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界的贫穷

近年来，我一直在追问自己一个问题：中国的知识界为什么会出现知识短缺或者有效知识供给不足的情况？这里，我指的“有效知识”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从学术上，知识至少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在解释的基础上提炼为概念，上升为理论，从而建构至少可以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的社会科学理论。从政策上，知识至少能够有助于：（1）诊断现存社会弊端；（2）改善各种制度的运行和决策的有效性；（3）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
中国今天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每件事情的发生几乎都出乎人们的意料，人们都很震惊，甚至恐惧。一旦事情发生了，人们所能表达的便只是一种毫无用处的情感，或者欣喜若狂、歌功颂德，或者如丧考妣、骂爹骂娘。社会的各个角落充斥着笑声、哭声、骂声、狂叫声，唯一所缺的是理性的声音。这些声音要不从学界传递到社会，要不从社会传递到学界，让人抓狂或者窒息。诸种现象表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知识短缺的问题，而是很多人仍然处于愚昧的状态。
有效知识供应不足有很多原因。很多学者尤其是关切政策的学者，大都围绕着政治人物的思想或者政府的现实需要转，如和尚敲木鱼般，而研究界的学者，很多则围着西方思想转，如传教士般喋喋不休。并且不管是哪一种情形，大家都一哄而上，可即刻形成一个“思想潮”或者“概念潮”。研究政治人物的思想不是说不可以，反而是应当。政治人物尤其是伟大的政治人物，的确具有深刻的思想，例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些都是可以研究的。但在现实中，人们对这些人物的思想没有能够研究透，更说不上发展。实际上，很多研究者只扮演了传播的功能，而非研究的功能，更非发展的功能。再者，在传播过程中还存在曲解和庸俗化的情况。因此，就出现了思想越研究越贫穷的局面。传递到社会，便是一片愚昧的声浪。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很多人很方便地指向了政治上的原因，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缺少充分的学术自由，政治对学术和思想发展有太多的制约。政治因素的确对学术和思想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但如果光强调政治上的因素，那么知识领域就没有任何希望加以改变了。实际上，如果光强调政治原因，那么就会太过于简单，也解释不了历史上出现的很多现象。就中国本身的历史来说，中央权力解体的确经常导致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例如，研究美学的宗白华先生就曾经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不过，在其他方面则不好说了，人们并没有看到同一个时代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方面的巨大成就。这的确说明了，国人是情感的产物，而非理性的产物。美学诉诸于情感，思想诉诸于理性。痛苦造成情感变化，反映在艺术上，但没有产生更多的理性思考。另一方面，中央集权并没有阻止思想家的出现，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思想家都是在中央集权的时候产生的，例如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阳明，清朝的黄宗羲、王船山等。
在世界史上，欧洲中世纪被称为“黑暗时代”，教权控制一切，但这并没有阻碍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出现。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是俄国知识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沙皇俄国到斯大林的铁腕统治，俄国的政治制度是高度集权和专制的。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俄罗斯的思想界产生伟大的思想家。譬如苏联解体之前，来自苏联的不同意见持有者，都能对苏联政治做出极其深刻的反思，产生了很多伟大的思想。中国即使那些自称为“持异见的人”也没有能够产生类似苏联的持异见者那样的深刻思想，大多是拿着西方的思想来简单地批评中国政治而已。
从所有这些例子来看，人们必须超越过于简单的政治因素来寻找其他阻止思想产生的原因，即要从政治和体制层面转移到人的个体层面来找原因。不管怎样的政治体制，没有人能够阻止一个人思考和思维；公开的出版是一回事，而思考则是另外一回事。经验地看，制度和人的关系正如鸡和蛋的关系。人们可以抱怨制度，但制度则是人造就的，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要改变制度，首先就要改变人。在没有改变人的情况下，制度变革的力量从何而来呢？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那么，人如何影响知识创造的？这就要从人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去寻找。而思维能力这一主观的因素则是通过思维方法呈现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知识短缺背后的便是思想的贫穷，思想贫穷背后的则是思维方法论的贫穷。中国学者的思维方法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深刻研究的课题，也是一个巨大的知识挑战。
在西方，从古希腊到当代，有无数的著作论述知识方法论。知识方法论是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主体。但在中国，人们一直关注的是历史和现存的知识，而对产生知识的方法论则没有多大的兴趣。直到今天，并没有看到一部论述中国知识方法论的著作。当然，本文也不可能对此加以全面论述。本文只从一个角度来论述中国学者的方法论问题，即学者们是如何对不同的意见做出反应的？一个人对不同意见做出反应的方法能够直接反映这个人的思维方式。
在接下去的讨论中，我们先来看西方学者遇到不同意见时是如何反应的，然后再来看中国学者是如何反应的。这种对比不仅可以让人们看到中西方学者对不同意见的态度，更可以看到两者创造知识的不同方法和所创造的不同知识产品。

遇到不同意见，西方学者会如何反应？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所建构起来的各种理论高度依赖于同样是西方发展出来的无数观察和分析社会的工具。当今中国研究者们所使用的所有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是西方学者发明创造的，中国很少有份发明这些工具。但这些工具的发明离不开更高层面的思考方法，即从西方文明复兴以来所建设的知识体系。
尽管西方有古希腊传统，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自16世纪之后开始得到发展，在18、19世纪得到长足的进步，到20世纪初才基本完成的。这个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宏大的论述”基础之上的，诸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亚当·斯密等的著作。这些“宏大的论述”则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今天，西方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已经转移到了微观的研究。欧洲还继续有“宏大的论述”的传统，当代优秀的社会科学理论仍然出自欧洲的社会科学家。美国的研究主要转向了微观，微观研究是美国的优势。不过，这里我们要看到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分工”和“合作”关系。美国和欧洲同属一个文化传统。当代美国社会科学本来就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他们把欧洲的知识体系移植到美国没有任何困难。如果用学术化的语言来说，欧洲人建立理论假设，美国人来检验。这种“分工”和“合作”关系，一直相当有效。尽管今天欧洲的社会科学也受到美国的影响，但“大思维”传统仍然在延续。从长远看，这可能又会演化出新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学者能够建立起其知识体系而中国学者则没有？西方现在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可以说是欧洲转型的产物，并且反过来对欧洲转型本身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知识和实际政策之间的关系，知识可以对实际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在欧洲学者观察和解释自身社会转型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忘记那些没有经历同样转型的非西方社会，包括中国、印度等。在西方，也存在着论述中国社会“为什么不（像欧洲那样）转型”的社会科学，主要包括马克思、韦伯和维特福格等。所以，即使存在着有关中国的宏观理论论述，也是西方学者建立的。
不过，西方学者的中国论述具有很难让人接受的文化“偏见”甚至意识形态的“偏见”。早期主要是文化“偏见”，因为西方学者对中国并不了解，往往以他们固有的文化价值来认识中国。后来尤其是二战以来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因为西方学者不能接受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政治制度（对西方学者的中国论述的讨论，见郑永年《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
现在的问题在于，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大转型，并且较之西方的转型规模更大、速度更快。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会出现类似欧洲那样的思想家。为什么？这个问题是中国学者必须回答的。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就方法论来说，这里可以举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研究为例。在当代思想家中，赫希曼通过观察社会现象（大多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发明了很多具有思想性和操作性的概念，例如“退出、发声和忠诚”、“激情和利益”、“不均衡发展”等等。这些既是对历史和现实现象的观察，也是思考问题的方法论。具体地说，这里可以举他在《反动修辞学：悖谬、无效、有害论》（The Rhetoric of Reaction：Perversity, Futility, Jeopardy）所创造的三个概念——“悖谬论”、“无效论”和“有害论”为例来讨论西方学者如何产生有效的知识。
Futility—徒劳论；Jeoparty—危害论（Suggested）

然后，我们再来看，为什么中国学者遇到同样的情况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生产知识？他们是用何种方法来回应不同的知识或者观点的？为什么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产生不了思想和知识？有哪些因素阻碍着中国学者产生有效的知识和思想？换句话说，我们这里关心的是知识生产过程。
根据赫希曼的观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不仅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进行着竞争和斗争，在知识和理论领域也进行着互相竞争和斗争。近代以来世界发生大变革，不断出现各种社会新事物，例如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这些都和从前的社会事物大不相同，甚至是前所未有。在知识和理论领域，面对巨大变革的理念例如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公民理念、普遍公民权运动所揭示的民主化和社会福利理念，不同的社会群体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有人反对，有人支持。赫希曼关切的是保守主义者用什么方法来辩护其“反动思想”或者反对“进步思想”？
应当说明的是，在赫希曼那里，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反动派”或者“反动思想”都不含有意识形态，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一个客观中性的概念，就如物理学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两种力量一样。“Reaction”实际上是“反应”的意思。尽管中文普遍翻译成“反动”也恰如其分，因为人们总是把反对自己意见的人称为“反动派”，不过，“反动派”在中国是一个极其政治化的词汇。这种政治意味是人们在理解赫希曼时所必须首先去除的。
（其实，revolution 又何尝不是evolution的逆动或反动？）

再者，强调这一点对知识生产的确非常重要。对社会科学来说，知识的生产首先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一旦具有了道德的预设，就会对人们的知识生产构成巨大的制约。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言，社会科学家观察社会现象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保持“价值中立”，知识生产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知识，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不过，在知识产生之后，知识对社会发生影响，那个时候人们再给知识一个“道德判断”，那是另外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因为知识需要承担社会责任。
回到赫希曼的作品。在赫希曼的分析中，历史上这些反进步的“反动思想”所攻击的目标虽然有些是针对民主政治，有些是针对社会福利，但是就思维结构来说，它们都包含着三种同样的论证结构，即“悖谬论”、“无效论”和“有害论”。
“悖谬论”的逻辑是：由于世界的复杂或者人类的知识的局限性（即知识的边界），改革所带来的“进步”只会带来和目标完全相反的恶果。
“无效论”的逻辑是：社会发展自有其逻辑，人类的改革措施并不能带来任何改变。
“有害论”的逻辑是：改革虽然可能是好的，可是会摧毁其他更重要的价值。
赫希曼以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批判为例来说明。
“悖谬论”认为，社会福利只会带来更多的穷人和更大的贫困；
“无效论”认为，社会福利并不能带来任何改变，因为贫困是人类社会必有的现象，无法以人为的努力加以消除；
“有害论”则认为，社会福利摧毁了其他更重要的价值，例如个人自由。
同样，“反动思想”对民主政治的攻击也包含着类似的三种观点。赫希曼也发现，尽管“反动论述”都同时包含这些共同主题，但是针对不同的进步运动，在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某些主题受到特别的关注。例如针对法国大革命，“反动运动”的主题主要是“悖谬论”，即认为，推翻帝制的大革命所带来的不是革命者所声称的“平等”和“自由”，而是更残酷的政治压迫。针对普及公民权的运动，“反动论”者最常用的论点是“有害论”和“无效论”，前者论证大众民主和自由的不相容性，后者相信人类政治生活的本质是少数精英统治，民主化并不能改变这个现象。针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攻击，“悖谬论”重新获得重视，即认为，为了消除贫穷，我们创造了更多的贫穷；政府的救济措施取代了传统家庭制度，导致对政府的更大依赖。
赫希曼在这本书中也并非只讨论“反动”论述的基本思维结构，他同时也讨论了进步思潮的类似错误。例如，当“反动派”的“有害论”认为人类的某些价值是不相容的时候，进步派则认为，所有好的价值都能相辅相成，所有的理念都可以成功地实现；当“反动派”的“无效论”认为人不能改革社会运作和历史进程，进步派则倾向于认为，历史毫无疑问地是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掌握了历史的潮流和社会进步的方向。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赫西曼指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人们这里不是在“形而上”层面或者规范层面来讨论问题，而是检查进步和反动双方是如何在发展他们各自的论题的，即是如何发展他们各自的知识体系或者思想的。或者说，作者所做的不是一种价值和道德评判，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而是在“形而下”层面所做的经验分析，因为两派尽管观点对立，但都可以用经验证据来加以验证。西方自近代到现在为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说来说去还是这些观点，思路还是这些思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大家各自寻找经验证据来论证和发展自己的观点。
在赫希曼的分析中（或者我们在读西方学者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自由派），尽管他们所发展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也具有深厚的价值观，但双方都是用经验证据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实际上，自从文艺复兴之后，在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少人会诉诸于宗教、道德或者其他形而上学的东西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或者说，自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理论就是经验理论。即使是规范性理论，如果没有经验证据来支撑，也没有合法性，没有信服力。理论和思想的经验性至为关键。经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这些事实基础就是各派建构理论和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各派能够取得基本共识的前提。没有现实经验，就不能讨论理论和思想。这些基本事实使得各派理论和思想不会走得太远，从而实现讨论和争论过程中的理性对话和讨论；并且理论和思想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促成理论和思想的进步以及和现实的继续相关性。

遇到不同意见，中国学者会如何反应？

那么，反观中国，遇到“不同意自己观点”的情况，中国学者会如何反应呢？生产知识和思想当然并不一定要在和不同的意见或者观点的争论中进行，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生产知识和思想。不过，中国学者对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反应很能说明为什么说中国知识体系的缺失和学者思维方法论的贫穷有关。“诅咒”一词可以用来形容中国学者对持不同意见的态度，从对持不同意见者个人、其观点的诅咒开始，可以扩展到方方面面。当然，说“诅咒”过于简单。“诅咒”常见于那些没有文化，有意见找不到其他文字来表达的人群中间，学者们的“诅咒”则高超精细得多。

从这些年的经验现象来看，在方法论领域，我们能够轻易地鉴定九大现象，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中国的各个知识群体当中，影响和阻碍着他们生产知识和思想的过程，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第一，知识的道德化，或者道德拜物教。（Suggested：拜物教——膜拜）
道德化是中国知识界最为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存在了数千年了。传统上，儒家是生产官方知识体系或者意识形态的主体，而儒家知识体系的主体就是道德。无论是立论还是反驳不同意见，大多数学者首先想到的是去抢占道德制高点。道德制高点有两种，第一种是集体道德，即为国家、为社会；第二种是个体道德，即为个人修养。
就第一种而言，不难发现人们往往用“爱国主义”、“为民请命”、“为生命立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一大堆概念来为自己辩护，或者反驳人家，把对方置于这些道德立场的对立面，例如“不爱国”、“汉奸”、“西方的走狗”或者对立面“政府的代言人”、“五毛党”等等，以为只要把对方“妖魔化”了，自己就是赢了。就第二层面来说，很多人会强调个人道德，“自命清高”，对别人的和意见不屑一顾。中国人常说的“文人相轻”就是这种现象的表述之一。
尽管道德，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道德，都是人的知识活动的基点，或者动力，但是道德修养本身并不能替代对知识的追求，抢占道德高地也不能有效区分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而且，道德是主观的，有一个立场问题，一个被视为不道德的人可以生产出极其道德的知识，而一个被视为道德的人也可以生产出极其不道德的知识。人们甚至可以说，道德和知识根本没有关联性。再者，如果没有知识，光是道德教条如何能够改善社会呢？说穿了，一个社会需要有人去做“道德判断”方面的事情，但这留给宗教人士为好。知识分子需要有自己的道德判断，做研究要有道德底线，但其首要任务还是要追求知识。把道德和知识混在一起，就不会有知识可言。

第二，知识的权力化，或者权力拜物教。（权力膜拜）
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既可以从权力到知识，也可以从知识到权力，或者说“从知识就是力量”到“权力就是知识”。从权力认同到知识认同，甚至把权力视为知识，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通病。当然，这并不是在任何意义上说，掌握了权力的人就没有知识。传统上，中国的儒家这个群体既是权力掌握者，也是知识掌握者。但作为学者，这里必须给权力和知识之间设置一个边界，哪怕是心理的边界。不是掌权者的每一句话都体现知识。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一个退休下来的干部官员都可以成为学术单位的领导。人们关注到权力侵入知识界，但一个更为重要的现象是权力往往替代了知识。
如果权力替代知识主要是政治人物的事情，那么另一端则是知识分子本身的事情，即知识分子通过权力来获得知识的影响力。知识分子靠向权力并不奇怪。传统上，“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的信条和唯一追求。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学者会弃学从政，这也正常，因为需要有人来从事政治，并且有知识者从政比没有知识者从政，政治总体上会文明一些。但对学者来说，追求知识不能通过权力的关系，追求知识的影响力更不能通过权力的关系。
可惜的是，这种现象现在非常流行。学者们没有自己衡量知识的标准，而要依靠政治人物的认同（“批文”等）。也有一些通过投靠政治人物来获得影响。政治人物可以表达对知识的喜爱或者不喜爱，但这并不能作为衡量知识的标准。用政治人物的意见来论证自己的知识或者反驳其他人的知识本身并不能对特定的知识做出任何判断。
在和权力的关系上，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学者来论证自己或者反驳他人的时候诉诸政治化的解释。这种情形类似于上述诉诸道德的解释。例如，当不能接受他人观点的时候，就搬出爱国主义之类，说人家“不爱国”、“汉奸”、“带路者”之类。在另一端则是，一旦有学者对现实政治持比较肯定的态度，那么另一方就会说人家是“五毛”之类。这两类人尽管使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对对方的厌恶，但他们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立场的不同而已。这里只有立场，没有知识探求。除了互相的讥讽和攻击，理性思考是没有的。至于那些人身攻击的情况，任何社会可能都会存在，但在真正的知识界，这些人是被人不齿的，是“非知识类”。

第三，知识的金钱化，或者金钱崇拜。
和知识的权力化一样，这里也有两种情况，一是金钱走向知识，二是知识走向金钱。就前者而言，企业家捐款盖各种大楼、研究机构，甚至大学等，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需要鼓励的。实际上，西方知识体系建设背后就是企业家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企业界的努力，美国很难出现那么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再者，也不是说企业家就没有思想，很多企业家具有非凡的思想，并且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生产出知识界本身不能产出的知识。例如，企业家对商学贡献了巨大的知识体系。不过，中国的情况就不是这个样子。在中国，一些企业家在大学等知识平台招摇，宣扬没有人能够听得懂的“概念”和“理论”，甚至宣扬各种迷信（中国的很多企业家都是万般迷信的），毫无学术价值。
不过，如果说金钱走向知识的主要责任不在知识界，那么知识走向金钱则是知识界的责任。这里是真正的金钱拜物教。为了金钱等物质利益，一些学者成为商业的一部分，甚至是有机的一部分，他们用所得到的金钱的数量来衡量知识的价值。这里，是否是知识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所能转化过来的金钱。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就把自己出卖给了金钱。从前人们说，不要为“五斗米折腰”，现在很多人可能为二、三斗米就要折腰了。但很显然，金钱并非知识。

第四，知识的“名誉化”，或者名誉拜物教。（头衔膜拜）
这表现在个人和机构两个层面。在个人层面，中国学者（甚至整个国家）对西方所设立的各种奖项的崇拜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中国人名利崇拜的程度是西方学者所不能理解的。对很多学者来说，获得一个奖项意味着所有的一切。因此，大家都要拼命地去抢。在抢不到的地方，一些人就会抱怨西方的不公，自己也去搞，结果都是一些不伦不类的奖项，并且政治和意识形态性极强。
在学术界，西方的奖项一般来说都是专业奖项，是专业的认同。尽管一些奖项久而久之也被西方政治化了，但一开始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不过，国人自己设立的很多奖项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性，或者说政治性远远胜于专业性。名誉崇拜也表现在普遍流行的“头衔文化”。一些学者并不满足于只有一个“教授”之类的头衔，而是需要很多个，似乎有了很多头衔就表明其价值。因此，经常不难发现，一些教授的名片犹如“手风琴”，简直就是一份厚厚的简历，并且一个人可以横跨几个领域，政治、经济、社会等等，反而自己的本职即教育和研究变得极其卑微了。
类似的还有期刊拜物教。西方的学术刊物制度已经很完善，主要是匿名评审制度所带来的学术标准。不过，西方期刊制度本来是为了管理图书之便而建立起来的，并不是用来评价学术和知识的高低的。但中国拿过来把它当成学术评价体系。当然，这种现象也并非只在中国流行，在东亚社会都很流行。这可能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中国本来就没有什么自己的标准，到现在都确立不起来，只好拿人家现存的东西作为标准。结果怎样呢？画地为牢。
西方的学术和学术刊物是多元的、开放性的，西方学者不会为期刊和期刊制度所禁锢，但中国的学者则把自己紧紧禁锢住了。今天，中国学者也拼命在西方期刊发表文章，从数量上说成果显赫，大有超越西方之势，但有多少新思想呢？很多学者掌握了西方学术的技术（即“八股”），并在技术层面超越了西方学者，但思想呢？思想是苍白的。
到现在为止，至少在社会科学，还是拿不出一个中国学者创造的概念来，更不用说是理论了。有人说创造了一大堆“学术垃圾”，尽管刻薄了些，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就西方所谓的顶级学术刊物而言，西方有多少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在那里发表文章呢？或者说这些杂志在人们追求学术或者思想过程中扮演了什么重要角色吗？在很多中国学者那里，似乎能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有学问，就有思想了。要知道，一些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出现在讲座、简报等中国人根本瞧不起的平台上的。
在这方面，机构和个人也差不多，甚至更为糟糕。西方有学校排名体系，中国自己也搞。各个大学之间的竞争，犹如各个省份之间的GDP增长率的竞争。例如北大和清华之间的竞争已经扩散到各个领域。无论是评价体系还是各方面的竞争，不是不可以，而是应当存在，但问题在于存在者错误的引导。知识的生产及其影响，并不是排名排出来的，也不是学者之间竞争出来的。知识的生产有其特殊性，需要一个特殊的思考环境。中国的教育机构显然并没有从提供环境入手来辅助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所设置的各种制度反而成为知识生产的严重阻力。
名誉崇拜背后有很多根源，但主要包括“硬”的利益和“软”的自信赤字。“硬”的利益不难理解。很简单，每一项名誉背后就是庞大的来自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软”的自信赤字就是学界和机构对自己没有信心。一旦没有自信，只能求助于外在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对学者来说，获奖只是副产品。获奖当然是件好事，因为它表明同行乃至社会的承认和认同。不过，应当明了的是，获奖并不是知识本身的使命。学者不是为了获奖而去生产知识，而是等知识生产出来之后，遇到“好运”被人家看上了才获奖。
人类历史上，有多少好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被他人所认识所承认，但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期刊制度也很重要，因为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最低的标准，保证最低限度的学术水平，但是学者们不能为了要在特定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而写文章。只有等知识被生产出来之后，期刊才变得重要。即使一篇文章不被任何期刊所接受，也不见得就没有思想，就没有价值。当然，期刊制度更不能成为官僚管理教授的一个有效手段；一旦这样，为了文章而文章，知识追求的目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很可惜的是，这便是中国学界的现状。

第五，知识的神秘化，或者巫术崇拜。
知识本来就是为了解释神秘，去神秘化，但现在神秘的东西替代了知识。就如宗教，巫术可能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知识和巫术也是可以平行存在的。但当巫术替代知识或者用巫术方法来追求知识的时候，所产生的往往是那些不能加以证明、似是而非的东西，而非知识。
知识的巫术化在今天的中国极其普遍。例如，术数等传统命理学和道观、佛寺香火大量复兴。近年来，《四库全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标点和重印，但术数类几乎整套重印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中，“命”学早已经无法登上大雅之堂，但在中国，无论是“命学”的回归，也是术数的回归，统统被当作传统文化的复兴。传统命理和佛道中的一些“邪门学说”复兴，各种民间“巫术”不仅占据底层社会的各个角落，更登上精英文化生活的舞台。知识的“巫术化”是一个与科学背道而驰的趋势。在科学看来，凡事都有原因、有发展过程、有解决之道等等，但“巫术”则把事物（或者社会现象）归之于一种神秘的似是而非的超然因素。
为什么巫术回归？这里的原因有很多，但近代以来中西方所经历的启蒙运动的差异是一个关键的要素。到了近代，中国知识界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发生了启蒙运动，但中国的启蒙运动和西方早先所发生的启蒙运动两者具有本质性的差别。在西方，文艺复兴可以说是第一次启蒙运动。欧洲的中世纪是神权主导一切的时代，被西方人称为愚昧的“黑暗时代”。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中世纪，神学成为解释一切的东西。文艺复兴因此主要是借助复兴古希腊的理性和科学（数学、几何）精神，摆脱神权，把人类的基点从神拉回到人。西方人成功了。但这种成功是用无数相信科学的人们（尤其是科学家）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到了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实际上是第二次启蒙。第一次是文化，第二次是制度，即要使理性适用于改造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这次也成功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西方文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这两次启蒙的产物。两次启蒙，尽管重点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理性主义，教育人如何理性思考，把理性应用于对事物和社会现象的理解，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不难理解，理性主义贯穿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和社会科学，更不用说是科学了。
不过，如上所述，西方的启蒙运动并没有消灭宗教，而是给宗教予一个更为合适的位置，即人们的信仰领域。宗教不再解释一切，而是作为人们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启蒙运动尽管也产生了一些极端主义者，例如无神论，但启蒙运动所产生的理性主义是肯定宗教地位的，那就是，无论个体还是社会整体都需要宗教信仰，并且个体和社会应当有自由选择宗教信仰。
中国也的确发生了启蒙运动，但性质很不相同。中国的启蒙主要是政治和革命启蒙，无论是“五四运动”的启蒙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重点都是政治。五四时期，迫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生存面临深刻危机，政治启蒙无可非议。八十年代那一次也一样，也被认为是如果没有政治启蒙，中国人就要被开除“球籍”了。实际上，直到今天，仍然有大把人时刻想进行如此的政治启蒙，尽管观点和立场不同，政治启蒙的意识在不同力量中间都是存在的。
尽管自“五四运动”开始，每次启蒙必提“民主”和“科学”，但每次必然是政治（民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不足，甚至被忽视。人们相信，没有民主就不会有科学。但西方实际上是科学在先，民主在后。没有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怎么会有十八世纪之后的民主？人具有了“科学”，就是说学会理性思考问题了，民主才变得可能。中国只有政治启蒙，而没有科学启蒙，在没有理性的情况下，民主自然追求得非常辛苦。
更为重要的是，没有科学，人们对宗教的作用没有一个理性和科学的认识。在过度的政治化的启蒙下，宗教被强制性地驱逐出人们的文化领域，使得国家既脱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多神教），也把自己和其他宗教文明区别开来。但实际上，当代中国人和祖先一样，和其他社会一样，都是需要一个精神领域的，需要宗教的空间的。
没有了科学，也很难对传统文化进行去“巫”化。今天在文化复兴的幌子下，各种低劣的“巫术文化”公然登上文化舞台，并为各个社会群体所拥簇。这个现象并不难理解，道理很简单，人是有精神需要的，如果不能在公开的市场上（例如各类宗教信仰）获得，就会千方百计去地下黑市（例如各类家庭聚会甚至邪教）寻找。
知识领域的“巫术化”表现得五花八门，但也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找不到科学答案的时候，或者没有能力来解释某一现象的时候，总会去找寻一个神秘的、似是而非的“替代”答案。这里仅举“阴谋论”为例。在经济领域，当货币市场不稳定的时候或者当股票市场经历剧烈波动的时候，一些人总能找到“敌人”的阴谋来解释之。在国际关系领域更是如此，往往把问题的根源归于“外部敌人”的阴谋，比如美国、日本、支持恐怖主义的外国政府等等，或者昔日意识形态“朋友”的背叛，无论是越南还是朝鲜。
在知识领域，“去巫”化就是要破解被认为是神秘的“阴谋”，把阴谋放在阳光下。但当今的知识界则扮演了一个相反的角色，一些人把明明是可以解释，也可以解决的现象和问题“阴谋化”或者“巫术化”。这些年来，形形式式的“阴谋论”可以说满天飞，不仅广受普通百姓欢迎，政治阶层中的很多人居然也深信不疑。
这里当然不是说，这个世界没有“阴谋”了，而是说，所有这些被知识界视为是“阴谋”的东西实际上都是“阳谋”。例如，在全球化状态下，在考虑货币或者股票市场的时候，外在的要素当然是要考虑在内的。国际关系更是各国较量的地方，不管什么样的外在力量，如果有可能，总是要影响到中国的。如果不能考虑到外部因素，那只能说明自己的无知和无能。以“阴谋论”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和内心的恐惧，不扪心自问，这就使得知识“巫术化”了。今天，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人们科学理性地去看待所有这一切。知识界不能“去巫化”，对中国的长远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中国的知识界能够去巫术化吗？应当意识到，类似的社会文化现象也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西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形。如前所述，西方在中世纪也经历了漫长的黑暗和愚昧的时代，经过了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才改变了文化愚昧的情况。同样，在经历了商业革命之后，西方再次面临文化重造的挑战。当时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就是说传统道德体系解体了。之后，西方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上帝”，也就是重塑道德和文化。
中国文化如果要有出路，就必须对之进行重造和重构。的确，正如一些人一直在呼吁的，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启蒙运动。不过，在从事启蒙运动之前，人们可能不得不对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进行深刻的反思。如果不改变从前启蒙的政治性，那么情况或许会变得更加糟糕。如果不能引入科学和理性精神，任何复兴传统道德体系的努力都会走向反面，国学运动带动了“巫术”文化的复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样，如果不能去政治化，那么任何外国思想和文化（不管被视为多么先进）的进入，也会演变成另一类“心理鸡汤”，而不是有效的制度转变。

第六，世俗主义的宗教化，或者“主义”拜物教。（“主义”迷醉）
宗教与世俗知识是不同的东西。尽管世俗知识并不能否认宗教，但宗教不能等同于世俗知识。宗教是作为一种信仰的，人的信仰本身也是可以成为世俗知识研究的一部分。但是，与宗教的不可验证性不同，所有世俗知识是可以验证的。所以，在西方世俗知识（包括对宗教的研究）和宗教信仰并行不悖。在中国，情况往往是世俗知识和宗教不分，结果导致了世俗主义的宗教化，也就是人们包括知识界的很多人把主义当成信仰，结果阻碍了知识的生产和发展。
世俗的主义，包括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都是人们（主要是学术界）对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的概括（概念化）或者解决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方法。一种世俗的主义往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问题的分析和诊断，二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又可以是实证的、经验和技术层面的，也可以是倡导型的。但是一旦这些世俗主义被宗教化，就不再是生产知识的工具或者知识所分析的对象；恰恰相反，它们就变成了知识生产的思想阻力。
例如，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方法，到现在为止仍然具有很大的生命力。在分析和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上，较之其他思想，马克思主义方法更为有效。不过，一旦宗教化，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其生命力。再者，马克思主义是和其他主义的交流、争论和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旦宗教化，马克思主义便成为只是批评其他主义的工具，不再具有分析能力。
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毛泽东对中国实际问题的思考，其解释中国社会和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问题的能力就在于它起源于中国社会这个简单的事实。但即使对毛泽东思想，人们也宗教化了。一旦宗教化，不仅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本身的发展，更是阻碍了其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宗教化，人们便具有了强大的动机来为一种世俗主义“殉道”。人们不时看到，一些学者为了一个其所信仰的“理念”而“殉道”。但是，除了可敬的“道德勇气”之外，从知识发展来说，“殉道”又能带来什么呢？世俗主义的宗教化在十年“文革”时代曾经盛行过，现在又似乎回来了。

第七，社会物体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
社会事物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正式的制度、组织、机构等和非正式的风俗习惯等。这些社会事物都有其产生的原因和自身的发展逻辑。从知识角度来说，它们都是可以加以分析的。可惜的是，在很多时候，学者们经常把社会事物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一旦这样，既为知识探究设置障碍，也很难解决社会事物所面临的问题。这里可以举国有企业为例。国有企业是典型的社会事物，其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国有企业的表现无论好坏，都是可以加以分析的，其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可以找得到解决的方式的。不过，人们往往把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例如把国有企业和执政党和国家的命运绑架在一起。一旦如此，便超越了知识分析的范畴，对国企的分析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了。
对民主政治也是如此。在西方，民主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是作为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即使今天的西方已经把民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在很多方面，民主仍然主要体现为一种制度技术手段。不过，在中国，从一开始，民主就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来追求的。这就是前面所讨论的把一种世俗的主义宗教化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几乎存在于所有的领域。

第八，知识的娱乐化，娱乐崇拜。（或称“嬉痞膜拜”）
知识的娱乐化不是指学者们快乐的写作风格，也不是指追求知识本身所产生的无限快乐感，而是指人们把知识作为一个客体或者娱乐的工具，并且往往表现为犬儒主义。在中国更是表现为两个非常的极端，在一端是一些学者对人、事物、理论概念的极其热情的歌功颂德，在另一端是另一些学者对同样的东西的最恶毒的怒骂诅咒。在很长时期里，中国的科学语言并不发达，而这两种语言最为发达。
娱乐化很像美学里面的“移情”，简单直观地把自己的喜爱或者厌恶投射到一个外在的东西上。实际上，这样做，与其说是在追求知识，倒不如说在糟蹋知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因为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知识的娱乐化趋向越来越严重。在社交媒体时代，很多学者已经变成了“自媒体”的经营商，使用一切手段在把知识娱乐化之后销售出去，即“知识变现”。这是一个对知识毫无敬畏的时代，是一个随意亵渎知识的时代。

第九，知识的虚假化，“假新闻”在知识界的翻版。（传播膜拜）
虚假化表现为多方面，例如知识是抄袭而来，而非自己原创的；又如，知识是假的，既不反映现实，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上面所说的所有现象都可以导致假知识的产生。例如，在使用方法论方面，很多学者往往成为西方工具的奴隶。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并没有找到中国的命题，而是简单接受了西方命题，只是用中国的材料来论证（或者反证）西方命题。因为被西方工具所捕获，一些学者往往为了使用一种特定的西方工具而去寻找中国材料。这样生产出来的知识表面上因为方法论而很精致，但实际上是假性的。
其次，上述各种知识生产机制所产生的巨大压力。因为压力（解读为在特定的时间内生产出一定的知识），一些学者就去抄袭人家的知识，或者包装人家的知识。再次，如前所说，追求利益和荣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不管是什么原因，简单地说，一句话，知识界的“奴隶化”和“异化”导致了知识的“奴隶化”和“异化”。大多数学者，尽管承担着生产知识的责任，但从来就没有确立过对知识本身的认同，从来就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知识对他们来说从来就是达到其他目标的一种工具。所以，简单地说，只有当知识生产者开始把知识视为具有无上价值的时候，即知识的目标只是知识本身，而非其他任何目标的工具的时候，他们才会开始去寻求和探索知识。没有这种知识认同，他们会处于知识短缺和思想贫穷的永恒状态。
（如此高的期许，当今恐怕难有经验观察事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