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怀着满满的心来到美国,却被倒了个空。
余承东的愤怒
今年1月美国拉斯维加斯的CES,Mate 10 Pro美国发布会的最后,华为终端CEO余承东最终还是没能忍住火气,向媒体提到了华为与运营商合作告吹。
▲余承东CES 2018演讲
在这场被美国媒体认为本届CES最精彩演说中,余承东表示,“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对运营商同样如此。但消费者的损失更大,因为消费者得不到最好的选择。”
素以“大嘴”在业界著称的余承东的火气背后,是华为突然遭受的巨大损失。原本华为已经与美国第二大运营商AT&T谈妥了合作协议,旗舰手机Mate 10系列将通过运营商渠道在美国发售。据内部人士透露,华为甚至为此投入了近1亿美元的营销费用。
但就在CES前两天,AT&T却单方面取消了合作,售价接近800美元的华为Mate 10 Pro依然只能在公开市场销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让AT&T临时打退堂鼓的,是来自美国政界的压力,既包括了国会议员,也涉及到政府官员。
一位内部人士向新浪科技透露,华为与AT&T的合作协议中,这种情况属于“不可控因素”,AT&T已经在协议上准备了相应条款,所以相关损失也只能由华为来承担。更为悲催的是,在AT&T被迫打了退堂鼓之后,未来美国运营商或许都会对华为“避而远之”。可以说,至少近期之内,华为已经与美国运营商市场无缘了。
此后,华为在美国的公众形象又遭连番打击。在上周的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国家安全局(NSA)等美国六大情报部门负责人公开表示,建议美国消费者不要使用华为的产品和服务,支持美国运营商抵制与华为进行合作。
如果说在CES上,余承东的情绪更多还是沮丧的话,那么在上周的巴塞罗那MWC展会上,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愤怒就显得更为直接。“我们的竞争对手采取了一些政治手段,试图将我们挤出美国市场,但我们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很透明……我们是领先而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公司。”
卡夫卡的城堡
对华为而言,美国市场就像是卡夫卡笔下的那座堡垒;看似就在眼前,却始终无法进入;每次排除旧阻,以为终获放行,却总再遭打击,又被拒之门外。挡在华为和美国市场中间的,是一堵高大坚固又无形的墙。
为什么华为非要进入美国市场呢?这里不仅是全球科技创新的最重要基地,也是全球最高端的智能手机市场。市调公司Statista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智能手机出货量超过2亿部,市场规模高达556亿美元,而2018年总销售额预计将达到629亿美元。
这也是为什么华为一次次遭受挫折,依然对美国市场念念不忘并大举投入的重要原因。如今的华为,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和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业务遍及全球各地,2B和2C业务两面开花,唯有美国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沼泽,每前进一步都倍感艰难。
就余承东领导的华为终端来说:
一方面,华为需要证明自己的Mate系列旗舰在高端的美国市场依然具有竞争力,体现自己的品牌地位和技术实力;
另一方面,华为也希望在体量巨大的美国实现突破,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营收和利润,缩小与三星及苹果的差距,实现自己“望二争一”的目标。
然而,美国智能手机市场却是一个运营商和线下渠道占据着绝对主导的领域。虽然近年来公开市场的裸机销量不断提升,但目前可获得的最近数据(来自NPD)显示,2016年美国公开市场裸机的市场占比依然只有12%,而且其中74%的裸机销售来自于线下。要在美国获得足够的手机销量,就必须要入驻运营商渠道。
失去AT&T的合作对华为意味着什么?2017年第三季度Statista的数据显示,AT&T在美国运营商市场的出货份额高达33.2%,仅次于第一位Verizon的35.6%。这意味着,华为因此失去了进入一个每年出货接近6000万的巨大市场渠道。
相比之下,得益于运营商渠道的巨大出货量,苹果、三星和LG占据着美国智能手机市场的前三位,市场份额分别为33.5%、24.5%和15.8%(截止2017年第三季度的12个月数据)。光是三家的市场份额总和就接近了四分之三。
在美撞墙十年
那么:
为什么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在美国基本没有存在感?
为什么AT&T会突然取消已经与华为达成的销售合作?
为什么美国政府高层官员会把华为树为靶子,公开建议民众拒绝华为产品?
面对层层打击,虽然余承东一肚子窝火,但他的愤怒依然是克制和含蓄的。他没有公开捅破那层几乎透明的窗户纸,而是委婉选择了“指桑骂槐”,把这归咎于竞争对手搞的政治伎俩。“(竞争对手)不能在产品、技术和创新上与我们竞争,所以只能使用政治手段对付我们。”
真的如此吗?如果回顾一下华为通讯部门在美国的遭遇就会明白,华为在美国撞上的这堵墙,远远不是竞争对手搞鬼这么简单。
在美国撞墙这方面,华为通讯部门比余承东所在的终端部门有着更多的苦水和憋屈。而且,由于品牌认知和负面形象问题,即便华为智能手机进入运营商网络,暂时还很难给苹果和三星带来实质性威胁。
早在十年前,华为就开始雄心勃勃地计划在美国进行收购、投资和业务拓展。
2008年,华为计划与贝恩资本合作收购美国网络设备公司3com的少数股权,遭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否决。
2010年,华为计划高价收购3Leaf的专利与资产以及宽带公司2Wire,因为遭到CFIUS的阻碍而被迫放弃。也是这一年,当时美国的第三大运营商Sprint在CFIUS压力下,放弃与华为高达60亿美元的通讯设备采购合同。2011年,华为拟议收购摩托罗拉网络部门资产,又一次被亮红灯。
显然,在美国监管机构和立法部门那里,华为早就已经上了“黑名单”。此次华为终端与运营商AT&T的合作告吹,只是华为在美国多年一贯遭遇的政治阻力延续,也是华为在美国的第N次受挫。
华为寻求与美国运营商合作,实际上已经筹备了数年时间。
早在2015年华为为谷歌代工Nexus 6P的时候,就有意借助Nexus系列进入美国运营商渠道,为自己随后的产品铺路。可惜事与愿违,谷歌与美国最大运营商Verizon的合作却开始于次年的Pixel系列。
从2016年开始,华为主动接洽美国第二大运营商AT&T商谈合作,虽然不断有传言AT&T受到美国政界压力,但最终还是在2017年底达成了合作协议。为了让AT&T化解政治因素担忧,华为在合作条款上也做出了一些让步。
安全担忧背后
虽然余承东把华为在美国受挫归咎于“竞争对手搞鬼”,但真正让华为屡屡在美国市场碰壁的,实际上是一层不可言明的政治玻璃墙。回顾过去十年美国政府阻碍华为在美发展的多起事件,美国政府一直都是以“战略安全”的理由,对华为产品与服务存在安全担忧,担心华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简单来说,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和互相不信任才是华为在美国撞上的那堵看不见的墙。斯诺登的“棱镜门”揭秘美国政府通过谷歌等高科技公司获取信息之后,两国政府对彼此科技公司之间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加剧。作为中国科技企业的旗帜,掌控核心技术、涉及通讯领域的华为则成为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牺牲品。
▲斯诺登(资料图片) 图据东方IC
在谈及美国政府高层提到的安全担忧时,余承东耐心解释称,华为是“独立的”。“我们没有与任何政府捆绑,我们独立于所有政府的政治倾向。我们从来没有卷入这种事情。”他还补充道,华为在隐私或网络安全方面没有问题。
然而,余承东自己也清楚,这并不能打消美国政府对华为的不信任和异样眼光,正如中国政府难以化解对美国互联网公司的顾忌一样。
早在2011年,华为就曾经主动请求美国政府调查自己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为此进行了长达11个月的调查,实地拜访了华为深圳总部,会见了诸多高管并查阅了大量文件。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并没有改变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态度。
为什么华为在欧洲国家没有遭遇这么明显的政治障碍?相对于中美之间微妙的“合作+竞争+堤防+角力”关系,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要相对简单。
但华为通讯业务在欧洲的发展,同样不是一帆风顺。以英国市场为例,从最初进入英国市场,到2011年拿到英国最大运营商EE的通讯设备订单,华为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在这十年时间,华为一路发展为全球第二大网络通讯设备公司;而在过去几年时间,华为通讯设备部门才真正在欧洲市场全面开花。
随着华为通讯逐步在欧洲各个国家打开运营商市场,也带动了华为终端在欧洲的强劲增长。目前华为智能手机在东欧和南欧的部分国家甚至排名仅次于三星。只是,政治阻力可免,经济压力难逃。一向以“打土豪,开罚单”知名的欧盟监管机构也多次因为“不公平政府补贴”对华为展开反倾销调查。
中国威胁论泛滥
那为什么美国没有对日本韩国的企业设置这么明显的非贸易壁垒?
在美国政府看来,日本与韩国属于需要自己保护的政治盟友,在外交政策上甚至是对美国亦步亦趋。因此,美国政府没有太多理由担心日本和韩国的企业给自己带来国家战略安全风险。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顺利批准日本软银收购美国运营商Sprint,甚至放心美国军方和国家安全局这种核心部门采购三星智能手机订单的原因。
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随着近年来的飞速发展,中国已经超越日本和欧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迅猛崛起,也给美国带来了潜在的危机和威胁感。这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新兴超级大国,成为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方面最完美的“假想敌”。
“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从来都不缺少政治土壤,而中国的迅猛崛起更助长了这种阴谋论。几乎每一届美国总统大选,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两党候选人都会拿对华贸易巨额逆差来说事,批评现任政府对中国贸易政策软弱。而国会议员和司法部门也热衷于炮制“中国间谍威胁”这样的夸张指责。
就在此次美国情报机构的国会听证会上,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再度提出了危言耸听的论断,声称中国正通过教授、学者和留学生,积极渗透美国学术界搜集情报,这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威胁。
实际上,中国企业在美国遭受政治壁垒的并不只有华为,只是华为不幸成为了最极端的靶子。任何一家中国科技、能源、矿石等战略行业的企业,在美国的收购、投资和业务扩张,都会面临美国政府更为严格的审查。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数据,中国公司在美国收购交易遭遇了最多的审查。
此次美国情报机构在国会听证会上点名的中国威胁企业也不只有华为,还有中兴。但中兴与华为的情况略有不同,使用高通芯片的中兴很早就进入美国运营商市场,凭借着多年的运营商合作,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智能手机市场第四大厂商。虽然中兴也曾因为伊朗和朝鲜出口问题遭受美国政府11.9亿美元天价罚金,但与美国运营商之间的稳定合作关系短期并不会受到影响。
华为不认同余承东
联想或许是在美国扩张最为顺利的中国科技公司,但其在美国发展过程中,同样遭受过美国政府的“安全问题”怀疑。
虽然美国政府批准了2005年联想收购IBM旗下Thinkpad电脑业务,但在交易完成后,戴尔等美国竞争对手的确曾经利用“中国威胁论“试图影响联想销量。即便是八年后的2013年,美国、澳大利亚等五国情报部门依然被曝光禁止使用联想电脑。
但与华为不同的是,联想并没有涉及到通讯这样的敏感领域,也没有掌握芯片这样的核心技术,因此其受到的业务损失相对较小。
此外,联想是一家公开上市公司,其管理层的国际化程度也是中国企业最高的,留用了大量在美国有丰富行业经验的本地高管和员工,更主动聘请华盛顿的游说机构,从而逐步化解了美国政府的担忧情绪,进而在2013年获准收购IBM的X86服务器业务。
联想电脑目前在美国市场占有率排名第四,仅次于美国本土三大厂商惠普、戴尔和苹果。至少在表面上,美国政府并没有对联想实施非贸易壁垒。
与中兴和联想相比,华为在美国政府的眼中则更容易遭受嫌疑和封杀。华为的业务横跨通讯设备、服务器、芯片与智能终端,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是中国实力最为强大的科技企业。而且华为是一家非上市公司,始终保持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无论华为怎样重申自己产品不存在安全问题,都很难得到美国政府的信任。
那么华为手机在美国还有多少机会呢?虽然公开市场的出货份额仅有12%,但随着运营商全面削减补贴,合约机的吸引力也在不断下滑,公开市场的出货量近年来呈现出稳步增长态势,年出货量也超过了三千万。如果华为足够出色,那么一样可以在公开市场的高端领域证明自己的产品竞争力。这也是华为终端在美国目前唯一可以深挖的市场空间。
有趣的是,在余承东指责“美国竞争对手搞鬼”之后,华为负责公共关系的高级副总裁陈黎芳随后表示,华为并未授权余承东代表公司评论美国,也不认同他的观点。“因为不接受我们就批评对方是不对的。我们只能更努力,保持我们的开放性和透明性。目前,美国政府虽然没有选择华为,但只要美国政府愿与华为沟通,华为愿始终对美国政府保持开放和透明的态度。”
这种澄清或许意味着,华为对美国市场并没有放弃。
余承东明白华为在美国的撞墙原因,但却不能明说政治问题,只能用“竞争对手搞鬼”的理由来发泄不满。而华为高层的潜台词更为明确,公开指责并不能带来帮助,只会激化与美国政府的矛盾,华为更希望采用隐忍的态度,用更为透明和主动的态度与美国政府沟通,用自身实力和时间来逐步撞开这堵看不见的墙。毕竟,相对于中国企业在3G/4G通讯时代的完全从属地位,华为在5G通讯核心技术标准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在这方面,任正非在2014年的讲话完全可以在2018年再次引用。“美国打压华为,其实涉及的是中美竞争关系……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困难还有多大,只能努力前进,自己想法去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