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不同的思想与哲学，决定了当下双方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认为，中国人传统上重视“生存哲学”的特点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向，也影响了当代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以下为郑永年教授观点：

中国的思想主体是“生存哲学”

　　中国的思想往往产生于危机时刻，无论是由内部因素还是由外部因素所致。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战国时代、佛教与本土文化漫长的冲突时期、中央权力衰败国家被分裂时期，以及近代传统类型国家被西方列强所征服时期。改革开放之后1980年代初讨论“球籍”的时候，也算是一个“危机”时代，因为这种“要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至少存在于当时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认知里。

　　春秋战国时代奠定了数千年中国哲学的基础，也是中国哲学最发达的时期。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前后花费了1000多年的时间，佛教的传入对本土文化既构成了巨大的危机，以至于在很长历史里发生了“灭佛”运动，但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整合之后，儒释道并存，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此后，不管是什么样的危机都没有产生深刻的哲学思想。近代西方列强到来之后，尽管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但并没有产生伟大的思想。

　　不管如何，在各种深刻危机下产生的哲学，其主体思想便是求生存，可说是“生存哲学”。春秋战国时代曾经产生过有潜力发展成为类似西方自然科学的、以探讨自然世界为核心的哲学（主要是道家和墨家），也产生过有潜力发展成为类似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探讨社会行为的哲学（主要是《管子》）。可惜，自从汉代儒学被立为官方的统治哲学之后，所有思想要么被“罢黜”，要么被儒化了，即道德化和人化。人们也可以把这种中国哲学称之为“生活哲学”。

　　西方哲学则很不相同。西方哲学的主体是征服，可以说是“征服哲学”。这里既包括人们对自然界的思考，也包括对人类社会的思考，也就是说，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都是西方哲学需要“征服”的对象。今天在中国，在学术界，人们也在谈论“仰望星空”，但传统上这个概念和中国的哲学思考似乎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哲人们的眼光和思考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事，主要是“五伦”，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仰望星空”好像只是西方哲人的权利。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笛卡尔、牛顿、康德再到现代更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一说到哲学便是“仰望星空”。

　　“仰望星空”就是探索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等是如何形成、运作、变化的，即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其目的是如何“征服”它们，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就知识而言，把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作为客体的研究形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中国数千年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只有针对人伦关系的“道德学”，这和中国哲人们缺少对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客体”关怀有很大的关联。西方形成了“自然法”，中国则是“社会自然法”；前者关切的是普遍性，后者关切的是特殊性；前者关切的是统治世界，后者关切的是自我生存。

　　这种哲学思维上的差别可以解释中西方其他很多方面的不同和差异。在科技层面，近代以来中西方学者力图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尽管在西方到来之前，中国在很多技术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科学？”这也是李约瑟博士组织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所要回答的问题。不难观察到，中国有很多单项的技术发明，但却不善于整合。中国的“四大发明”除了对日常生活有所改进（例如“火药”用于“爆竹”）之外，基本上对中国日后的发展没有什么巨大的贡献，但却促成了西方人对世界的征服。

专于应用，中国缺失“工匠精神”

　　英国哲学家培根在其所著《新工具》里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计数的变化：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马克思显然同意培根的说法，也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不过，现代也有西方学者认为，除造纸术有明确的证据是由中国传到西方外，其他三项发明并无直接证据表明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为中西方各自的独立发明。中国方面尽管在时间上早于西方，但传播不广，亦缺乏改进。西方虽时间上晚于中国，但传播广泛、精于改进，后世使用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是直接从西方发展而来的。

　　不过，这里要讨论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技术到底是谁先发明的，而是有了这些技术发明之后的使用，就是上述培根和马克思所说意义上的。不管怎样，西方人把这些技术进行了各种整合之后便征服了世界。火药的作用远远不止马克思所说的“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因为马克思只看到了内部的影响，而没有讨论外部的影响。火药和指南针的整合为西方塑造了无比强大的西方海军，促成了西方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

　　印刷术在西方所起的作用也远超马克思所说的“新教工具”。借用当代美国学者安德逊（Benedict Anderson）的话说，造纸术和印刷术的结合为西方社会创造了“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即“民族”的概念，而“想象共同体”的产生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中最为关键的，是近代以来西方征服世界的内部制度基础。

　　近代以来原创性技术大多产生在西方，而非中国。这和中国人对宇宙和自然不那么感兴趣有关系。自然，人们会问，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近代以来不是也有很多技术创新吗？尤其是日本，这些年已经拿下那么多的诺贝尔奖。这个问题需要另文回答，但这里可以提出两点。第一，日本和韩国原创性的技术也不是很多，它们精于应用，并在应用的基础之上有很大的改进，制造出来的产品甚至超越西方。第二，这些国家在二战后基本上采用了西方的制度，尤其是科研制度方面。主要政治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形成了西方式思维方式。尽管中国也有很多人留学西方，但他们不是社会的主体，更不用说是政治的主体了。

　　中国也专于应用，但是中国缺失日本和韩国人所具有的“工匠精神”。历史上，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里，“工匠”是被瞧不起的，精神也无所寄托。这方面，今天的情况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说，西方近代以来在“征服”世界方面走过了几个阶段。早期，西方世界所使用的就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征服”，即实行赤裸裸的殖民地和帝国主义政策。二战以来，西方主要通过世界规则的制订来统治世界。西方的使命感文化最初来自宗教（基督教文化），但近代以来演变成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成为各国争相“征服”世界的工具。

　　在规则方面，中国也仅仅只是应用，近代以来中国所做的都是在适应和应用产生自西方的规则。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曾经提出过“挑战—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就是说，中国一直处于回应由西方的崛起而产生和强加的“挑战”状态。这个概念可以解释直到今天为止的中国生存哲学。

“生存哲学”给当代中国带来的利与弊

　　人们不需要举不熟悉的例子，就举今天谁都知晓的互联网就足以说明问题。互联网早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内在部分，较之其他国家，中国人更为依赖互联网。但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互联网就可以知道不同处在哪儿了。中国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无一不是以生活为中心，甚至是核心的。在西方，互联网公司被称之为高科技公司，因为它们都在研发高科技。但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说，互联网公司与其说是高科技公司，倒不如说是高科技应用公司。

　　中国的互联网的确发展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但绝对不是技术。互联网公司用来做买卖，“外卖”，推销产品等。不是说这些不可以做，但做这些实在让人看不到这些互联网公司的技术格局。在社会层面更不用说了，互联网已经“培育”了多少的“键盘手”和“网红”。互联网都是用这些层出不穷的新概念而深入中国社会的。但要知道，在中国的互联网热衷于做“外卖”的时候，西方人已经用互联网走向了太空。

　　一句话，中国哲学从来没有超出于“求生存”的水平；即使生存问题没有了，中国人也没有征服世界的念头，而转向了实在的生活。这种哲学的优势就是其和平性质。西方人不相信中国是和平的，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以自己的逻辑来理解中国。

　　不过，对中国来说，如果“生存哲学”不变，其结果也是显然的，那就是继续缺少原创性技术、继续没有能力制定规则、继续当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好学生”。如果“生存哲学”仅仅只是人们的一种选择，那么人们还可以做不同的选择；但如果“生存哲学”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基因”或者“血液”，那么人们只能接受“命定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