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这样奇怪，儒学在遭受毁灭性打击，几乎被铲除殆尽之后，又一阳来复，顽强挺过那段屈辱的时光，再度呈现复兴之势，以致出现“儒学热”。当儒学处于低潮时，我们敬佩那些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出卖良知的人，如梁漱溟先生，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儒者“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独立人格和大丈夫精神。那么今天儒学研究处于高潮的时候，我们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杜维明先生强调，儒学首先应自我反省和批判，只有经过反省和批判，重新确立自己的根基，儒学才有可能真正获得新生，迎来又一次的复兴。我觉得杜先生的看法很有价值和意义。

　　儒学的反省和批判可以有多种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儒道对话，通过与道家的对话，儒家完成自我反省和理论重建。我们知道，孔子当年雄心勃勃踏上政治舞台，开始社会、人生的探索，创立儒家学说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老子，他“适周”，去了当时的首都今天的洛阳，向身为“守藏室之史”的老子请教去了。二人围绕周礼有一段对话，虽然话不投机，甚至老子对孔子有所批评，但孔子依然感叹“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见《史记·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最近两年，我经常讲到：一部中国哲学史要从孔子问礼于老子讲起，孔子何所问？老子何所答？这是理解中国哲学的关键。读懂了孔老对话，也就读懂了一部中国哲学。然而遗憾的是，司马迁对这场重要对话的记载并不让人满意，他更多停留在人情世故、处事原则上，从这个角度展开叙述。毕竟，司马迁只是一个史学家，是无法深入到两位哲人的思想深处的。不过我想，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孔子、老子的核心理念和思想主张，在这个基础上重建或者说再现孔老之间的对话。

　　儒家的核心概念是什么？仁义。道家的核心概念是什么？自然。仁义如何理解？孔子的仁既指成己，也指爱人，通过成己达到爱人。从消极的方面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从积极的方面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虽是儒学的基本义理，但推敲起来仍有不少问题。例如，这里的“己”如何理解？是个体之“己”，还是普遍之“己”？如果是普遍之“己”，那么又如何达到这种普遍的认识呢？如果说孔子当年生活在一个礼俗的社会，价值相对单一，容易形成共识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多元社会，问题要复杂的多。你想要的，也是别人想要的吗？你所追求、实现的，为什么也要求别人追求和实现呢？当年“夫人以仁发明此道”，就是有鉴于周文疲敝和礼崩乐坏的现实，希望以仁释礼，为礼重新寻找内在的价值根据，这当然有划时代的意义，孔子确立其在文化史中的地位也在于此。但老子的思路则有所不同，在他看来，爱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控制、专断，所以只讲仁爱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符合自然，所以他的核心概念是自然。自然如何理解？刘笑敢教授说是自己如此，我认为自然实际包含了两层含义：自己如此和任其如此。任其如此是道和圣人的品德，自己如此是万物和百姓状态；道、圣人的任其如此，成就了万物、百姓的自己如此；前者是任其自然，后者是自然而然，二者构成自然的完整内涵。有人说老子、道家反对仁义，不讲爱，恐怕不符合事实。老子讲“我有三宝”（《老子》67章），第一宝就是慈，慈不就是爱吗？老子用慈不用爱，就是要避开人们对爱的狭隘理解，强调要符合自然地爱，自然而然地爱。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5章），天地生养万物，岂能不仁？惟其不控制、不操纵也。故在老子看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51章）。剔除或否定了占有、主宰、控制欲望的才是真正的德、真正的爱。所以道、天地并非没有仁、没有爱，它们生育万物、养育万物，其实都是仁，都是爱。只是它们又不居功、不自傲，不主宰、不控制，不加干涉，顺其自然，尊重万物的特点与个体之“己”。圣人效法天地与道，自然应以天道的方式去仁、去爱。套用老子的表达，不仁而无不仁，无爱而无不爱。正因为不爱--控制、占有的爱，所以万物才得其爱，正因为不仁--干涉、操纵的仁，所以百姓才得其仁。理解了仁义与自然的分歧和不同，我们便可对孔老对话做出分析和判断。孔子想以仁释礼，通过“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重建礼乐秩序，突出的是君子的担当和责任，故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子担心的是，如此建立起来的礼乐秩序是否自然？是否考虑或尊重了百姓的个体之“己”？孔子的理想固然高远，气魄固然宏大，勇气固然可嘉，但这种理想、气魄和勇气背后是否蕴含着一种独断呢？是否会强人所难而不宽容呢？解读孔老对话，恐怕要从这里去思考。

　　孔、老当年的不同选择决定了儒、道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积极入世，富有理想，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故常常以圣贤自居，居高临下地去安人、安百姓。道家清醒冷静，富有智慧，更多关注的是文明发展的负面后果，对仁义道德保持高度警惕，希望通过自然、无为做出适当的矫正。老子、道家也不是不讲爱，而是警惕人们以爱的名义滑向专制和独断。所以，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与道家的任其如此，表面上似乎是相互对立，实际上却构成相互补充和完善，儒家可以通过与道家的对话完成自我的反省和批判，反之亦然。我们读过张载的四句教：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读到这段文字时，很多人都会热血沸腾，充满了自豪感和责任感，因为它对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做了完美的表达。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站在道家的立场，以上内容其实是值得检讨和反省的。例如，你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为“生民立命”？有学者考证说张载原话是“为生民立道”。但不论是“立命”还是“立道”，都是我来确立民众的命，规定其生命的意义。孟子说过，“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但这是对个体、自己而言，我确立对于命运的态度。张载将其扩展到民众，是否有过分膨胀、自大的嫌疑呢？其实历史上有儒家学者对这个问题做出反思的，就是王夫之。王夫之写过《张子正蒙注》，自称“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说明他对张载的学说十分认同，并心向往之的。但王夫之也写过《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等著作，受到道家的影响，正是在与道家的对话中，使其对张载式的儒家信念提出反省甚至挑战。王夫之的看法，至今读来仍觉精辟：“自圣自贤，必将临人。”如果总是以圣贤自居，必然会产生强烈的支配欲、控制欲。“谓民之生死在我，则贼其民。”如果自认为可以控制、主宰民众的命运，实际就是在残害民。王夫之的逻辑是，“民未尝不自知爱也，而乌用我爱？”老百姓都知道爱护自己，不一定需要你去爱护。“物之自治，天之道也。”真正的爱护是让百姓能够自治、自理，这才是最好的爱护，是符合天道的。所以，“帝王之道，止于无伤而已”。统治者不要伤害百姓，给老百姓发展的空间，让其自治、自爱就可以了，而不必事事去关心民、爱护民，更不必为其立命了。王夫之是一位真正的儒者，但他却有自我反省、批判的精神，这种批判的精神就是来自于道家，是他与道家的对话中获得的。所以，儒家需要道家，仁义需要自然，符合自然的仁义才是真正的仁义。同样，道家也需要儒家，自然也有需要仁义，包含了仁义的自然才是有温度的自然，结合了儒家的道家才能表现出济世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