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Affairs)发布了题为《真正的中国模式——和你所想不同》(The Real China Model It's Not What You Think It Is)的文章,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2016年,来自南苏丹的政治家安东尼·坎杜(Anthony Kpandu)带领考察团访问中国。眼前的一切让他大为震惊:现代的工业园区,高速铁路,高楼大厦在蓝天下闪闪发光。“这真是伟大。”坎杜说,“你简直不敢相信,但那就是事实。我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这样的反应让西方世界大为惊恐。他们担心发展中国家会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比自由民主更具吸引力。而中国的领导层也在无意之中加剧了西方国家的恐惧。2017年在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满怀自信地宣布,在解决人类问题上,其他国家应该学习中国方案。
在这些针对发展的恐慌与妄想中,有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未被回答: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显而易见的是,尽管中国对西方民主不屑一顾,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资本上取得的成功完全来自于权力集中?
因地制宜 与时俱进
中国模式不只是权力集中
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选取了不同的道路。把中国模式等同于传统的权力集中制是不准确的,实际上也是极具误导性的。自邓小平1978年打开中国市场之后,中国经济成就的政治基础不能被说成是完全的权力集中,而是带有民主的特点。通过改革中国的官僚作风,邓小平向中国的一党执政体制中引入了民主的做法,尤其是问责制,竞争和对权力的限制。西方不需要对此恐惧,相反,他们应该担心的是,西方、发展中国家和中国政治精英对这一模式的误解是否会继续扩大。
如今,针对中国模式,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对于西方的媒体来说,这一模式仅仅关乎威权资本主义,即一党执政外加对经济的管控。许多专家对此种理解衍生出的说法表示赞同。
但也有人持有不同的见解。分析师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创造了“北京共识”这一用来描述创新模式的词条,意思是在这种模式下,经济成就“不是通过GDP增长来衡量,而是通过稳定与平等”。理论家贝尔(Daniel Bell)则认为中国是由精英领导,因为官员的选举是通过能力而不是多党竞选。
所有这些解读都有其正确的地方,但没有一个完全正确。中国是一个在过去四十年中变化迅速的大国。因此,解读中国模式需要以时间和地点为基准,结果可以有很多种,有些甚至还是矛盾的。
县城“三部曲” 中国模式下的经济发展
其中一个例子来自浙江省。1978年至1993年间,在私有资本还遭到禁止时,浙江省这个最为繁荣的县城(作者未透露该县名称)依靠集体制度的企业生产,所有权归乡村和县政府所有。尽管没有所有权,但在国家支持集体经济全面盈利的情况下,该县企业的工业产出在这一时期增加了33倍,这表明计划经济边缘的渐进式改革足以促进经济增长。
1993年至1995年间,随着北京进一步开放自由市场,县政府大力推动集体产业的私有化。尽管所有权的缺失未能阻碍生产获得成功,但它限制了商业的拓展。通过为私有化提供支持,限制政府对经济的直接管控,该县第一批民营企业家诞生,其中的许多人之后都成为了全球知名的行业巨擘。这一阶段证实了“华盛顿共识”,即私有权和权力受限的政府是促成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
进入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本土企业的繁荣发展让该县变得嘈杂、拥挤起来。这使得私有企业呼吁政府施加干预,协调规划各个工业区域,对地区进行规划。为此,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安置当地的工厂和居民。这样强制性的举措下,该县的中心地带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工业区域,所有企业齐聚一堂;此举也刺激了金融管理和营销服务的发展,二者带来了产业的升级;当地的交通和居民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改善。这样的做法将该县的繁荣推至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生产加快了,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质变。这第三个阶段向我们证明了,严厉的国家干预和计划能刺激经济的发展。
中国特色 一党执政下的民主改革
尽管对于中国模式的解读大多局限在某个地点某个时间,但这并不是说没有确切的中国模式。自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一直都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即允许变化持续发生的管理体制,通常这些变化皆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出现。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革人士将注意力放在了为底层官员创造适宜环境,让他们能够利用当地资源快速启动发展,而不是命令他们加快工业化和增长的步伐。这种做法不只实现了去中心化,让各个地区随心所欲只会带来混乱。北京一直以来都致力于设立边界,在互补的政治区域发起改革,确立考察吏治制度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的各个地区共同创造出一系列符合当地条件和需求的发展模式。
当中国的发展全貌展露出来,就能清楚地看到,一党执政和国有制度并不是加速中国经济崛起的唯一原因。
权力集中并不是中国取得瞩目增长的关键。在吏治改革当中引入民主的特点,以及中国政府允许并指导各个地区自由发挥,这些才是驱动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
除了依靠自上而下的统治,中国政府还倡导多样性,平衡各个地区的人才和资源,激励国民献计献策。这些特点在任何民主制度中都再熟悉不过,中国只是将它们融入到了一党执政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