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佐平是世界著名的微纳电子科学家，他于1945年11月生于甘肃省兰州市。先后在台湾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取得电机工程学士、工程和应用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年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为当年获选的77人中唯一的华裔院士。200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此番应邀首次参加世界华人论坛，马佐平将就中国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提升创新能力建言献策。他强调，中国要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最重要的要有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而在这项战略中，人才极其重要。他认为，目前，无论是在相关政策的制定出台，还是在对产业的大规模投资能力，以及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等方面来看，中国建立和发展世界级的半导体研发机构条件已经成熟。

　　对于如何吸引海外优秀人才为国服务，马佐平认为，关键是要给予这些人才施展才干的舞台和足够的空间，在此基础上，还要在房产、孩子的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做后勤服务保障，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

　　马佐平充分肯定了中国引进人才的“千人计划”，他同时建议扩展这一计划，设立一个评选标准，使得达到这一标准的人才，无论他来自国内还是海外，均可享受到同等的待遇。

　　与中国大陆接触交流十多年，马佐平深切地感受到，中国要做大做强相关产业，选对研究方向，发挥自身优势的重要性。他以自己所从事的半导体芯片领域为例指出，这需要长期投资，风险大，回报周期长，因此一定要选对方向。他委婉地提到，目前中国大陆一些部门和机构对科研的投入不够。“一些项目虽然投入了几百人研究，但还是不及西方投入大，研究成果也不如别人先进，拿这样的项目去与西方竞争，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马佐平谈到自己目前正着手的一个新项目——相变存储器。该存储器有望取代现有的闪存和磁盘，目前世界上只有三星、IBM和欧洲的一家公司有能力量产。“个人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遇。在存储器方面，中国与外国同时起步，而且中国具有自身的优势：庞大的市场，政策执行的高效率，以及大量的中高级IC设计人才。”

　　“我们目前正与中国大陆有关厂商商谈为IBM代工生产有关零件，关键部分我们自己做。产品有望明年推出。”马佐平表示，未来还更进一步计划在中国大陆建厂自己生产。

　　对于在广东推进该项目，马佐平教授也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对这里的投资环境评价道：“广州的企图心很强，财力雄厚，人才资源丰富。”

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马佐平

　　如果你手中恰好有一台运转流畅的iphone手机，那么这里面就有马佐平教授的功劳。凭借在研发“互补性氧化金属半导体”闸介极科技方面的卓越贡献，他成为美国半导体微电子科技领域的权威。

　　目前，马佐平正领导着新一代存储设备的研发，力争使中国成为世界三大生产中心之一。

2014年新一代存储器或在华量产

　　眼下，苏州、天津等地都在与马佐平积极磋商新一代存储器的落户问题，广州也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参加华人论坛期间，马佐平应广东省科技厅的邀请前往商讨合作事宜。

　　长期以来，广东的微电子产业主要以低端的装配为主，芯片等的研发速度相对较慢。除中芯国际在深圳的加工工厂外，研发力量十分薄弱。

　　“广东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继续走代工的道路肯定是不行了！”马佐平说，世界存储器领域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变革，闪存和动态记忆存储在未来3到5年内将达到极限，无法再继续缩小尺寸、增加密度。

　　他判断，相变存储器（phasechangememory）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将逐步取代闪存、磁盘等。三星、IBM等三家世界级的公司正在瞄准这一领域发力，而马佐平正是IBM的合作者。“我们明年可能在中国大陆实现量产，不过是代工。预计到2014年以后考虑设厂，正在跟苏州、天津和广州等地谈。”马佐平透露。

　　对于广东乃至整个中国正在蓬勃进行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马佐平的台湾背景使其颇有发言权。“不可能每个方向都做，政府一定要选对方向。”他提醒，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崛起就是因为选对了发展方向。

　　但中国过去部分微电子项目或许走错了路。“如果选处理器的话，中国绝对拼不过国外，英特尔、AMD都是动用七八千人，花了很多年去做的”，马佐平分析，即使做出来了，又没有相应的软件配合，美国等国家的处理器技术又限制出口，中国颇受限制；而在存储器发展上，中国则与欧美国家基本同步，“中国的优势在市场，也有人才，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发展高科技，不能急就章

　　在中国发展高科技，政府的政策很重要。“要长期‘抗战’，不能像招商引资那样，转手就能赚钱。”他提醒，政府要做好准备，两三年内可能都要亏或者盈亏相抵，未来才可能占据战略优势。

　　因此，政府可以先期投入一部分，“政府一定要站稳，不能做短视的投资人，不能像做鞋子那样。”马佐平提醒，政府在发展高科技的过程中不能搞急就章。

　　马佐平也留意到，中国各省份正在开展激烈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争夺。他提醒广东，自己身边打算归国的海归大多关心几个问题：有没有发挥的舞台，房子问题、孩子教育问题和医疗保险问题。

　　由于不是中国公民，海外高层次人才无法正常申请政府的研发优惠，每年要办理麻烦的签证手续，这些问题都有待改进。

　　马佐平同时还注意到，政府给予海归人才特别的待遇，部分国内同事对此表示不满，“这样就有一个疙瘩，不容易交流”。他建议，千人计划等中国高层次人才计划不妨开放内外之别，海内外同台竞技。

　　留住人才更难。谈及广东正在进行的文化强省建设，马佐平表示高度认可，他举例说，自己的一个海归朋友在上海、苏州两地都买了房子，妻儿在上海生活，自己一个人留在苏州打拼。妻子不愿去苏州，认为上海的生活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广州也应该营造上海这样的氛围，有利于留住人才。”他表示。

国外教授不跑课题开展公关适得其反

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都柏林大学教授孙大文

　　“国内大学的科研硬件一点也不比国外差，差就差在软件环境上。”昨日，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主任孙大文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陈国内高校的种种弊端。

　　他表示，在国外大学，课题经费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教授不可能有灰色收入。他们在课题评审或者评教授职务时也无法托关系、走后门，这在国内恰恰相反。而且，就食品研究领域来说，国内很多大学老师不知道规范的报告该怎么写，或者怎样指导学生选好研究题目，造成国内科研水平与国外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外国课题经费进不了教授腰包

　　孙大文介绍说，爱尔兰教授拿的工资，养活整个家庭是没有问题的，太太不需要工作。教授没有灰色收入，课题经费中一分钱都不能放到自己口袋里。尤其是政府的课题非常严格，每半年教授要递交一份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技术方面和财政方面。课题批下来，政府不是把经费拨给你，而是让学校先垫钱。等到课题结题递交报告后才予以报销，返还给学校。所以，教授在使用科研经费时会非常小心。比如，在做课题时，你买了计算机事先没有报告，政府就可以告诉你，这个课题不需要计算机，不给你报销。到时候学校就会向你问责。欧盟的课题是一年审一次，课题拿下来后，政府先给预付款。合同里写明，在没有结题之前，课题经费是随时可以索要回去的。

　　孙大文说，国内教授单纯从工资来说，与国外差距很大，但会有一些灰色收入，所以说他们的生活待遇还是蛮不错的。同时，在科研方面，国外教授可以真正静下心来做事情，而国内行政方面的事务很多。比方说，我在大学里需要教书、上课，不会整天去开会，而国内就相反。有些到我们那里访问的老师说，到我们那里才能真正做点事，因为没有乱糟糟的事情来找他。因此，国内教授在科研方面不如我们有优势。

国内硬件并不差，软环境不行

　　“国内科研资源并不比我们差。我访问过很多国内的高校，211高校的实验室条件比我们那边好，地盘比我们大，硬件一点都不比国外差，双方的差距主要是软件和人文环境方面，”孙大文说。

　　“比方说，我做完课题，递交出去后就不理了，只是等消息。而据我所知，国内的教授有跑课题的，开展一些公关，这在国外是没有的。国外不能去跑课题，去跑只有反作用。我们递交上去，评委就开展匿名评审，评审委员会有哪些人根本不知道，完全排除人为因素，按照课题本身的好坏来决定给不给钱。”

　　孙大文举例说：“国内虽然也有匿名评审，但不是完全的匿名。有个学校寄给我一些材料评他们学校的一位老师当教授，但我在此之前就收到了这位老师的一个电子邮件，说学校可能会邀请你作为评审，到时请你帮忙。还有一次也是匿名的，我写了相关评语，后来遇到评上教授的老师，这位老师竟跟我说：‘你的评语写得非常好。’”

　　孙大文还表示，在食品行业学术期刊方面，国内杂志的水平还比较低，论文所做的科研都大同小异，很难有创新。这种文章送到国外去，不会被接受，除非你有新方法。在食品领域，除了少数几位老教授，国内的很多研究生导师本身就不知道怎么做科研。或许他们没有经过国外那种训练。导师的科研水平和写作水平影响到学生的水平，他们不知道报告怎么写，或者怎么指导学生选个好的研究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