，就很容易聚在一起。”这是一位在寨城中居住了29年的家庭主妇说的话。
如果自由是个丑八怪
我到香港读书时，九龙城寨这颗“香港毒瘤”已被摘去了二十多年。但是香港仍然给我一种特殊的视觉刺激。
这种视觉刺激甚至谈不上正面。如果它有质地，是黏稠的；如果它有明度，是晦暗的；
那是由空中天桥和地下速通道等构成的复杂的路网系统（能让人在下雨天滴雨不沾地往返于家和学校）、鲗鱼涌密集如蜂巢般的居民大楼，那是旺角街头鳞次栉比的霓虹招牌……包括那座伫立在繁华的尖沙咀弥敦道36-44号、随时有印度人给你递上咖喱店传单的重庆大厦（它代替了“九龙城寨”成为提供城中最便宜的客房价格、和鱼龙混杂的低端全球化的所在），所共同构成的一种城市语言。
最贫穷的贫民窟跟最富有的富人区紧紧挨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一种怪诞的不公平。事实也是这样。但这对于任何一个高密度的城市来说都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现象——因为经济上的供需靠的非常紧。穷人有的是时间，但是没钱；富人有钱，但是没有时间，于是他们进行交换。
我隐隐感觉到这和我从小生活的土地的城市语言有一种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大陆人对成长环境有什么共同体验的话，那便是新。一切都是新的。祖国在建设，经济在腾飞。从幼儿园开始，学校就都是新建的。
在北京呆久了，容易滋生一种大国自信的洁癖，眼睛里揉不下沙子：纽约中央公园的流浪汉，欧洲涌入的穆斯林难民，都如同摩登大楼旁格格不入的重庆大厦一样容易令我们感到心跳加快与惴惴不安。
因为我们习惯了故宫旁边是天安门广场，国贸旁边是银泰，天通苑旁边是回龙观，进入朝阳公园需要购买门票。摘得米其林三星的传奇厨魔Alvin懂得北上广对贫民窟的接受尺度——那便是在外滩开一间九龙寨城主题的时髦餐厅DAIMON BISTRO，用贫民窟的元素，贩卖昂贵的叉烧包。
九龙寨城所拥有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怪诞元素，其实仍然可以从今时今日香港的每个街角巷尾觅得踪影。香港，自由经济的典范，而九龙寨城就像“自由”的一个极端化表现，告诉你自由的尽头是一个丑八怪。
但这个丑八怪有点迷人。于是才有了1993年启德机场的惊鸿一瞥，吉布森对九龙寨城的念念不忘。这位赛博朋克之父把它写进了自己的“桥梁三部曲”（Bridge trilogy，亦称旧金山三部曲，即《Virtual Light》、《Idoru》与《All Tomorrow's Parties》）中。九龙城寨在故事里的化身——暗城——是一个隔绝于互联网之外的虚拟空间，没有网络管制的自治之地，黑客、极客、御宅族的互动乐园。
把贫民窟作为对世界最坏的想象，有点高估了贫民窟。谁能想到自由是个丑八怪？不然自由女神该长成Jabba the Hutt的样子。
虽然赛博朋克试图为作品披上一层悲观与宿命的面纱：跨国资本财阀的崛起、新兴科技氾滥的灾难、社会道德的茫然失措、个人存在对高压剥削的无能为力与消极抵抗，但总掩饰不住一种本质上的乐观。
就像三部曲所描述的那样：“暗城”虽然充满四处乱窜的广告程序和泛滥成灾的垃圾编码，但并非无序堕落的魔窟，而更像是一座渴望自由和变革的思想者的冒险天堂。从这里诞生的一个程序，一种理念，或许能撼动整个人类社会。
毕竟赛博朋克们构想的末日图景，不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是污水横流、肆意生长、顽强存活、扔一块石头都恨不得能生根发芽、仿佛什么都可能发生的九龙城寨。
自由可能丑陋，但它不无聊。人口迁移的趋向是从无聊、孤独的地方跑到热闹、繁忙、令人愉悦的地方——也就是高度城市化的被称为大都会的地方。
经济学家森（Amartya Sen）最早意识到贫穷的根源不在于缺乏金钱、财产、才智或野心，而是欠缺“门路”——也就是成为真正公民所需的工具或机会……实现这些门路的另一个关键，乃是完全拥有自己所居住的土地。
落脚城市居民改善生活的意志力最为强烈，但他们却也最欠缺门路，在经济的平滑崖壁上找不到能够抓握的凭借。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创业以及介绍教育的门路。社会一旦提供了这种门路，一个全新的阶级即可从此发展出来。——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
虽然一块阴暗龌蹉的法外之地，但谁说九龙寨城不曾为它的居民提供了成为真正公民所需要的“门路”呢？
1992年，香港政府通过对九龙寨城居民和商家高达32亿港元的补偿方案。清拆之后，城内居民大多迁至附近黄大仙刚刚建成的公共屋村；其余要么买下了香港“居者有其屋”屋苑（占38%），要么自行解决（11%）。曾经的3.3万居民，与香港社会彻底弥合在一起。
九龙城寨所在的位置现在是一个公园，即使在街区公园里它也算是平庸的一个。九龙城寨曾有多光怪陆离，它就有多平淡无奇，彷佛是一种对照。
历史小资料
九龙城寨：一个连警察都不敢进入的禁区，直到香港回归才得到整治
香港，曾经还有一个叫“九龙城寨”的恐怖地狱。他是位于九龙城区的一座古城，曾是英国割占而中国行使领土主权的“界中之界”，“三不管”地方，寨内环境恶劣。这里一直用大清律例，清朝不管，民国不管，建国后大陆不管，港英政府也管不了。这里成了犯罪的温床，靠前辈和黑社会维持秩序。如果把它当作国家，人口密度是世界第一。1991年港英政府为了整顿，将此地拆除。也正因为这个独特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其独特的风貌和人文建筑，不少香港电影多少都会提及这个地点。
其实在佛山，也曾经短暂存在过这样一个“九龙城寨”。他面积不大，但却有其他影城不多见的精致，现在的仿古建筑要不“修旧如新”，要不就是“新建如新”，最厉害的就是“修旧如旧”。这里“新建如旧”，可谓精致之极。当年香港电影《叶问 终极一战》就是看中这里的建筑特色，特地在此地取景。
九龙寨城最初建成的目的基本有如下几点：
1）就近监视英国在香港岛上的活动，便于收集情报
2）打造军事据点屯兵操练，以便牵制英军，提高防卫力量
3）打击沿海海盗，确保海域治安
4）解决港岛和九龙两岸的人民纠纷
和旁边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相比，九龙寨独树一帜，历经百年岁月，记录了一个时代。由于九龙寨城位于香港殖民地以内，与清朝地界并不接壤，因此成为清朝在香港殖民地内的一块飞地，并设置有清朝官员的办公场所。直到后来1899年英军侵入寨城，赶跑了城内的清朝官员，使九龙寨城一度成为荒城，长时间无人居住。
直到1994年清拆前，两万六千多平米的面积上竟然建了三百多栋房子，里面生活着三四万人口，人口密度为全世界之最。由于其历史特殊性，当年的香港警察都不敢踏足寨城，更别提普通百姓了，很多在香港居住多年的香港人也从未去过。
二战期间，日军为了扩建启德明渠，拆毁了九龙寨城周围的全部城墙，以至于二战后有不少露宿者在九龙寨城聚居。这就是九龙寨城的雏形，后来随着主权归属的争议与大量无业游民的涌入，九龙寨城彻底成为了一座罪恶之城。
1843年，清政府在广东新安县（今深圳宝安区）设置九龙巡检司，管辖九龙、新九龙和新界。当时，九龙巡检司的驻地九龙寨没有城池。1847年，两广总督耆英修建九龙城，这九龙城修得可架势啰，四方有城楼，衙署有两个，还有火药局和兵房，阅兵用的大校场，城外有个九龙炮台，放了两门三千斤的大炮。可惜，如此大工程的九龙城没有起到多少保国的作用九龙城寨位于九龙半岛的东北角，毗邻九龙湾，是清军的海防要地。这城寨在建成初期，是一个真正的“城”，有矮矮的城墙，有城门。
但是，自从1847年扩建九龙城后，英国殖民者就不断对九龙城寨贼心不死。1899年，英国火枪队就曾想对城寨进犯，但并没有获得进展，那些清军的后世照旧生活在城寨中。
1898年，中英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九龙半岛与新界成为殖民地，但九龙寨城仍归清朝驻军管辖。英军曾派兵占领九龙城寨，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中英无暇顾及此处管理，归属问题长期搁置。二战时，日军曾占领香港三年，为了扩建启德机场，曾拆毁了全部城墙。日本投降后，露宿者开始在九龙寨城聚居，并于1948年成功抵抗英国政府进入整顿。没有中国政府管理，殖民者和香港警察又无权进入，九龙城寨成为了三不管的地带。在无政府的情况下，九龙城寨人口骤增，成为了杀人犯，强奸犯，毒贩等各色逃犯的聚集地；亦成为了各色地下工厂的所在。
1899年，英国借故派军攻打九龙城寨，恰逢此时义和团运动此起彼伏，借故中英都无暇处理九龙城寨的问题，结果最终成为了清廷、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三不管地带。”二战期间，当日军占领香港之后，九龙寨城墙被日军拆除用于扩建启德机场，结果打破了城寨的封闭状态，三教九流开始进入到寨子里，并占地为王建立自己的势力。
当然，英军也没在九龙城呆上多久，据1904年5月2日的《香港周报》记载，城里仅有几所学校和一座老人院，基本上是座空城。
风云变幻，1912年，大清国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国成为中国新国名，人们似乎忘了还有个名分古怪的九龙城寨。驻守在九龙城的大鹏营还持续留守上去，但因为清王朝已毁灭，中国也在接上去的几十年里发生战乱，没能顾及这个地方，英国又没方法统治这里，因而九龙城一时成了无人管控的地域。也因为此地在当时不受掌握，城寨里的人们还不断实施着大清的律法，男人们还可以正当纳妾。
1933年，香港政府决定征用九龙城的土地，发现城里居然已经住进了436人，建起了64所小房子。城里居民认为香港政府的征地补贴太少，不同意拆迁。这对于香港政府而言本不是什么大问题，大问题是，这些底层居民居然知道九龙城不归香港政府管辖，他们向民国政府和广东省政府申诉求援。这么一来，香港政府就头大了。
二战完毕后，在1948年，英国殖民者再次出动，但只抢夺了东西，九龙城寨照旧没有被拿下，那些清军的后世还居然把防御的英军击退了。
1949年以后，由于大量难民涌入香港，九龙城寨更是鱼龙混杂，这里成为了各种邪恶势力的大本营。尽管在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曾短暂负担起城寨的日常管理，比如垃圾清理、警察巡逻等。由于这里是在是太乱了，最终港英政府只得作罢。
之后，英国就根本再不再理会这个城寨，它也因而成为了香港回归前在香港地界内的一块不受古代法令束缚之地。也由此，在那段时光，外洋的罪犯很多逃进这个地域。一旦罪犯逃进了九龙城寨，差人就会主动停下脚步，不会再持续追逐。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赌场在九龙城寨大肆发展。毒贩也把握此“三不管”的大好机会公然在城寨内贩卖毒品，当时城寨中的毒窟有三类， 分别是白粉档、鸦片烟馆、红丸馆，其中一条名叫“光明街”的巷，便是毒贩公然卖白粉的地方，整条巷都摆满卖白粉的档口。九龙寨城在无政府的情况下人口骤增，成为了杀人犯，强奸犯，毒贩等各色逃犯的聚集地；亦成为了各色地下工厂的所在。到70年代时，九龙寨城人口增至两万五，香港90%的海洛因由此输出。同时，各色大小妓院、赌场、斗狗场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应然而生。在很长时间里，香港警察无人敢进城寨执勤。
港英政府一直希望对城寨进行整治，于八十年代初开始派警员入城巡逻，但要彻底解决九龙城寨的“三不管”问题，唯一方法便是“拆城” 。
黑社会权力替代清军掌握了九龙城寨，使其仿佛成为了黑社会的碉堡。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的很多黑帮影戏，就是从九龙城寨里选材拍摄的。而因为很多人涌入，城寨变得十分喧闹，方寸之地居然居住了5万人数，平均一平方米就住了2个人，十分拥堵，非常恐怖。
在香港回归中国前夜，九龙城寨终于被清拆整治，夷为平地。现在，它已被改建为一个公园，但城寨的过往，却成为了天下上最神奇的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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