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关键在于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体制（不仅是教育体制）能不能拿出勇气来回答。我们只要看一下钱学森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是怎么办学的，自然就知道答案了。

　　加州理工学院只有大约2000名学生。如果是在中国，因为大学排行榜是以规模取胜的，加州理工肯定进入不了前100名。可是，这所历史并不悠久的大学却有31人获得了32次诺贝尔奖。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比高达1:3，30%的班级不到l0人，63%的班级不到20人，93%的班级不到50人。师生之间可以充分地讨论与接触，增进学术思想的交流。同时，所有本科生都由教授亲自授课，就连一年级的新生都有可能参加教授的研究项目，为培养拔尖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不需要了解更多，看了上面这段短短的文字，就知道人家为什么可以培养出钱学森了。那么，我们的教育体制究竟该怎么办？“钱学森问题”的答案究竟在哪里？我姑且列出以下几条，但愿能够抛砖引玉。

　　第一，在所有高校撤销党委。让教授来治理大学，而不是让政客来统治大学。取消旨在洗脑的政治公共课。学术只服从于真理，不服从于政治。

　　第二，停止大学扩招。就算要扩招，也等师资、图书馆藏书量、实验室设备等等软硬件设施都跟上来了以后才继续。扩招的基本前提是：平均每个大学生享有的教育资源不能减少！

　　第三，尽可能小班上课。保证学生在课堂上能够与教师充分地互动交流。

　　第四，彻底根除功利的、工程化的教育思维。不能单纯以论文的数量作为学术评判的标准。中国目前的学术论文99.99%是纯粹的垃圾。

　　第五，严厉打击学术不端。一切剽窃他人成果、伪造实验数据的行为都要遭到严惩。不具有创新性、原创性的论文一律不予发表。

　　第六，用通识教育取代专才教育。专业划分不能太细，撤销高尔夫管理之类的垃圾专业。必修的专业课不能太多，主要的学分应该让学生去选修完成。

　　第七，对大学教师既要严厉，又要宽容。所谓严厉，就是说不让任何不学无术的学术投机分子有可趁之机。所谓宽容，是指我们的体制不能太急功近利，要让学者可以静下心来做研究，而不是一年必须发表多少论文、拉来多少项目。

　　第八，对学生也既要严厉，又要宽容。所谓严厉，是指让那些整天打麻将、玩游戏、睡懒觉、跟女朋友同居、考试靠舞弊的大学生无法拿到学位。所谓宽容，是指要能包容学生各种稀奇古怪的创意和思想，要鼓励创新。至少，要允许他们逃课。学生花钱来上学，自然有权选择他的老师。他喜欢哪个老师，就去选他的课，不喜欢的话就逃得远远的。这是天赋的人权！

　　如果我们的体制能够拿出勇气做到以上8点，我敢保证，中国不说一年出一个钱学森，至少每10年可以出一个钱学森。如果以上各条都不去做，那么，100000000年也出不了一个钱学森。

　　愿钱老安息！

(覃彪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