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不清楚中国承诺再购买多少美国出口商品以避免两国间的贸易战：美国官员已提出每年两千亿美元的购入额，才能把双边贸易赤字减半。但是，即便果真如此——中国官员已经否认了这一点——这种大规模的采购狂欢丝毫不会减少美国的整体贸易赤字。

中国通过重新调整对工农业商品以及飞机之类的工业产品的购买政策，应该能够相对较快地重新平衡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作为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中国轻易就可以更换进口商品来源国。遗憾的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任何增长都必然伴随着美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减少。

要了解其原因，我们必须明白美国在稳定全球贸易和资本失衡方面所起的作用。在当前的全球体系下，许多国家——不仅仅是中国，还有德国、日本、韩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是扭曲的，偏向政府和企业，而不是家庭。这是因为这些经济体通过各种方式隐性转移家庭的收入分配，包括低工资和低存款利率，从而有效地补贴制造业出口。因此家庭收入所占份额过低，国内需求无法吸收国内生产的所有产品。

这种收入分配上的扭曲也导致这些国家在结构上的高储蓄率。收入可以消费，也可以储蓄。家庭将大部分收入用来消费，而政府和企业通常将其所得全部储蓄起来或者几乎全部储蓄起来。这些国家通过分配给后者不合比例的高收入份额，分配给家庭不合比例的低收入份额，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储蓄率。

换句话说，全球经济正在遭受由一小部分高盈余国家所造成的过剩储蓄之苦。美国吸收了全球过剩储蓄的近一半，起到了稳定作用。美国这么做并不是因为美国需要如此巨额的外国储蓄，而是因为它拥有完全开放、深厚且灵活的资本市场。

如果其他国家向美国输出过剩的储蓄，推高美国资本账户盈余，那么很显然，美国也必定出现经常账户赤字。这意味着美国的投资额必须超过美国的储蓄额，超出数目正好等于输入到美国的外国储蓄额。

如果美国是一个需要资金投资的发展中国家，那么这种输入资本将是巨大实惠，可以使美国有更多的投资资本。在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确实如此。 但是，情况已经改变了。美国企业不仅拥有投资所需的全部资本，而且在历史低利率下，美国企业也坐拥大量现金，这些现金的唯一用途就是为非生产性股票回购提供资金。换句话说，美国的需求疲软，储蓄过剩。

如果所有外资流入都不能推高美国的投资，那么它们就必定会抑制美国的储蓄：这是一个条颠扑不破的国际收支平衡规则。这些外来资金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抑制美国的储蓄，包括升值货币、减少贷款利差、增加失业率、降低贷款标准、扩大房地产泡沫或者股票市场泡沫，而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通过财富效应会刺激消费。所有这些都会迫使美国储蓄率下降，低于投资率。

所以，即使中国真的以某种方式减少了两千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顺差，也几乎不会对美国的整体贸易失衡有任何帮助。只要中国和其他盈余国家的储蓄额继续远远超过国内投资额，只要它们出口的大部分资本最终流入美国，美国便将继续保持巨额资本账户盈余和相应的贸易赤字。

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想降低美国的整体贸易赤字，那么特朗普政府将不得不解决与全世界的资本失衡问题而不仅仅是解决与中国的资本失衡问题。就中国领导人而言，他们明白自己的国家正遭受严重的国内失衡，这种失衡造成了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贸易顺差。尽管中国领导人至少从2007年起就一直在努力尝试重新平衡国内贸易，但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们目前取得的成功很有限。 美国与其高压迫使中国购买更多商品，不如努力平衡国内贸易，例如逐步限制外国人向美国倾销过剩储蓄。这是压低美国整体赤字的唯一途径，而且好处是，这种措施无需效率非常低下的贸易干预。这将是一笔值得四处兜售的交易。

 

迪马乔（Suzanne Dimaggio）、罗伯特•格鲁奇（Robert Gallucci）、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马克•兰德勒马（Mark Landler）， 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8年5月14日 |  特金会或将举行，随着日期临近，卡内基主办了一次对话活动，聊一聊对朝谈判究竟什么样。先前的美国谈判人士介绍了他们在前几轮对话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并介绍了美国下一步行动前需要了解的情况。《纽约时报》的马克·兰德勒马主持了本次活动。

贾勒特•布朗克（Jarrett Blanc）、卡里姆•萨德杰普尔（Karim Sadjadpour）、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玛格丽特•布鲁南（Margaret Brennan），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8年5月18日 |  由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经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前路如何尚不明朗。和卡内基一起同专家们展开对话，讨论伊朗、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未来走向。CBS新闻（CBS News）的玛格丽特•布鲁南将主持本次活动。

詹姆斯•肖夫、松井一实、乔恩•沃尔斯塔尔，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8年6月11日 | 核战仍然是影响全球稳定的首要人为威胁，朝核外交突显了避免核战所带来的挑战。很多城市都动员起来应对核战威胁，广岛这座饱受核冲突创伤的城市便是其中之一。

2018年6月11日，卡内基主办了一场与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之间的讨论活动。松井一实市长介绍了广岛等城市的民众在减少核战风险方面正在进行的实践。之后是有关朝鲜外交政策进展和更广泛的裁军问题的专家讨论，松井一实市长从市政府的角度发表了评论。

道下德成（Narushige Michishita）、朴秀真（Soojin Park）、劳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赵通、 托比•道尔顿（Toby Dalton）， 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8年6月12日 | 有关废除朝鲜核计划的磋商仍然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尽管开始外交解决，但美国及其亚洲盟国仍将继续提高他们的威慑能力，以防备朝鲜未来的威胁行为。但是，这些举措可能会引起东亚局势进一步恶化。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主办了一场有关无核化外交、特金会以及用于制止朝鲜胁迫行为的备选方案等话题的专家座谈。活动期间，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发布了一份全新的报告，报告题为“安全溢出:不断演变的威慑对朝鲜半岛的区域影响（Security Spillover：Regional Implications of Evolving Deterren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詹姆斯•阿克顿、马克•海布斯、简•中野，华盛顿特区

2018年5月14日 | 《中国核动力的未来》（The Future of Nuclear Power in China）是一篇具有开创性的报告。报告中，马克•海布斯识别并分析了中国决策者到本世纪中叶在发展和利用核动力技术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在从现有反应堆设计过渡到先进技术方面，各国均已失败告终，中国能否取得成功？中国的核计划能否像过去二十年那样继续快速发展？或者像西方国家一样，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市场力量减弱以及社团主义淡化而致使反应堆建设更加缓慢？中国将如何管理更高的核风险？中国在核领域新兴的领导地位对多边核治理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潘可为,卡内基网站

2018年6月11日 |  尽管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士和其他人士呼吁彻底拆除朝鲜核武和化学武器，但朝鲜却有完全不同的想法。美国政党领袖应该清楚认识到进程情况，而不是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完美的协议。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周一试图给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谈判达成核协议设定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呼吁“朝鲜拆除所有核武、生化武器”，并暂停“除此之外任何原因实施的制裁减免”，像七位参议员要求的那样，不过是轻而易举之事。但是，提出完美的结果，却会给说服朝鲜领导人的努力制造障碍，因为在现实中通过谈判可实际达成的协议，需要国会提供必要合作予以履行。

包道格,《国会山》

2018年5月23日 | 尽管美国、朝鲜、韩国和中国都在采取行动，试图使特朗普-金正日会晤的结果于己有利，但是留给各方应对这次会晤结果的准备时间已经不多。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原定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峰会，这次会谈仍有可能如期举行，不过各方对于有利局面的争夺战现已正式打响。周二，特朗普以中国和朝鲜最近采取的行动为由，向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这次峰会可能会延期或取消。 这件事只是冰山一角，表明美国、朝鲜、韩国和中国为提升各自影响力并使峰会结果向于己有利方向发展正在展开博弈。

美国的韩国盟友文在寅总统却处境尴尬。是文在寅启用了外交手段，先是于去年12月力挽狂澜，避免了朝鲜半岛滑入冲突局面，之后在今年5月份谈到诺贝尔和平奖一事。去年，文在寅以微弱的优势赢得总统大选，却借冬奥会之机同金正恩会晤，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缓和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文在寅还曾计划推动金正恩和特朗普之间的会晤。6月13日，韩国将进行地方选举投票，文在寅一直希望和平事业的进展会提升其政党声誉。

埃里克•布拉特伯格（Erik Brattberg）、 菲利普•勒科尔（Phillippe Le Corre）,《南华早报》

2018年5月29日 | 在过去的一年里，随着德国商界和政界精英对中国经济实践（包括德国本身）的担忧加剧，德国方面对中国的立场变得强硬起来。但在安格拉·默克尔本周北京之行（她担任总理的第十一次访华）期间，她表现出了更加和缓的姿态。

默克尔表示，德国和中国都希望建立一个有章可循、公平的自由贸易体系，她希望与中国合作，“加强多边主义”。 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钢铁和铝关税等问题上坚定不移地执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并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在这一背景下，默克尔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直到最近，默克尔和一些欧洲领导人仍抱有希望，希望这位反复无常的美国总统能够在核心问题上立场有所改变。而这一希望随着特朗普一再表明其意图，无视欧洲关切，如今即将破灭。

因此，德国认为有必要通过加强与其他主要国家的联系来规避美国日益鲁莽的政策。于是进入中国。 德国和中国都因对美国贸易顺差而面临着特朗普的攻击。两国主要区别在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有着牢固的个人关系，而默克尔却一直难以与这位美国首脑相处。

Security Spillover：Regional Implications of Evolving Deterren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托比•道尔顿（Toby Dalton）、 道下德成（Narushige Michishita）、 赵通（Tong Zhao）

卡内基报告（Carnegie Paper）, 2018年6月10日 | 不管朝鲜无核化的前景如何，美国和韩国可能会继续加强阻止朝鲜威胁的行为。 同时，对其行动的区域影响评估将变得越发重要。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广泛的溢出效应，可能与中国形成新的紧张局势，并使与日本的联盟关系复杂化。所有的预期威慑方案都可能加剧误解，并导致该地区进一步动荡。

本书作者围绕朝鲜的核能力、预测朝鲜核目标、朝鲜半岛的威慑环境、美韩的威慑行为、对日本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及政策建议几个话题展开论述。作者指出2013年，朝鲜急剧加快弹道导弹发展步伐。此后，其测试了各种增加范围和不同发动机技术和设计的新系统。朝鲜的言论和行为表明一系列潜在的重叠的外部政治和军事目标。 朝鲜的和平时期的威慑主要依靠常规力量，而核力量将起到补充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心理作用。但拥有核武器可能会使朝鲜对美国和韩国军队进行更频繁、更危险的低级军事挑衅活动。如朝鲜可能试图发动短暂而有限的战争来占领一些领土，摧毁韩国的基础设施，或者针对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削弱它。

作者还指出，随着朝鲜的能力和战略的演变，美韩日官员可能会考虑更多的选择来阻止朝鲜的行动，但每种选择都会对该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有些可能会加深安全困境（比如“萨德”），而有些可能会减轻这些困境。但在未来十年，美韩面临的安全挑战将继续增长，除非谈判达成新的协议，冻结、限制或其他方式限制朝鲜的核武库。对于日本来说，将遭受局势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与加强美韩三国的防务合作将成为其最好的选择。而中方往往认为美国可能会在其整体战略中利用韩国来遏制中国。

Competing with China

范亚伦（Aaron L. Friedberg）

《生存》（Survival），2018年6月1日 | 近年来，许多美国期刊报纸纷纷发文表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正面对这种规模、和有能力的对手”。在特朗普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也将中国视为“企图颠覆美国在亚太秩序的修正力量”，是一个“战略对手”。 毫无疑问，目前美国政府的立场足够清晰：美国必须摆脱幻想，并做好与中国“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这将需要国家的“外交，信息，经济和军事”能力。

作者指出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后冷战战略根植于关于贸易、经济增长和民主的普遍主张的自由主义思想中，并且相信人类对自由的渴望具有普遍性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所追求的战略仍然是他们致力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传统权力政治所阐述的“霸权者与新兴力量”的矛盾，也是统治观念的分歧。

作者接下来阐述回顾美国失败的对华政策。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试图让中国参与各种各样的领域，包括外交、文化、科学、教育和经济。90年代中期开始竭力维持亚太地区的平衡，除了与传统盟友加强联系，美国也与该地区其他受中国安全威胁的国家建立联系。而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在利用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经济影响力以及软硬实力等方面来重塑秩序。

作者还分析了中国现行战略，并列出了三个阶段：从1991年到2008年的基础阶段，2008年到2012年的过渡阶段，以及2013年开始的一个新的明显更加激进的阶段。作者还指出平衡和参与战略每个都包含两个组成部分：首先是外交和军事政策，第二个是经济政策和信息活动（或政治战争）。 这些可被视为国家权力的四种工具，也是四个相互关联的竞争领域，并就此对中美关系进行分析。

最后作者表示，民主国家必须开始纠正日益严重的功能障碍。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从长远来看，他们将无法对抗中国的政治或在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的成功竞争。如果他们希望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他们必须尽快采取一致行动。

An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of Media Corruption in China

王鹏（Peng Wang）、 Li-Fung Cho、 李仁（音译）（Ren Li）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8年5月10日 | 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开始打击虚假新闻和新闻敲诈。在2013到2014年间，针对此有400多起案件起诉，76家出版物被停，上万记者被吊销执照。其中最有名的是《21世纪经济报道》一案，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媒体腐败。

作者先阐述了媒体腐败的两个重要理论——“坏苹果”理论和“烂果园”理论。前者指的是微观层面的记者本身为追逐个人私利进行的收红包等越轨行为，后者指的是中观层面的媒体组织为组织的发展采用不正当的获利行为。作者指出过以往的研究没能将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中观层次的组织结构和微观层面的个人行为清晰联系起来。

作者接下来回顾了中国媒体的发展与改革史。在80年代后期，由于政府对媒体经费的减少，媒体走向市场，但同时受政府的严格管理。这使媒体夹在党与市场中间：媒体既要通过增加广告来获得财富，也要对党忠诚，更要保持媒体人的职业操守，成为一个困境。

在大环境下，不道德或非法的措施来实现组织生存的目标成为一种选择。《21世纪经济报道》作为重要财经类媒体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作者首先简单阐述了这一事件并介绍了该报的发行人沈颢。其次作者围绕 “付费新闻” 和 “新闻敲诈” 两类行为对 “二十一世纪经历报道” 事件进行分析。 作者指出该报对作者收红包的行为高度纵容，并强迫上市公司进行广告交易，否则就要对这些公司进行负面报道。后者这种行为往往是高回报低风险的，因为许多上市公司大多存在一些问题。

最后作者总结，“媒体黑社会”利用“舆论监督”从公司提取“保护费”的行为损害了新闻媒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在官方管控、市场竞争和新媒体冲击下，传统媒体组织采用灰色策略可能会确保组织效率，但会导致记者和媒体高管的广泛不当行为。

China's Innovation Trajectories

安德鲁•肯尼迪（Andrew B. Kennedy）

《生存》（survival），2018年6月1日 | 近年来，从超级计算机到太空探索等领域，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在创新方面的巨大进步引发各界对美国领先地位的担忧。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以其技术实力震惊世界。也有人对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存在严重缺陷等问题。

作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不是走单一路线，该国不同领域轨迹非常不同。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创新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是中国的企业。尽管自2009年以来，中国公司对科技的投资不断增大，但将投资转化为专利和有效产品的效率却很低。加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和对知识产权的忽视，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创新力受到了一定限制。 通过商业偷窃等方式也未必使中国企业走的长远。 作者接下来谈到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研发投资迅速增长。他举了微软、因特尔等大公司的例子。但事实上跨国公司更愿意在母国进行核心研发，此外也存在各种障碍阻碍了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创新活动。这些原因和趋势将减缓中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步伐。作者还指出随着人才进行国际交流，中国本国的科学进步是显著的。尽管有不少问题，中国在对基础科学的管理也在改革与进步。

最后作者总结中国这种多轨发展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对于中国，弱点意味着仍需在未来几年与更发达的国家合作，共同研发和产品开放。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这股新兴力量给了外国创新者重要机遇，但也仍需对其进行严格审查以及重视本国创新。正确理解中国科技发展的现状，做出正确判断，对制定和修改政策有重要意义。

Chinese Views on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ies

史文（Michael D. Swaine）

《中国领导者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第五十六期  | 美国特朗普政府于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与往届政府报告不同，这两份文件大量提及中国，并将其描述为对现有世界秩序和西方国家的威胁。这些文件代表了美国国家安全和防务重点从全球性威胁到传统强调大国竞争和中国崛起威胁的根本性转变，遭到了来自中国各界的批评。
作者接下来分析了来自中国官方对此的回应与看法。与以往相同，中国批评美国对华负敌意为“冷战思维”的产物，追求“零和博弈”，是“完全错误的”。国防部发言人甚至表示美国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是“病态的心理”。 还有一些官方则强调，美国两份战略文件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存在明显矛盾。包括中国驻美大使馆等官方表示中国和平、双赢、非对抗的政策与意图是有利于地区和全球稳定和发展的，以此回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负面描述。同时一些官方机构用温和型话语倡导中美双方还需合作与共赢。

与中国官方的态度相同，来自报刊、学者等非官方的观点同样直指美国“冷战思维”，甚至批判地更热烈。除此之外，非官方的态度还有以下几种：①寻求美国做法的解释与背景原因——许多人将这种观点归咎于美国在保持逐渐流失的全球主导地位的焦虑，一些人则强调中美俄三国的大国现实主义竞争； ②一些观察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提出两份文件中所包含的敌对观点时表现出虚伪和矛盾的立场——特朗普政府时常出现“双重标准”；③一些学者也分析这对于中国及中美关系发展的利弊。

最后作者总结，中国对两份文件的回应是利用美国的中国威胁论达到颂扬中国的政治宣传目的。但不同于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暗含的悲观主义，中国强调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合作共赢的乐观主义态度也应受到欢迎。

The Power of Prestige：Explaining China’s Nuclear Weapons Decisions

苏珊•特纳•海恩斯（Susan Turner Haynes）

《亚洲安全》（Asian Security），2018年5月22日 |  20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核武器国家，约有270个核弹头分布在八个不同的运载系统。虽然很少有学者对这些发展背后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不少学者也通常都会受到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影响。如何解释中国的对高投入和低回报的核武器的追求，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作者先回顾了现有文献指出，针对核武器和军控的主题大多将一国的受威胁环境作为核武器决策的内因，而追求名望这一因素往往被忽视或作为次要原因。大多数学者将中国的行为解释为对中国-美国安全困境的反应，认为中国越来越多地升级和扩大核武库是直接应对美国的导弹防御。 这一观点忽略了更为现实和深层的因素。而有证据表明，中国领导人受到技术民族主义的驱使，将技术进步视为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中提升国家地位的手段。

作者接下来就中国在氢弹、中子弹和海基导弹这三种武器的发展展开分析。作者分别阐述了这三种武器的原理和杀伤力，将其与原子弹、洲际导弹等武器对比。1967年中国成功发射氢弹，当时毛泽东就强调，中国的核武器计划的目的是防止西方的核武器和核武器的垄断。这种信念后来演变成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政策。 它也为中国的核战略奠定了基础。官方将氢弹视为“极大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让中国人挺起腰板”。1999年开发的中子弹亦是同理，官方称其为“中国人民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达到了发达国家同等核水平”。海基导弹也同样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声誉。

作者最后总结道，每个决策都会带来相对安全成本或机会成本。不是所有的核武器都用于追求名望目的，而在这三个案例中，中国选择接纳成本是基于所选择的武器会使国家获得更大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