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为王——影响因子和期刊的另一种异化
一篇综述起波澜
先看一个前些年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因子波动的案例：《晶体学报 A》（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A），原是一家不起眼的 SCI期刊，影响因子只有 2.0，但是该刊二〇〇八年发表了一篇名为《SHELX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SHELX）的综述文章，意外获得超高引用，该刊的影响因子从二〇〇八年的 2.0突然飙升到二〇〇九年的 49.9，再到二〇一〇年的 54.3，它在 JCR报告中的排名从两千名开外火箭般蹿升至全球第二名！
《晶体学报 A》
这样奇峰突起的事件，当然会引发学界的普遍关注，二〇一〇年Nature（《自然》）杂志为此事发了专文报道。而据该杂志二〇一四年发布的一九〇〇年来百年百篇 SCI超级高引论文榜单，截至当时发表仅六年的《SHELX简史》，累计被引次数已多达三万七千九百七十八次，在榜单中高居第十三位。
不过好笑的是，按影响因子的计算规则，无论文章多么热引，对影响因子的有效贡献期限一概为发表后的第二、第三两年，一旦《SHELX简史》的引用有效期限结束，《晶体学报 A》的影响因子立刻回归原形，二〇一一年重新降回 2.0。
我们检索 SCI和 JCR数据库，发现《SHELX简史》一文 73.6%的引用来自《晶体学报 A》的另外四个姊妹刊（Section B、C、D、E）。根据二〇〇七年开始实施的新规定，期刊自引（self citation）过多属于违规，将被逐出 SCI之列；后来又将 “引用同盟 ”（citation stacking）列入惩罚范围。严格来说，《晶体学报》姊妹刊相互间的引用，其实也有隐蔽的 “引用同盟 ”之嫌，不过它似乎成功规避了惩罚。这种姊妹刊之间相互引用的情形，与近期国内有些学者指控的文科期刊之间的 “引用同盟 ”，又何尝没有 “异曲同工 ”之妙呢。
两篇综述造神刊
上面这个奇特的例子虽然昙花一现，但它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一篇高引的综述文章可以让影响因子得到多大幅度的提升！影响因子游戏的那些顶级玩家很自然地会想：要是年年有一篇《SHELX简史》这样的文章，我们的刊物不就可以长踞神坛了吗？
没错，这样的想法早就有期刊践行了，而且极见成效！
创办于一九五〇年的《临床医师癌症杂志》（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可谓当之无愧的 “神刊 ”，它多年来影响因子位居全球前列，已经连续十一年蝉联第一。以二〇一六年为例，其影响因子高达 131，领先排名第二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影响因子 59）两倍不止，领先排名第九的Nature杂志（影响因子 38）三倍不止。
《临床医师癌症杂志》
许多盲目崇拜影响因子的人，只知对这种 “神刊 ”顶礼膜拜，却很少注意到，《临床医师癌症杂志》如此惊人的影响因子，主要归功于它的两种报告：一种是一九七九年至今逐年发表的《癌症统计报告》（Cancer Statistics），另一种是不定期发表的《全球癌症统计报告》（Global Cancer Statistics，1999，2001，2005，2011年）。
我们对《临床医师癌症杂志》二〇〇一年来的 SCI数据做了统计，结果表明：它的上述两种报告，为影响因子做出的贡献始终超过 70%，基本上在 80%附近摆动，在最突出的二〇一〇年，贡献比例甚至高达 86%。这个期刊的影响因子从二〇〇一年的 35，连年上升，二〇一三年达到峰值 162；而从二〇〇五年起，它的影响因子就雄踞全球 SCI期刊第一位，至今保持不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全球影响因子游戏的冠军期刊，约八成的引用神话就是靠两篇综述文章支撑起来的。
欲玩综述，先懂规则
对此事细节有兴趣的读者，也许会产生疑问：《SHELX简史》也好，《癌症统计报告》和《全球癌症统计报告》也好，标题中都没有“综述 ”字样，凭什么认定它们是综述呢？
我们是有充分依据和理由的。
根据 ISI（私人商业公司 “科学情报研究所 ”，影响因子的发布者）每年发布的 JCR报告（期刊引证报告，全球 SCI期刊影响因子的排名即在其中），对“综述 ”的定义是，满足下列四项条件之一，即为 “综述 ”文章：
一、文章参考文献超过一百项；
二、发表在综述期刊（只发表综述文章的期刊）或期刊 “综述 ”专栏上；
三、标题中有 “综述 ”（review）或“评论 ”（overview）字样；
四、文章的 “摘要 ”表明该文是一篇综述或评论。
可见标题中有 “综述 ”字样只是四项条件之一。尽管《癌症统计报告》和《全球癌症统计报告》在《临床医师癌症杂志》上被归入“论文 ”栏目，但是，首先，《癌症统计报告》在它的绪论中明确指出该文是一篇 “评论 ”（overview）。其次，这两种报告从内容来看完全是 “模板化 ”的：文章除各年统计数据不相同，从标题、摘要、关键词、绪论到行文内容几乎一模一样，甚至文章作者也连续相同，很难想象原创论文可以如此写作。所以若按照文章实际内容来划分，也完全有理由将这两种报告列为 “综述 ”。《SHELX简史》的情形也是类似的，“简史 ”在这里几乎可以视为 “综述 ”的同义语。
高引之道，综述为王
如前所述，影响因子前二十名的顶级玩家中，一半靠办 “两栖 ”期刊同时大幅减少 “引用项 ”的文章篇数来操弄影响因子，另一半则是靠刊登综述文章这个高引的 “王道 ”来提高影响因子。
借用武侠小说中描述的武功来比喻，则前者好比 “九阳神功 ”，没有极好的基础和罕见的机遇，基本上是可望而不可即。因为要让一本 “两栖 ”期刊，像 Nature、Science（《科学》）那样既被学界公认为“顶级科学期刊 ”，又被大众媒体和时尚潮流深度接纳，毕竟是难如登天的事情。相比而言，综述的 “王道 ”却好比江湖上广泛流行的“太祖长拳 ”，入门容易，见效很快，一般人若勤于练习，也能有成，甚至也能登临绝顶，比如《临床医师癌症杂志》就是如此。因为修行此道时，仍可办 “纯粹 ”的学术期刊——基本上只刊登学术文本。
综述为何能成 “王道 ”，或者说，综述文章为何能够得到高于一般学术论文的引用？
一个简单的原因，和今天国际上通行的 “学术论文 ”的写作八股有关。这种八股要求在每一篇 “学术论文 ”的开头有一个几乎是固定的部分——“对前人工作的概述 ”，而要写这一部分，少不得就要去查查那些综述文章，然后适当引用一下。况且如今科学领域竞争极为剧烈，科学家人人都需要随时窥视同行们在干些什么，这被视为 “了解前沿动态 ”的必要之举，综述文章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自然大行其道了。
“综述 ”（Review）作为一种学术文本形式，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后期德国的科学杂志上。大致分为两类：一为 “年报型 ”（Juhresbericht），是对某一研究领域一年来取得的整体成果进行评论总结；二为 “结果型 ”（Ergebnis），是集中对某一科学问题及它的若干解决方案进行评论。一九七七年，学者伍德沃德（A. M. Woodward）在《综述文章在信息交流中的作用》一文中，系统论述了综述的六项历史功能和七项当下功能。
六项历史功能分别是：（一）对已发表论文进行同行评估；（二）整合不同期刊上对相关问题探讨的信息；（三）凝练已有的相关知识；（四）替代原始论文作为写作记录；（五）预见新兴领域的出现；（六）为进入新领域寻找研究路径。
七个当下功能依次是：（一）了解前人已发表的工作；（二）了解相关交叉领域的工作；（三）提供文献线索；（四）为解决科学问题提供新方法；（五）确定新领域的走向；（六）用于教学目的；（七）成果反馈。
伍德沃德归纳的这些功能，今天依然可以视为评判综述文章的学理标准。只是随着 “影响因子 ”游戏风靡全球，伍德沃德在文章中谈到的综述的另一项 “优势 ”，正在彻底改变一些期刊发表这种文本的真正目的——伍德沃德引用一项针对心理学杂志读者的研究表明，综述文章具有 “引用优势 ”：四百二十九篇文章中仅有十一篇被十七位以上读者阅读过，其中七篇是综述文章。不过综述文章天然具有引用优势，这一结论此前已经在西方学界出现。
加菲尔德（E. Garfield，1925-2017）。据《科学家》杂志（The Scientist）2月27日报道，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创始人、“SCI之父”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于2017年2月26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去世，享年91岁（来源：澎湃）
一九七五年，发布期刊影响因子的 JCR作为 SCI附卷首次出版， SCI和影响因子游戏的开创者加菲尔德（E. Garfield），在整理相关数据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 “综述期刊 ”在影响因子排名中的突出表现。加菲尔德对比了两类期刊：一类是非综述期刊（发表论文、综述及其他多种形式文本的期刊），另一类即综述期刊。发现一九七五年影响因子排名前二十的期刊中，综述期刊占了十六份之多，非综述期刊仅占四份。这意味着，在影响因子游戏刚起步的阶段，综述杂志就显出了非常强劲的优势。
走向“王道”的边界
不知是纯属巧合，还是事先获得了 “内部消息 ”，在与加菲尔德发表上述结论非常接近的时间——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Nature杂志新开设了 “综述 ”栏目，刊登的第一篇综述文章主题是 “广义相对论的进展 ”。时至今日，“综述 ”已成 Nature杂志的常设栏目，每年发表综述类文章六十篇左右。
综述期刊在影响因子排名中的优异表现，启发加菲尔德在一九七五年推出了一款新产品：科学综述索引库（Index to Scientific Reviews，简称 ISR），这是一个专门针对综述文献的引用索引库。为了激励科学家写作综述文章的热情，加菲尔德的科学情报研究所（ISI）一九七九年和 Annual Reviews Inc.合作成立了卢克奖励基金（James Murray Luck Award），奖金五千美元，由美国科学院颁发，用于奖励优秀科学综述文章的作者。
考虑到影响因子游戏当时尚处于起步阶段，加菲尔德的上述做法还带有几分吸引玩家参与的性质。但随着影响因子游戏风靡全球，事情走向了越来越荒谬的极端——综述文章因其 “引用优势 ”，开始在欧美学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逐渐成为一些期刊提升影响因子心照不宣的法宝。
比如，《组织化学和细胞化学杂志》（Journal of Histochemistry & Cytochemistry）二〇〇七年在社论中非常直白地征求更多的综述文章稿件，说这是有效提升期刊影响因子的首选措施，因为 “综述文章更容易获得引用 ”。学者马修（E. Matthew）等人二〇〇八年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总结了期刊 “操弄影响因子的十种手段 ”，其中第四种就是“增加发表综述文章的数量 ”。《自然 ·免疫学》（Nature Immunology）二〇一一年《综述的诱惑》一文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期刊乐意发表综述文章并不奇怪，一些顶级期刊比如《细胞》（Cell），每期至少刊登一篇综述文章。杂志一般向相关领域的权威科学家直接约稿，设定的选题也是读者最感兴趣的。这类综述文章通常会获得高引（综述文章的平均引用次数约是原创论文的两倍），帮助杂志提升影响因子。
《细胞》
类似看法一旦成为西方学界共识，直接后果就是，SCI期刊的综述文章数量逐年大幅增加。学者凯查姆（C. M Ketcham）和克劳福德（J. M Crawford）二〇〇七年整理的两组数据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组，一九九九年，SCI收录期刊五千五百份，其中包括一百六十三份综述期刊，这一百六十三份综述期刊共发表综述文章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九篇，占所有 SCI综述文章的 73%，也就是说只有 27%的综述文章发表在非综述期刊上。
第二组，二〇〇六年，SCI收录期刊六千二百五十份，其中包括一百九十八份综述期刊，这一百九十八份综述期刊共发表综述文章两万五千六百九十一篇，占所有 SCI综述文章的 56%，也就是说已有 44%的综述文章发表在非综述期刊上。
在此七年间，综述文章总量大幅增加，从两万六千二百八十六篇增加到了四万五千八百七十六篇；一九九九年平均每份非综述期刊发表综述文章一点三三篇，到了二〇〇六年这个数值增加到三点三四篇，这表明，非综述期刊上的综述文章也大幅增加了，目的当然是增加自己期刊的被引用数。
如果要想知道综述文章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引用数，可以参考学者莫伊德（H. F. Moed）等人一九九五年的一项研究，他们比较了两份顶级化学期刊——德国《应用化学》（Angewandte Chemie）和《美国化学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的引用数据，结果表明，德国《应用化学》综述影响因子是论文影响因子的两到三倍，是技术报告影响因子的四到五倍，这从数量上证明了综述确实具有引用优势。
影响因子计算公式
我们在二〇一六年的文章中重点讨论过Nature和《柳叶刀》（Lancet）这类 “两栖 ”期刊提升影响因子的关键手法，是通过逐年减少 “引用项 ”（即学术文本）的文章数量，以减少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中的分母。现在我们又知道综述文章的 “王道 ”，可以有效提升引用数，从而增大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中的分子数值。那么让我们来设想，能不能将 “引用项 ”压缩到最小值——当然只能是 1，即每期只刊登一篇学术文本，而该学术文本就是一篇综述文章？如此 “双管齐下，臻其极致 ”，能不能在影响因子游戏中登临绝顶？
想不到，世间真有这样的杂志！
这就是法国半年刊《地球化学展望》（Geochemical Perspectives），它每期只登一篇文章，就是一篇综述，已将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中的分母压缩到最小极致。该刊创刊当年即被 SCI收录，二〇一三、二〇一四、二〇一五年影响因子分别为 8.1、8.2和 8.8，在法国期刊中影响因子连续三年排名第一，说明这样的做法还是奏效的。
《地球化学展望》
这家法国期刊的极端做法尽管耸人听闻，但在西方学界绝非孤例。创刊于一九六四年的英国季刊《固体化学进展》（Progress In Solid State Chemistry），从八十年代始将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从先前的十余篇削减为四篇左右，相当于每期只发一篇文章了，并于一九九八年开始逐渐由论文期刊转型为综述期刊。
说实话，影响因子游戏玩到这种地步，期刊其实已经异化了。
办期刊最初的宗旨是什么？不是为了将学术成果进行传播，让同行和其他人也了解，以求交流吗？但是自从影响因子游戏风靡全球，期刊的优劣高下只看影响因子，最后人们发现办期刊的目的已经不知不觉地被改变了——现在办期刊只是为了影响因子，为了那个每年在私人商业公司发布的 JCR报告中沉浮不定的排位数字！
不过，《地球化学展望》这种 “双管齐下，臻其极致 ”的杂志，在影响因子游戏中却未登临绝顶，甚至连接近绝顶都谈不上，这也许就是综述 “王道 ”的边界了。每期杂志只发表一篇文章，而且又是综述这种学术文本，毕竟会大大限制读者的范围。《临床医师癌症杂志》这种影响因子一骑绝尘的异数，不是别的期刊轻易能够复制的。
中国期刊应该“见贤思齐”吗？
我们对 SCI期刊影响因子排名前二十的期刊类型比例做了统计，将起始年限前推至一九六九年，结果表明，约半个世纪以来，综述期刊一直在影响因子前二十名中占绝对多数，直到二〇〇〇年以后， “两栖 ”期刊才逐渐增加，到十多年前，即二〇〇四年起，才与综述期刊在数量上呈平分秋色之势，并保持至今。
全球 SCI期刊影响因子排名前二十的期刊几乎都是英美期刊。以二〇一六年为例，其中九份美国期刊，十份英国期刊（其中Nature杂志及其子刊占了八份），仅排名第二十的是一份德国综述期刊Living Reviews in Relativity（《相对论评论》）。全球顶级学术期刊几乎被英美垄断，这表明 “影响因子 ”其实是一场以英美两国为主导的学术游戏。
在这二十种 SCI期刊中，综述期刊和 “两栖 ”期刊连续多年平分秋色，这充分反映一个事实：“综述 ”和“两栖 ”是影响因子游戏高端角逐中最具竞争力的两大 “王道 ”。
从实现路径而言，要成功打造具有高端商业价值的顶级 “两栖 ” 期刊非常困难，像 Nature、Science和《柳叶刀》这样的老牌刊物，它们都经过一两百年经营才有了今天的地位（《柳叶刀》创刊于一八二〇年，已有近两百年历史）。相比较而言，“综述 ”路径提升影响因子似乎要 “短平快 ”一些，所以将它比作 “太祖长拳 ”。
中国学术杂志几乎都是论文期刊。检索中国办的得以进入 SCI影响因子游戏的百余种期刊（当然都是英文期刊），数据显示，自一九九九年以来，中国排名前二十的 SCI期刊几乎都是论文期刊。到二〇〇六年才出现了第一份 “两栖 ”期刊《中国药理学报》（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影响因子 1.3，该年度它总共发表了一百九十三篇论文，二十五篇综述，两千六百六十二篇大众文本。到二〇一五年才出现第一份综述期刊《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影响因子 8.0，这再次表明，综述 “王道 ”确实行之有效。
《中国药理学报》
为了提升中国的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我们习惯于强调 “国际化”“与国际接轨 ”等，但着力的都是一些肤浅表面的事情，只知道用英文写论文，办全英文学术期刊，很少把注意力放到认真弄清楚影响因子游戏的来龙去脉和操作规则上。当英美期刊轻车熟路地将 “两栖 ”和“综述 ”作为提升影响因子的 “王道 ”捷径时，中国却还在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办纯粹的论文期刊，希求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西方主流学界的认可，完全没有意识到影响因子游戏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可操弄空间。
在没有完全搞懂西方老牌列强影响因子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轻率实施 “接轨 ”，更大的可能是落入 “陷阱 ”却不自知——事实上，一些极为严重的负面效应，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令人痛心疾首地显现出来了！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通过具体实例做出进一步的揭示。
对于西方顶级玩家在影响因子游戏中制胜的 “王道 ”，中国期刊应该 “见贤思齐 ”吗？这还真是一个问题，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读书》杂志微信公号发布了一篇《“影响因子”是用来赚大钱的：揭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一）》，成为热转文。
“影响因子”在今天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中，究竟有多重要，恐怕无需赘言。不但科学界将它奉若神明，而且人文社科学界，也对它顶礼膜拜。但它的权威性真的无可置疑吗？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江晓原、穆蕴秋两位学者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与研究，惊人发现“影响因子”只是美国一家私人商业公司推出的盈利产品，从一开始就没有“学术公器”的性质。直到今天，它制造出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几乎没有真正代表过学术科研的真实水平。然而国内许多科研机构的管理部门，长期强调并用各种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员尽可能将论文发表在国外的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却完全没有看到，这种要求不仅在学理上极为无理，而且正在实际上对中国学术造成极大伤害。
在这组系列文章的第一回合里，作者从“影响因子”及其商业公司的背景、重点产品、盈利模式入手，对这套评价体系进行了一次大起底。
“影响因子”其实是美国一家私人商业公司推出的一项盈利产品。“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 ）逐年发布的“科学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SCI）和“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简称JCR），被当今科学界视为两种最权威的学术评估数据。SCI可用来检索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情况，JCR本质上是SCI的衍生产品，它是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和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就是期刊的“影响因子”。
许多人误以为它们是由“国际权威科学机构”发布的，而实际上这家“科学情报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人商业公司，1992年又被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收购。只是ISI的这一商业性质，多年来一直不太为普通公众和许多学界人士所知。
“科学情报研究所”及其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
其创立者尤金·加菲尔德1925年生于纽约，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学士学位（1949）和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1954），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结构语言学博士学位（1961）。1956年，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加菲尔德已经注册成立了一家小公司，推出了第一款信息产品《目录快讯》，是一种对管理类杂志目录进行定期汇编的小册子。
1960年加菲尔德迎来了他事业的转折点。这年他将公司改名“科学情报研究所”，与美国国家健康学会合作，获得国家科学基金（NSF）三十万美元，共同承担建设“基因文献引用索引库”项目。该项目对1961年28个国家出版的613种期刊两万册以上的140万条参考文献建立引用索引，进行编目，最终结果共五卷，其中基因类文献引用索引独立成一卷。1963年该项目顺利结项，加菲尔德原指望国家科学基金继续提供资助，将余下四卷一起出版，但他的申请未获批准。加菲尔德于是决定自己来干，独立出版，并将五卷统一命名为“科学引用索引”，即科学界现今奉为圭臬的SCI。
加菲尔德在推销他的产品时，手法高明而且不遗余力。他的关键手法之一是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SCI可以预测诺贝尔奖。他利用1964年首次出版的1961年度SCI报告，统计了1961年257900位学者的成果被SCI论文引用的情况，又统计了1962、1963年产生的十三位物理、化学和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论文引用情况，数据表明，该十三位学者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前一年，他们的成果被SCI论文引用的平均数量和次数远高于一般水平。
从表面上看，这确实表明优秀科学家群体有着更高的SCI论文被引用数，但这并不足以支撑加菲尔德的论断：SCI论文引用数可以反过来用于评估单个学者的学术水平。江、穆两位作者详细研究了加菲尔德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数据，发现他对数据的处理和使用至少存在着三个问题：第一，加菲尔德非常明显地对数据进行“选择性呈现”。第二，加菲尔德没有说明“高引作者名录”人数的选取标准。第三，没有明确预测的有效年限。
1988年，加菲尔德把“科学情报研究所”超过50%的股权卖给JPT出版公司（JPT Publishing）。1992年4月，汤森路透以2.1亿美元价格收购了JPT出版公司。据汤森路透首席运营官说，这项交易主要是为了得到“科学情报研究所”，当时“科学情报研究所在全球拥有三十万客户，每年净利润约为一千五百万美元”。
至于如今汤森路透旗下“科学情报研究所”的盈利规模，作者披露了一所国内著名“985”高校的有关情况以见一斑：该校目前订阅了汤森路透七种信息产品——Web of Science（包括SCI、SSCI、A & HCI 等）、JCR、BIOSIS Previews（生物科学数据库）、CC、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德温特专利情报数据库）、Essential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ESI）、ISI Emerging Market（ISI新兴市场信息服务），该校每年为此支付的费用超过两百万元人民币。
想想全中国有多少所类似的高校，全世界又有多少所类似的高校，而且国外许多高校在购买此类数据库时往往比国内高校更为慷慨，再想想“科学情报研究所”在1992年就有30万客户，就不难想象加菲尔德创建的“信息帝国”如今的盈利规模了。
此文只是起底“影响因子”系列的第一篇。作者以《琅琊榜》作比：加菲尔德就好比学术江湖的梅长苏，“科学情报研究所”就好比学术江湖的江左盟，而他们卖信息赚大钱的行事倒很像琅琊阁；那么“麒麟才子，彼岸加郎”有没有暗中辅佐的靖王殿下呢？至少在客观效果上也是有的，那就是Nature杂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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