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精英、富商，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国家。这一现象被称为“第三波移民潮”。

　　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海外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与改革开放初期和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两波移民潮相比，“第三波移民潮”不仅在移民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这些移民还呈现出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

　　有学者说，如今的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而是富人;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场。

　　近日，新浪网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11345人参与），50.4%的人认为中国富人掀起移民潮的原因，是“转移财富，避税藏富”。74.5%的人认为移民潮引发的财富外流情况很严重，只有6.7%的人认为没影响。

　　尽管如此，75.2%的人表示，如果经济条件许可，会选择移民。

　　当然，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移民的原因各有不同，选择移民或是留在国内，也只是个人选择，但如此大规模的财智精英外移，对于我们的社会，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

　　是什么推动了第三波移民潮呢?

　　其一，安全感的需要。曾有一名台湾学生在大陆生活几天后感叹：“大陆实在是太刺激了!”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不确定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危机感和焦虑。但对财富精英来说，发达国家可能更能满足他们对于稳定、平静生活的期待。

　　其二，资金保值的需求。面对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的考验，众多新富阶层对资产的保值增值，无疑拥有更强的期待和焦虑。而在如今的中国社会，投机泛滥和投资渠道的进一步收窄，也会引发财富的“挤出效应”。

　　其三，为了孩子的教育。很多移民都表示，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教育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而国内的污染、医疗、教育等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有人算了一笔账：在国内，培养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加上各种择校费和补习费，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

　　其四，移民接受国的“热情”。金融危机后，许多发达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经济，放宽投资移民政策，吸引了不少大陆人士投资定居。

　　《南方周末》援引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称，2009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就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眼前这波精英人才和财富的外移?

　　6月16日，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许又声，对海外移民现象表达了三点态度：“首先是尊重，迁徙权是人权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前提是合法;其次是中国将依法保护新侨在海外的合法权益;最后是引导，中国要引导新侨在海外尊重所在国的法律，融入当地社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有评论说，这反映了我们官方对移民海外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和良好的国际视野。中国社科院学者曾省存说，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在中国大陆移民潮之前，中国台湾地区也曾有类似过程。新加坡、韩国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 “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

　　“在全球化时代，‘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阎靖靖表示，目前看来，新加坡、印度等国家，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创伤。除人才流动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外，更重要的是，当时它们均采取了正确的吸收人才和引导人才回流的措施。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近年来陆续推行一系列吸引“海归”的优惠政策。2008年中央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计划在 5~10年内，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

　　今年6月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学忠曾表示，“中国正以蓬勃的姿态，迎接新一轮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热潮的到来。一个潜力无边、大有作为、足以让留学人员展示才华的舞台正在呈现。”

　　除了政策的扶持、吸引外，把中国打造成更宜居的国家和真正和谐的社会，提高在教育、安全、环境和财产保护等方面的全球竞争力，恐怕也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