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现在网络上到处炒作钱学森的人才之问，说钱学森质问我们；“为什么中国教育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于是针对高等教育的评论铺天盖地，好像人才真的是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本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社会不应该犯这样概念的错误，但因为是钱学森说的；所以大家就都认为是真理了。却不知道钱学森的人才之问的确是问错了，因为从他的实践证明中国不出杰出人才并不是高等教育的错；而实实在在还真的是我们的人才体制问题。正因为如此，我才说钱学森的人才之问真的是问错了；因为出不了杰出人才还真的不是高等教育的错，而是我们社会的人才体制造成的。

　　首先看我们现在的人才体制，全部是“官本位”原则；也就是说，按官的级别确定技术等级；于是官越大，技术权威也就越高。这应该在我们社会是不会有任何异议的，因为这是我们社会的国情。然而钱学森回国时的体制是什么，是行政与技术分开的两条线；所以即使当时钱学森不是官，但技术等级也是最高的。因此人才与行政不挂钩，自然也就尊重了人才的实际技术。再加上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钱学森的特殊化，所以钱学森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所以无论是反右还是文化大革命，钱学森永远是技术权威。就是后来的下岗运动，依然对他还是没有任何影响。一个人一辈子没有任何冲击和影响，自然也就能达到自己的最高顶峰。这就是说钱学森的成果并不是当初在大学里形成的，而是后来在中国实践中创造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当时有很多理论是后来成果所没有的。这就是说实践才是人才之本，而高等教育充其量也只能是人才之门。

　　其次就是我们现在这样高等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同样在本土和国外的创造力就大相径庭；有很多出国的人都有高新成果，而国内的人只有当官的才有成果；因为我们是一个将成果归功于‘领导’的社会，所以没有职位的人才是永远都出不了成果；没有成果又如何能成为杰出人才呢。看我们社会现在从科研项目立项到成果鉴定，全部是按照官的职位大小定等级；所以老百姓是永远没有成果的，因为成果是‘领导’的专利。看我们社会现在一些科研名人，有谁是无官的老百姓；全部是高官厚禄者。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了，但只有在毛泽东世代改变过；那时成果不是官的，而是技术人员的。所以我们这样的人才体制，采用什么样中国教育改革都是无法出现杰出人才的。

　　现在批判中国人的教育大多是‘中国人经常在国际奥赛上囊括大奖，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这是最经典的一个问题，仅仅因为中国人缺少创造力吗；非也，中国的假冒伪劣世界第一，中国的盗版是那么强大；这不是中国人没有创造力的问题，而是将巨大的创造力用在了歪门邪道上。我们现在不是高等教育的思想被禁锢，而是实践中的思想被禁锢；所以我们任何工作的人都知道，我们没有越界的权力。什么创造力是‘领导’的事，我们只是‘领导’手中的木偶而已。你有创造力的话，‘领导’就要你下岗了；这就是我们社会从教育到工作的思想。

　　其次是我们没有创新的途径，因为我们任何人只有执行‘领导’意图的途径；看我们的‘领导’全世界考察学习，回来后将资料交给你；这就是你的创新途径了。如我当初在国有企业，‘领导’去日本考察回来，就要我布置在企业开展“5S”运动；后来‘领导’又从美国回来，又要我安排开展“零缺陷”运动。由于‘领导’出国考察的频率越来越高，有时一个月我们就要改几个运动。因为我们只是‘领导’的机器，所以只能重复这个途径。不是我不想创新，而是我没有能力创新；因为这个途径就使我们疲于奔命。

　　再加上我们是计划管理的社会，我们的资源全部控制在‘领导’手里；所以只有按照‘领导’的意图，我们才有资源。在我们的实际科研过程中，我们连纸和笔都是‘领导’批的；我们自己能主动去创新吗，我们能用什么去创新呢。

　　由于我们的命运掌握在‘领导’手中，所以我们的时间实际是‘领导’的时间；我们紧跟‘领导’就能分房子和涨工资，我们不听‘领导’的话就只有下岗；下岗的知识分子可就连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都不如了。因为你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办法解决，你又如何能成为社会的杰出人才而创新呢。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自己鉴定的成果类类；但能进入国际领域的却少之又少。这不是人才的结果，而是我们体制的结果；我们这样的体制，只能产生这样的结果。这不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想安于现状，而是体制决定了你必须安于现状。

　　这时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说的话：“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会因为没有泥土而要像一碟子绿豆芽”。天才不是教育中产生的，天才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千千万万个天才都下岗了，我们又如何能产生天才呢。为什么我们社会的人才都是绿豆牙，就因为我们社会现在是培养绿豆牙的泥土；而同样的人才出国后就成材，这应该不是我们高等教育教育的问题；而的确是我们社会的用人不当的体制有关，这才是没有杰出人才的真正原因。

　　其实“钱学森”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关键在于我们的领导人和体制；一方面是在公款吃喝玩乐中的‘领导’不可能进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是在这样‘领导’下的老百姓自然也就更难自己进行技术创新。一方面是在公款吃喝玩乐中的‘领导’不可能是杰出人才，另一方面是在‘领导’光环下的老百姓自然也就更不可能是杰出人才了。因为我们的‘领导’产生不了天才，那么在‘领导’奴役下的老百姓自然也就不是人才了。这不是高等教育的错，而是我们社会的人才悲剧。正因为如此，估计今后我们社会再也出不了一个钱学森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说钱学森之问的确是问错了；因为这本来就不是高等教育的错嘛。（汪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