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初到现在，中美贸易战似乎一路在升级，双方几乎无人知晓这场贸易战如何打下去，又如何收场。更麻烦的是人们对特朗普到底要干什么还是不清楚。主流媒体还是侧重于特朗普的人格、言语和风格，分析和报道尽管具有很大的娱乐性，但缺失深一层的思考。其实，从行为层面看，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特朗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从总统选举开始到现在，特朗普一直在持之以恒地做着他想做的事情，一些事情上成功了，一些事情上受挫了。但不管怎么说，特朗普算是一个行动派，和之前的美国总统很不一样。这主要是政治人物和商人之间的区分，政治人物注重的是语言，而商人看重的是实效。美国的政治建制派迄今为止还不能适应特朗普，但美国普通社会（尤其是白人）、商界和军界的看法则不相同，这些群体对特朗普更有比较高的认同度。

中国各方对特朗普及其政府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美国建制派的影响。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的认知受制于几个因素。例如，美国的建制派控制着大众传媒，对特朗普基本上没有任何正面的看法，特朗普和媒体之间的敌视从来没有中断过。又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接触最多的就是政治建制派和与中国有商贸往来的商界，对特朗普本人及其背后的力量的了解甚少。这些都妨碍着人们对贸易战的理解。

如何理解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这里首先要假定美国是自私理性的。在美国人的思维里，“自私”便是“理性”的前提，“自私”就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是世界上的霸权，其最大利益便是维持其霸权地位，免受任何崛起中大国的挑战。这就是这些年中美两国都在持续关切和讨论的“修昔底德陷阱”。

实际上，当中国在思考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美国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较之中国，这一陷阱对美国来说更为重要。原因很简单，美国是守成大国，而中国则被视为是挑战者。较之中国人，美国人更相信这一陷阱的存在和可能性。

中美精英阶层认知不同
就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的精英阶层并没有任何共识。比较冷静的人看到了两国之间的距离，而一些人则是对中国本身没有任何的自信。与此相反，美国的精英阶层几乎对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形成了很高的共识度。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美国国内各方面的力量，在中国问题上几乎结成了“统一战线”的原因。

人们不难发现，尽管建制派对特朗普的各种政策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唯独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他们都是高度支持的，有些甚至认为还不够强硬。

那么，就美国来说，如何免于来自中国的挑战而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呢？这里主要涉及到政治、军事和经济几个领域的对华政策。在政治上，美国的一贯政策就是人们从80年代以来一直所说的“和平演变”。对于中国，美国不可能像对待小国家那样，直接干预中国的政治，同时也没有像对待德国和日本那样的历史“机遇”，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内部的变化。

80年代改革开放一开始，美国对中国就有高度的期望，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会演变成西方式民主。正是这种高度期望，美国和西方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作出了最剧烈的反应。

之后，邓小平的“南巡”化解了这场过早来临的中西方对峙大危机。中国通过自身的大规模、大幅度的经济开放、与世界接轨等方式让西方看到了另一种期待。克林顿似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非常相信经济变化之后，政治一定会发生变化，这个认知促成了美国接纳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

特朗普之前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是把经济和政治一起来考量的，因此尽管贸易问题早已经出现，但他们并不想把贸易问题“独立”出来加以解决。这背后就是一个政治考量，即想用贸易关联来改变中国的政治。

军事方面又是如何呢？美国军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这不难理解，任何军队都需要一个“敌人”，尤其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一支没有“假想敌”的军队是没有任何前途的。苏联解体之后，中国自然成为了美国军方概念中的“敌人”。

这里的因素也很多。第一，军方是既得利益。美国的军工集团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能够释放巨大的政治能量。第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加速。随着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军事现代化也成为必然。第三，美国误读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具有防卫性质，并没有像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本身）那样的对外军事扩张。

但近来美国把中国的南中国海政策和“一带一路”解读成为中国的“新帝国主义”、“新扩张主义”等，则是用其自身的经验来解读中国，或者把其自己的经验强加在中国之上罢了。

不过，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担心，主要不是中国会对其本土构成多大的威胁，而是担心中国会对其海外影响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影响构成挑战。此外，美国认为中国会对其盟友构成威胁。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小规模的冲突存在着可能性，例如在台湾或者南中国海，但因为两国都是核大国，两国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并没有任何可能性。

就是说，美国对中国政治内部演变的期望没有实现，用经济影响政治的方式也落空了。不仅如此，中国在“学会了”作为手段的西方市场经济之后，并没有演变成为西方那样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成为了西方眼中的“国家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