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通俗化讲一流知识并不痛苦
最近,朋友圈流传着一篇关于一流知识无价,以及一流知识大众化时如何痛苦的文章,值得讨论一番。
一流知识与三流学者
“知识”本身并无一个确定的概念,很难在“一手知识”“二手知识”、“一流知识”“三流知识”之间做一个精确的划分。正如前面分析,其价格,也与知识的高贵没有关系。但是,客观而言,知识的重要性,或者意义,的确可以做评价区分。
如果以频度与意义来评价知识,的确存在“人类在数百年里只有数次机会与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相遇”这样的知识。但是,顺着这个逻辑,不难发现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学者根本无法创造出一流知识。如果要更加具体化的描述的话,不妨做一个不准确的划分,一流学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二流学者大一个数量级,是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人,剩下的则是三流、四流、五流学者。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内容,也没有根本性创新,只一些局部性微创新,他们的主要贡献与身份,是知识的传播者。
一流知识与大众
一流知识可以被通俗化吗?
1950年的某天,费米和另外三位物理学家共赴午餐,路上他们聊着有关地外文明的话题。其他人认为,即使平均起来一个行星产生文明的可能性很小,但因宇宙的古老历史和数目众多的天体,外星文明的总数也应相当可观。在进餐时,他们的讨论已转移到别的方面,费米突然问道“他们都在哪儿呢?”著名的费米悖论由此产生。
爱因斯坦在他的自传中回忆,他16岁的时候,幻想在宇宙中追寻一道光线。他推理说,如果他能够以光速在光线旁边运动,那么他应该能够看到光线成为“在空间上不断振荡但停滞不前的电磁场”。这就是著名的启发了狭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的光线(Einstein‘s Light Beam)思想实验。除了这个思想实验,爱因斯坦还用火车与光线来阐释狭义相对论的思想精髓,用电梯思想实验来阐释广义相对论。在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进行了一系列论战中,论战的工具也是思想实验,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纠缠思想实验(亦称“EPR佯谬”)。
至于当下,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霍金,也是一个热衷于一流知识普及化的人,其科普著作《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大设计》都是畅销书,是一流知识通俗化的经典。此外,他还有很多关于物理学的演讲,也深受大众欢迎。显然,霍金并没有因此感受到痛苦,也没有觉得背叛了物理学。他用数学语言撰写论文,与同行探讨,与他用通俗语言向大众科普,并不矛盾。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至今仍然熠熠发光的那些顶级知识与灵感,如费米悖论、缸中之大脑(Brain in a Vat)、薛定锷的猫(Schrodinger’s Cat)、中文房间(The Chinese Room)、特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爱因斯坦的光线(Einstein‘s Light Beam)仍然可以变为普通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这些人类历史上顶级知识、智能的瞬间,都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讲述出来。
再往下,以经济学为例,科斯的交易费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理论,都可以通过通俗的话语向大众传播。显然,经济学知识的通俗化,远没有物理那么难,离生活也没有那么远,科斯的交易费用思想,可以直接指导人们的生活、经营,而沉没成本、边际成本等概念,同样也是易于理解,并用于指导实践。
这些传播虽然是不精确的,但仍然是有价值的,可以开拓人的思维,甚至直接指导人的生活、学习。正如培根说过,“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依靠历史上天才大脑带来的星星点点的智慧之光推动的,但同样也离不开大众知识水平的整体提升。所以,顶级知识,可以科普化、也需要普及化。从这个角度,或许,霍金没有感受到一流知识普及化、大众化的痛苦,是从人类的知识历史的高度认识到普及化的意义。
当然,这也与他具有娴熟的大众化讲述技能有关。一流知识的普及化,是一种技能,一种新的创造,一种新的知识。比如,高中物理知识是三流、四流知识,也是所谓的二手知识,但一个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能够深入浅出的讲解老师,他的工作中涉及的知识,不但包含物理知识本身,也包含他自己独有的,关于如何讲解的知识。他不但是知识的渠道,同时也是“如何讲解”这个知识的创造者。真正有价格的,正是这种知识,所以,名校、名师的价格更贵。因为从知识付费的角度出发,学生不光为知识的渠道付费,也为老师的独有知识付费。
一流知识的定价
不过,遗憾的是,即便是一流知识,它的普及化,价格并不高。
一个哲学家要渡船去远方讲学,乘船途中哲学家问艄公:“你懂哲学吗?”艄公回答:“不懂。”哲学家说:“你失去了50%的生命。”哲学家又问:“你懂数学吗?”艄公诚实的答道:“不懂。”哲学家评价说:“你失去了80%的生命。”突然江面狂风大作,小船被打翻江中,哲学家和艄公同时掉到水里,哲学家挣扎着呼救着,艄公忙问:“你会游泳吗?”哲学家回答“不会。”艄公平静地说:“真遗憾,你将失去100%的生命。”
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表面上,这是一个嘲讽知识分子的故事,实际上,更深层次,讲的是知识的定价。
从经济学上看,价值源于稀缺性,稀缺性的基础是效用,效用是基于心理学的,而人处于不断变换的场景中,有着不同的需求、目的,所以,知识的价值,是因时因地因人因场景而变换的。
那么,当我们讨论到知识价值的时候,就不能用所谓的一流、二流、三流去区分。知识没有绝对的价值,也没有绝对的高贵与低下之分,一切以具体场景下的稀缺性为准。实际上,这正是市场化的价格机制。换言之,强行对知识的价值、价格赋予等级,与承认知识的价值、价格的相对性,正是知识的计划经济定价与市场机制定价的区别。
遗憾的是,基于人性中不可避免的短视、非理性等因素,知识的市场定价,在很多时候,并不“完美“。
人性是有缺陷的,人短视、贪图眼前,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而人组成了市场,于是,人类有了有缺陷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大多数科学家注定没有歌星赚钱。人们愿意为歌星支付上千元的门票,但愿意为科学研究捐赠的人却很少。
知识产生于劳动,所以,知识的市场定价缺陷,实质上是一个老问题:劳动的价值是否应该有一个客观的、合理的标准?这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纠正这种有缺陷市场的努力一直存在。马克思想方设法给出一个标准,并给出了价值与价格关系的理论,并为价值进行理性定价,这个思路变为具体的经济理念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
由于定价机制源于人性的缺陷,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给知识定级并定价,最终,就会通向改造人性的终点。因为只有改造人性,改造人性中的短视、非理性,才能实现知识的“完美”定价。
西方古典经济学则绕过了价值,直接用稀缺性来解释价格,相信经济规律,认为个人需求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并不需要一个标准去评价明星与知识分子的劳动,只需要看他们在市场中的价格即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这是最好的方式,或者退一步,最不坏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