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里西奥•利姆•米勒是一位67岁的美国人，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因为带领公益组织亚洲邻里设计成为一个全美知名的社区脱贫模范而备受推崇。199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在国情咨文演讲中还特别提到了他。

　　尽管在别人眼中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曾经有一度，他并不是很笃定自己是不是真的知道怎么战胜贫穷。直到2000年的一天，晚餐的时候，他接到了加州奥克兰市市长杰瑞•布朗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里，市长对米勒的疑虑表示理解，他深有感触地说：在过去30年里，我们一直在和贫穷做斗争，但是，我们所有的努力只是让贫穷变得更加可以忍受。现在，假设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如果让你来做，你会怎么做？

　　米勒承认自己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他意识到，其实他自己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作为墨西哥移民的儿子，他的母亲，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一路是如何拼命工作并最终把他送进了伯克利大学的校园的。

　　几天之后，米勒走进市长办公室，对市长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妈妈弄明白了，就是她让我摆脱了贫穷。我想其他的母亲和父亲们也许有他们自己的法子。我要去问问他们，让他们告诉我该怎么做。”

　　从自身的经历开始反思，从母亲与贫穷苦苦斗争的经验中找到头绪，2001年，米勒发起了FII计划。在他看来，公益领域广为盛行的关于贫穷的核心假设很可能是错误的，比如低收入家庭需要大量的资助、指点和来自专业人士的激励才能摆脱贫穷。FII就是来挑战这些误解的。

　　FII不提供任何服务、不直接提供任何指点。FII曾经解雇过四名员工，就是因为他们违反规则，直接向受助家庭提供了建议。米勒认为脱贫不是通过某个项目来达成的，也没有免疫的疫苗。脱贫的发生一定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推动这个变化的不是外力，而是内在的动力，是每个人心底那种想要掌控自己命运，改变现状，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强烈愿望。

　　所谓另一种方法，米勒提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关注贫困家庭：控制权、选择权、社群。

　　控制权指的是，那些试图来干扰贫困的外部力量应该尽可能靠边站，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虽然赋予他们对点子和资源的控制，但是这削弱了贫困家庭的主动性。因此，非常重要的一步是让贫困家庭自己建立起一个小目标，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重新恢复控制权。

　　选择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大部分贫困家庭之所以会做出糟糕的决定，就是因为他们缺乏选择，而我们一直无视这一点。那么匹配的资金应该由贫困家庭自己来主导，这样他们可以对自己的选择和承诺负责。

　　最后，社群对于脱贫至关重要。历史证明，摆脱贫困绝不是靠个人的努力，而是需要集体的行动。我们需要尊重、支持贫困家庭组成的社群，让他们在相互支持中找到脱贫的方向和智慧。

　　关于社群这一点，FII通过技术的手段帮助参与到他们项目的家庭进行连接。FII给每个家庭提供一台电脑，用来记录他们都做了什么并且要求受助家庭每个月和社群里其他家庭做一次沟通。

　　米勒认为数据是一种社会信号，数据就是背后的驱动力。“我们要做的就是收集数据然后再给到你们，你们得自己找法子。”他总是这样说。当人们看到和他们一样的家庭做了什么事成功了，他们也会跟着去做，因为它会让人产生嫉妒，灵感，对错失机会的担忧。

　　此外，FII会视情况提供不超过2400美元的现金资助。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但是这个操作可以让那些贫困家庭发现到底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能赚到钱，一旦找到之后，他们会分享和效仿那些成功的做法。

　　到现在为止，FII已经和全美十个城市的超过2000个家庭开展过合作。这些家庭的报告显示，他们在收入、教育程度和互助方面有惊人的提高。平均而言，在和FII合作的两年中，家庭月收入增长了23%，从2157美元增长到了2645美元。FII大家庭里，有19%的创业者，而美国的平均水平为13%；90%的学生成绩是优秀、良好或者提高了成绩；相对初始的2400美元投资，FII家庭的年收入增长了2.2倍，资产增长了2.3倍。

　　FII的成功让人们意识到，时下流行的脱贫的做法其实恰恰抑制了人们走出贫困的能力。摆脱贫穷可以有另一种方法，即激发人们的内生动力，并且让它在组织中自发地扩散。

　　脱贫是他们的事儿，也是我们的事儿，但归根结底是他们的事儿。米勒会对参与FII计划的家庭说：“我们的作用不是来帮助你，你是你自己生活的专家。”在15年里追踪了数百个家庭之后，FII发现，那些在贫困中徘徊的家庭并不是缺少改变的意愿，恰恰是那些抱着善意出台的政策和慈善活动限制了他们的自力更生。

　　对于贫穷，我们有太多的误解。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准确地了解贫穷的本质，我们的工作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对于向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迈进的中国，亦是如此。

　　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社会不可能真正消灭贫穷，但至少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脱贫，从重新认识贫穷开始。

 

时代变了：穷人开始追求奢侈品，富人的目标却在偷偷转移……

在任何一个时代，富人都需要给自己带上一种标签，从而维系在社会上的地位，既不能脱离这个圈层，也不能让别人随便闯进来这个圈层。

所以 富人总要用一种穷人无法实现的放松来标榜自己身份，比如传统年底啊，他们佩戴高贵的首饰，拎着各种奢侈品。然而随着时代的变革，这种方式不再标榜自己的身份了。

当奢侈品不能在区分阶层的时候，一种更加与时俱进的方式就出现了……

Reddit有一篇美国网络上的十万加爆款文。

这篇题为《炫耀性消费已终结，现在是无形消费时代》的文章，讲了这么个事儿，美国的精英阶层们已经不用奢侈品炫富了，他们有了更高级的方式。

曾经，女士的香奈儿、爱马仕、Christian Louboutin红底鞋，男士的奔驰、宝马、奥迪，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我是有钱人。

但是，现在随着大规模生产经济，以及电商、海淘等购买渠道的丰富，以及对新兴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市场的开发，使得原本一件难求的”奢侈品”成为了不难获得的“商品，拥有奢侈品，再也不是什么可值得骄傲的事情。

一些普通或过季款式的gucci,fendi包，ferragamo皮鞋，在打折季时像白菜萝卜一样被堆在货架上。或者你去中国游客钟爱的奥特莱斯看看，那里终年陈列着平价的名牌商品。

美国女大学生不用“裸贷”就能买苹果手机，不是因为她们更富裕或者更聪明，只是因为新款苹果手机可以以299美元的首付，每月话费外加40美元，一年内还清全款的政策轻松获得。

不仅苹果手机可以贷款，价值十多万美元高级车辆的租赁方案，也让普通人有了开好车的机会。我在美国的同事有一辆路虎揽胜，付过2000美金的首付后，每月只需再缴纳800美金的月租。3年使用期到，他可以选择付清剩下的5万美金，获得这辆路虎车的所有权，也可以退还给车行。

通俗地说，开着上百万跑车的人，不代表就有上百万的身家，因为他只要支付几十万就可以把车开回家。当获得奢侈品的成本降低，渠道多样，使得这些原本有钱人才能拥有的东西，不再具有特殊性。

当大部分中产与精英阶层都能购买名牌包与高档汽车，都能支付去欧洲度假，或者巴哈马游轮旅行的费用，原本可以凸显身价的”奢侈品”成为了不难获得的“商品”时，他们精英阶层和中产们，看上去，没有任何区别。

精英阶层们感到了不安，他们迫切需要用新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优势。

从07年到17年这10年期间，这一群人的消费习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数据显示，美国精英阶层花费在物质上的钱明显减少，普通中产阶级保持稳定。

那么，精英阶层们把钱都花去哪儿了？

在那些你看不见的地方，比方说教育。

前1%的人中，教育开销占家庭年收入的6%。普通中产教育开销占家庭年收入的1%。

自1996年起，前1%家庭的教育开销增加了3.5倍，而普通中产没有变化。

美国私立小学的平均学费是10000美金左右一年，私立高中是15000美金左右一年，绝对高过当季款的大牌手袋。教育投入显然不属于炫耀性消费，甚至不是物质层面上的消费。它是无形的，长期的，但也是最昂贵的，普通中产无法支付的。

当奢侈品的包装已经无法代表身份，于是他们停止了普通中产也渐次加入的炫耀性消费行为，转而通过文化资本建设，在自己以及下一代周围构筑起一座坚实的壁垒，将他们与其他人彻底隔离开来。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在《资本的形式》中提出了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文化资本是一种通过教育洗礼，历练而成的个人优势，与生活品味息息相关。建设文化资本就是美国精英阶层们巩固地位，封杀其他阶层上升的新手段。

这种“隔离”非常微妙，是是否有阅读《经济学者》（Economist）之类财经杂志的区别，是去超市购买加工食品还是有机蔬果的区别，是有无定期去健身房习惯的区别。

水木然认为，在任何一个时代，富人都需要给自己带上一种标签，从而维系在社会上的地位，不能脱离那个圈层，不让外人闯进来。当奢侈品不能在区分阶层的时候，一种更加与时俱进的方式就出现了。

两个人或许穿着打扮不相上下，甚至普通中产会看起来更加富贵，然而一开口说话，一暴露自己的生活习惯，阶级之分高下立判。

在美国，订阅《经济学者》一年只需要几百美元，这不是一笔大的开销，但这是一种意识，也是一个标志，你是什么样的人，有怎样的教育背景与个人素质，决定了你会关注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作者在文中将精英阶层中这群“充满心机”而又高瞻远瞩，不惜一切代切投入下一代教育，一心搞文化资本建设的人，称为“有抱负阶层（aspirational class）”。

 

事实上，这群人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当下的中国，不乏这样的“有抱负阶层”。

前两天在搜狐教育上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加入了个国际学校家长群，然后吓死了！》，说实话，看完我也被吓到了。

据文章里描述，一些国际学校小升初就要求考托福，小朋友四年级就在背托福单词。有个小朋友在北京一所国际学校，大家问小朋友的妈妈，小朋友是什么英文水平。这个妈妈平静地说，“我儿子小学二年级，去美国可以给我当翻译，他在修第二外语，每周会有20小时的第二外语课。”

我是从高中才开始接触托福单词，大一才开始学习第二外语的。不难想象，二十年后中国的人才竞争，会是怎样一番高手对决。

更关键的是，写这篇文章的“妈妈”，宝宝才1岁，然而她已经开始做打算。

比你有钱有资源的人，还比你更努力，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

现在我们国家最富有那群人的下一代受到关注，大多还是因为花花新闻。但可以肯定，未来中国的精英阶层中，会出现越来越多像川普之女Ivanca Trump，巴菲特之子Peter Buffet这样的财富继承人。

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国内的阶级固化，翻身很难，但当金字塔尖被这样一群人占领时，才叫真的没有机会。好在还没有，我们还可以努力。

想起另外一件事，这几年“直播”很火，不少网络女主播在这波热潮中赚得钵满盆盈。她们其中有很多之前没读过什么书，或者家庭条件原本非常普通。财富突如其来，大部分人花重金购置行头，把自己打扮成名媛贵妇的样子，好像从此变为了“人上人”。但她们真的实现阶级攀升了吗？

我听说其中有个女主播，把所有直播赚来的钱花在了去英国留学上。在我看来，她是她们中最有可能真正实现阶级攀升的一个，因为她领悟到了阶级与阶级之间，根本的差距是什么。

说起中国，很多人在说机会。我理解的机会是，美国的社会制度已经相当完善，既定格局很难再被改变，相比之下，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反而有更强的社会流动性，以及更多的可能。

中国和美国国情完全不同，但美国精英阶层们的消费行为依旧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至少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有钱人在做什么，把钱花在什么地方可以让财富保值甚至增值。

Richard Reeves今年6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Stop Pretending You’re NotRich，讲美国阶级固化的严重性，但生活中更常见的，是那些咬咬牙去买一只好包，一双名牌鞋子的人。

这没有什么不对，但你要知道，你与你想要成为的那种人，相差的，真的不是几只包，几双鞋。

延伸阅读：

奢侈品在漫长如黑夜的封建社会一直是宫廷贵族的专属，华丽的宫殿、奢华的食物和精致的服装首饰，构成了这位居封建社会阶层顶端的奢华天堂。

然而，当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华时，生活最为奢靡、最追捧奢侈品牌的却并非富可敌国的宫廷贵族，而恰恰是城市资产阶级。

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曾描述了当时疯狂的景象——1787年的巴黎，“奢侈已经被推向极端”，无底洞一般的奢侈品消费“让一半人破产，另一半人以欺诈为生”。

这些对奢侈陷入疯狂的人们，在不久之前还只是些生活在城市里的穷人，对于奢侈品可谓“没吃过猪肉，只见过猪跑”。他们对于富裕阶层奢华的生活方式心向往之却又无力承担，一旦在新的生产方式下获得了财富，消费起奢侈品来，会比过去的贵族阶层疯狂得多。

说到底，对奢侈的渴望是一种无形的压抑，和性压抑十分类似。憋久了，一旦释放，会出现不可理喻的变态和疯狂。

桑巴特睿智地指出，欲望不会持续，时间长了只会产生厌倦和麻木，“感官不再感到满足，它们已经迟钝，人们很快就对新的快乐感到麻木。他们房中的陈设像舞台设备一样可以随意改变；穿着成了真正的任务；吃饭则是为了炫耀……”

只不过，现今的中国和当年的欧洲相比，人们对于奢侈品的渴求远远超过了想象。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和贵族遗风残存的近代欧洲大不相同，是一种“自我屌丝化”倾向严重的社会文化。

但越是以屌丝自居，往往就越容易在意金钱、奢华、社会地位等外在的标识。只要我们打开电视、打开手机，就会发现从网络段子到商业广告再到励志节目，都或隐或现地展示着奢侈的物件、理念和生活方式，这提醒了吭哧搬砖的屌丝们：工作、赚钱、消费、满足欲望，然后再工作、赚更多钱、消费更多、满足更大的欲望……

这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生活才是王道。所谓“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真是说到穷人心坎里去了。而证明自己已经获得这种成功生活方式的“战利品”，显然就是奢侈品牌。

巴黎高等商学院的奢侈品专家谢瓦利埃在一本研究中国消费行为的著作里曾说，中国人比西方人更重视财富所彰显的个人成就。

因此，中国人购买奢侈品的浪潮如此疯狂，蝗虫般席卷了世界各地的奢侈品商。谢瓦利埃还进一步指出，在中国社会，消费者很少冒险尝试，率先使用新产品，但是又担心落伍，虚荣心很重。因此，我们才看到人们疯狂地抢购LV、酷奇、登喜路、阿玛尼……正如古代部落的人们拼命收集各种鸟类羽毛，仿效部落首领插在头上以示尊贵，于是，所有的人都患上了羽毛收集癖。（密斯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