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物质是个热词。
北京时间11月30日凌晨,《自然》(Nature)在线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的暗物质探测卫星发现诱人信号》,指出“中国科学家获取了目前国际上精度最高的电子宇宙射线探测结果”。差不多两年前,中国发射了“悟空号”暗物质探测卫星,目标是在宇宙线和伽马射线辐射中寻找暗物质粒子存在的证据。
暗物质,简单地说,就是宇宙中不发光的物质。
上世纪30年代,科学家在研究星系团时发现,用力学方法测到的质量大于用光学方法测到的质量,说明有些物质是不发光的。欧洲普朗克宇宙探测器团队推算,宇宙由4.9%的普通物质、26.8%的暗物质和68.3%的暗能量组成。
灰犀牛跑到眼前,是庞然大物,暗物质则看不见摸不着。灰犀牛提示我们,远的就是近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暗物质促使我们思考,小到看不见的就是大到无所不在的,无形往往驾驭有形。
经济领域的暗物质在哪里?
经济社会领域的暗物质在哪里?在人心里。为何会从暗物质粒子想到社会与人心?因为现实中的热点、难点不断让人触动——人与社会的文明进步,比起牛顿三大定律那样的知识普及,要难太多。
知识有个特点,就是它和物质载体可以分离。你无法把外国的铁路搬到中国,但能把铁路的知识拿过来为你所用。“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在12岁的时候到美国留学,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他这批理工男回国后投身铁路建设,并向大清商部建议,全国统一采用4英尺8英寸半(1.435米)的标准轨距,统一工程标准,推广使用Janney自动车钩,这就是知识的应用。消化了学来的知识后,詹天佑再自主创新,主持京张铁路时首创了“竖井开凿法”。
知识与承载知识载体的可分离性,决定了后发国家尽管在物质载体(器物)方面落后于先进国家,但只要在知识上和世界接轨,用最新知识武装自己,就有希望快速追赶并且超越,而先进国家的器物固化后,无法打掉重来,反而成为更新的障碍。
“中国制造”也是同理。像王传福、李书福们造车,最早都是买来国外的车,拆解,然后看怎样用更低成本去造。当然,越是深度的、复杂集成的、看不见的知识,比如操作系统和芯片,越难模仿。这是中国企业的下一步——创造和智造。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物质面貌和世界先进水平差很多,但知识对接了,重视教育了,大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就突飞猛进了。中国用几十年时间浓缩别人一两百年的路,关键在于汲取了新知识,并在庞大的人口和市场基础上将知识普及应用。
可是,我们也会发现,正如过去常说的,“制度的现代化比器物的现代化难”、“文化的现代化比制度的现代化难”,从知识传播到物质环境建设,再到制度变革、社会发展,每跨一级,过去那种汲取新知所形成的赶超效应就越不明显。
比如说证券市场。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得并不算晚,互联网传到中国是1994年前后,而1990年上海和深圳已经有了证券交易所,并且采用了比纽交所更先进的无纸化交易系统。1992年中国成立了证监会,而美国证监会是在华尔街运行了一个多世纪后的1934年才成立。但20多年过去了,中国证券市场还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
为什么我们的交易所大楼建得世界一流,但证券市场地基仍不牢固?是没知识吗?不是,很多用知识和规则建构起来的经济与社会架构,在实际运行中还是会有种种“测不准”。因为有人的存在,社会不可能把人抽离出来建设。特别是那些负责让架构健康运行的规则守护者,他们的职责本是捍卫天平的公正与精确,但他们心中的暗物质却让天平失衡了。而这,表面都看不到。
请记住科学家们的判断,宇宙中只有4.9%的物质,剩余95%的是暗物质、暗能量在发挥作用。经济何尝不是如此?
社会领域的暗物质在哪里?
现在来做一个社会领域的案例分析——探讨基层干部对权力的使用。
社会治理离不开基层干部,有些基层干部的真实驱动力来自于“暗物质”——不在明处但在起作用——那该怎么办?
学者们提出一些方案,比如要加强约束和监督,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把权力的运行放在阳光下,让暗物质透明起来;比如要正视暗物质的存在,暗物质不等于黑恶,人心中的暗物质本质是自利,是个人利益,因此要考虑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但必须设置底线,底线就是不能“害他”,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底线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我对人心中暗物质的看法,有两个关键词:原则和方法。
先说原则。人心中的暗物质,一言以蔽之,就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欲望是动力,但不加节制也是罪恶的渊薮。无论老虎还是苍蝇,抑或是各种寻租者、投机者、内幕交易者、操纵市场者,他们的问题不是无知,不是不懂规则,而是逐利时贪得无厌,取之无道。
从无节制的利益驱动,到有规则的利益驱动,这是中国迈向更好的市场经济和公正社会的必由之路。新型政商关系,当官和发财两条路,这些要求都是在校正航向,订立原则。
最近我阅读了史上最杰出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的《原则》一书,很受触动。达利欧说:“我一生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种以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是它帮助我发现事实是什么,并且告诉我发现事实后如何行动。”达利欧指出:“尽管赚钱很好,但拥有有意义的工作和人际关系要比赚钱好得多。有意义的工作是指一项我能全身心投入的使命,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是指我既深深地关心对方,对方也深深地关心我。”
在达利欧看来,把赚钱作为你的目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金钱并没有固有的价值,金钱的价值来自它能买来的东西,但金钱并不能买到一切,更聪明的做法是,先确定你真正想要什么,你真正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想想你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做什么。金钱将是你需要的东西之一,但当你已经拥有了实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所需的金钱时,金钱就不再是你唯一需要的东西,也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今天我们社会中的很多问题,不是金钱不够的问题,而是找不到有意义的工作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后者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原则。当人生不是由原则驱动,而是由利益至上的暗物质驱动时,一定是一条饮鸩止渴的不归路。
基层干部的原则是什么?任命你当干部的原则是什么?可能不少人都忘了,或者一些人选择当“两面人”,对原则敷衍对付,真正追逐的还是利益。但过着违背原则的生活,能睡得好觉吗?有什么意义和快乐?
我们方方面面都需要倡导和坚持以原则为基础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大道为公,大道是可以昭然于天下的,是要在阳光下践行的,知行合一,思行合一,言行一致,如此才有太太平平、安安全全的人生。
再说方法。社会治理不能只是空发议论,而要找到将人心中的暗物质管住的方法。达利欧认为,一个机构就像一部机器,主要由两组部件构成:文化和员工。优秀的文化,不掩盖问题和分歧,而是公开妥善解决。由此出发,在决策中才能创建一种“具有可信度的创意择优模式”。
这个模式是什么意思?一般的公司里,决策要么以独断专行方式由高层领导自上而下做出,要么以民主协商方式由每个人分享各自观点,得到最多支持的观点获胜。但这两个决策系统都有缺陷,最佳决策应该是按照观点的可信度得出的,最具可信度的观点来自——反复多次成功地解决了相关问题的人,能够有逻辑地解释结论背后因果关系的人。基于可信度的观点评估,就能够正确实施并保持最佳效果,就可以形成最公平、最有效的决策系统。
真正意义上的创意择优,不是来自“理论上的最好创意”,不是来自“只会逢迎的马屁精”,不是来自“怀揣异议和不满的捣乱分子”。达利欧给出了一个公式:“无所不在的创意择优 = 极度求真+极度透明+兼顾考虑可信度”进行决策。所有决策原则都以书面形式记录,之后再编码输入电脑,并以此做出决定。具体决策工具和程序如下:
【教练】这个app平台上汇聚了各种情况,形成了一个案例库,并与可适用的相关原则一一挂钩。人在使用教练时,也会针对教练提出的建议做出反馈,这有助于教练工具更完善,在未来提出更好的建议。
【集点器】这个app应用于会议,便于人们实时表达自己和了解别人的观点。与会者可以通过赋予点数来记录对彼此发言的评价,针对几十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可以给出好评,也可以给出差评,这些点数体现在一张表格中,并动态更新。
【棒球卡】公司搜集员工其他各个方面的数据(检查、测试、做出的选择等),基于压力测试的逻辑形成关于员工特征的画像,由此,与会者就可以用它评价发言人的权威性。
【问题日志】这是记录错误、吸取教训的主要工具。它有助于指明诊断问题的途径以及相关信息,形成有效的绩效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发生问题的类型进行估量。
此外的工具和方法还有:争端解析器、每日更新工具、契约工具(记录员工之间的承诺并监督承诺的履行)、流程图、政策和程序手册、量化指标等等。达利欧讲的是公司决策模式,但这种思维和方法在社会治理、政府治理中同样可以借鉴。
社会治理是否可以尝试数据化、云化和智能化?
治理的学问真的很大。要明确并且遵循治理原则,万万不能让暗物质主导了实际的治理过程,南辕北辙还觉得走在正确道路上。重要的是,治理需要方法,是一个系统。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时代,社会治理是不是也应该数据化、云化和智能化?如果把决策模式落实为一套工作方法,用数字化工具来赋能和保证,那种“内部人说了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决策模式是不是就行不通了?我们有那么多数据积累,也有过大量正面或者反面的算法验证,完全有条件考虑建立基于原则的社会决策平台,让每个地方和部门都参与,也让四面八方每个角落更好连接。
正因为社会公共治理难度很大,参数很多,暗物质参数更是叵测,现在更需要把分散在各地“孤岛”上的公共治理信息数据打通,用数据去促进深度学习,让决策能力进化。
互联网上的情绪能暴露出社会的问题,但情绪本身不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还要耐心扎实地工作,特别是通过创新,用新技术、新工具探索更具创造性的好办法,从而让人心中晦暗的东西被抑制,不至于演变为损人利己的伤害和危害,并让人心中美好的、智慧的、有意义的东西被激发,被选择。
从关注灰犀牛到抑制暗物质,坐而言,何如起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