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美国最近几年一直在快速质变。这个质变溯源很深，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影响也很严重。总的来说，现在的美国已经出现四个分化。

    第一是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自世纪之交，美国的财富分配就像打开的剪刀一样，向贫富的两个极端移动。顶端的百分之一人口在去年已经拥有将近四成的全国收入与财富，另外百分之九再瓜分了将近四成，而广大的九成人口则抢食剩下的二成余财富。此外，自认多年受到压抑与委屈的白人愈来愈渴望找回自尊及主导权。他们对非白人，移民、非基督教（尤其是穆斯林）的敌意也在强化。

    其次是美国政治的左右分化。由于美国人口长期向都市集中，现在高达百分之八十四的庞大人口集中在东西两岸的廿五个州（如加州、纽约）。剩下的百分之十六住在中西部的廿五个小州。这百分之十六依据宪法拥有参议院一半（即五十个）的席次，足以影响所有的立法及政策。这就使得在小州很受欢迎的本土、排外、反全球化的势力，可以用极小的成本取得不成比例的全国影响力。它一方面滋养了共和党的右翼，迫使共和党向右走，一方面也刺激了较都市化、国际主义、及种族多元的民主党向左走。这个左右分化不仅激化政治对立，恶化美国的选举文化，还使中间温和的选民在政治上愈来愈弱势。

    第三是美国政府的上下分化。上层以川普家族及亲信为代表。他们关心内政多于外交，美国尊严多于战略利益，经济实利多于自由民主人权。在涉外事务上，他们只展现点的思考，而不是线的、更不是全面的战略性思考。“通俄门”调查启动后，他们更是心烦气躁、手忙脚乱。

    居于下层的政府专业阶层及智库则与白宫高层严重脱节，士气普遍低落且焦躁。据一位经常接触华府官员的美国前官员说，过去官员提及政府高层，都说“我们”，以示彼此一体；现在常用的字眼却是“他们”，疏离感溢于言表。另一位官员也说，“他们只把我们当成Siri（即iPhone的人工智慧问答软体），只问事实，不征询意见”。所以中高层官员大量离职；最近更有十余名国务院官员罕见地联名控告自己的长官国务卿违法。

    另外，由于白宫要求高层官员必须绝对忠贞，而许多温和专业人士又多不愿与川普为伍，结果政务官就大量出缺。据统计，今天川普任期已快走完四分之一，但该上任的六一八位政务官，只有二○六人（即三分之一）就职。

    灾情惨重的国务院除了派不出几十位大使（如驻南韩、德国、新加坡大使），还让六位次卿中的五位，廿二名助理国务卿中的十八名悬缺至今，其中包括负责北韩及台海事务的东亚次卿及助卿。国防部稍好，仍有二分之一的政务官从缺。高层空虚到如此地步，美国政府不仅难在内部齐一步伐，也不易与外国协调政策。难怪台湾在风闻巴拿马要与我断交时，急寻华府求助，却完全徒劳。

    第四就是美国外交的人我分化。川普坚持美国优先、唯我独尊，不仅撤除美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及气候变迁的支持，还与南邻墨西哥闹翻、与英德重要盟邦疏远、威胁废除美韩自贸协定及伊朗限核协议。这些作为几乎都在自废武功，当然也使美国在全球硬实力及软实力双双重创。

      笔者在越战高潮时负笈华府留学，亲眼目睹美国当时社会与政治的深刻分裂。今天美国又陷入困境，但这次它的根源是内生的、是长期累积的、也一定要长时间才能扭转。所以美国虽仍是超强，却是一个思想混乱、权力分散、意志模糊的超强。

    相对的，党代会以后的中国大陆，不仅思想集中（“中国梦”），权力集中（以最高领导人为核心），而且意志也集中（领土、反贪、改革）。既然美国与中国大陆都在质变，还都是朝着对台湾不利的方向质变，蔡政府却依旧不动如山，老神在在。真不知信心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