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7-28日，由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与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UCLA）亚太中心联合主办的“全球华人慈善行动—清华论坛”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成功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领导、慈善研究专家、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慈善家、企业家、基金会代表等200余人出席此次论坛。值此之际，本刊专访了此次论坛的一位重要组织者——UCLA社会学教授、亚美研究学教授（亚美研究学系首任系主任）、亚太中心主任、王文祥伉俪美中关系与传媒基金讲座教授周敏。

周敏教授在UCLA任教20余年，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陈六使讲座教授、社会学系主任、华裔馆馆长，中国中山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以及国内多所大学的访问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移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种族与族裔关系、新移民第二代、海外华人研究和亚洲与美国亚裔研究。迄今，周敏教授已出版了17本学术专著，在著名学术杂志和刊物中发表了近200篇中英文学术论文，最近的新书包括《美国亚裔成就的悖论》（合著，2015），《美国移民第二代的崛起》（合著，2016），《当代海外华人社会》（编著，2017）等英文著作。她于2017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国际移民分会“杰出职业成就奖”。

亚美研究学：发展历程与人才培养

《世界教育信息》：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本刊专访。当前，成立于2004年的UCLA亚美研究学系（UCLA Department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已经发展成为美国学界关于亚裔族群历史、文化、人口与社区发展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领导者。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亚美研究学系的发展情况。

周敏：在美国学界，亚美研究学是“族裔研究学”（Ethnic Studies）这一新兴学术领域的分支。美国有四大少数族群：非洲裔、西班牙语系的拉丁裔、土著印第安裔和亚裔。族裔研究是以少数族群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除历史以外，还涉及族裔社会的方方面面。就美国亚裔研究而言，它涉及社会、经济、文化、语言、文学等方面。因此，这是一个跨学科的教育研究领域。

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中期，美国民权运动兴起并蓬勃发展，非洲裔美国人打头阵，其他的少数族裔（尤其是亚裔）随后加入其中，以此争取少数族裔的权利和社会公平。民权运动意义最深远的胜利是，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在制度层面上禁止种族歧视。其中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为许多少数族裔的学生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但当时大学的课程设置极少反映少数族裔人口和社区的历史、现状、文化与社会需求和问题，教科书的内容大多以白人主流群体为中心。因此，少数族裔的学生强烈要求校方开设相关的课程来反映他们作为美国社会不可缺或的一部分的族裔历史文化和族群经历，有益于他们回馈少数族裔社区、对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作出自身贡献。1968-1969年，美国的高等院校爆发全国性的少数族裔学生运动，课程设置的改革、开设有关少数族裔文化和历史的课程成为该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1968年11月至1969年3月，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发生了美国史上最长的校园罢课行动，最终校方同意将全美首个非裔研究学位项目扩大，并同土著印第安裔研究、亚裔研究、西语系拉丁裔研究等学位项目合并，建立了全美第一个族裔研究学院。

1969年，UCLA成立亚美研究中心（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该中心最初开设了几门有关美国亚裔历史和文化的课程，此后逐渐发展，在80年代末开设了亚美研究学专业，招收硕士生，走在全美亚美研究的前列。1995年，UCLA在亚裔社区和师生的强烈要求下，开设了亚美研究学跨学科学位项目（Asian American Studies Interdepartmental Degree Program），招收硕士生、本科生和辅修亚美研究学作为第二专业（Minor）的本科生。为了加强和促进亚美研究学的发展以及亚裔学生的人数增长，UCLA与时俱进，加强亚裔研究的师资队伍建设。我于1995年受聘于UCLA，成为UCLA亚裔研究学与社会学的教授。2001年出任亚美研究学跨学科学位项目主任，积极推动创系工作。2004年，UCLA成立亚美研究学系，我成为创系的系主任。亚美研究学系的创立，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而是前人不懈努力和UCLA对亚裔研究感兴趣的师生共同奋斗的结果。UCLA的亚美研究学系并非全美首个亚美研究学系，但它却是当时和当今规模最大、师资阵容最强，课程设置最全面以及学生最多的一个学系。当下，UCLA亚美研究学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再加上辅修亚美研究学作为第二专业的本科生一共130多名；每年开设60多门课程（包含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服务学生数量超过2000人。尽管亚美研究学系是文科的一个小系，但就亚美研究学领域来说，UCLA亚美研究学系全美排名首位，影响力甚大。

《世界教育信息》：为亚美研究学系的首任系主任，请您谈谈该系学生的研究兴趣和方向。

周敏：亚美研究学系的本科生研究兴趣和方向都较为多元化。美国高校的文科又细分为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和人文学科（如英文、语言学、文学、哲学、历史等），文科的本科生教育一般注重人文教育，学生根据自身兴趣选择并修读相关课程，课程修读完毕即可，一般无需写毕业论文。只会要求特优学生（honors students）写毕业论文（honors theses）。亚美研究学是跨学科的，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兴趣一般关注少数族裔社区的贫困问题、不平等问题，少数族裔的社会地位问题以及族裔身份认同等。例如，有学生以《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对亚裔社区和亚裔美国人的影响》为题展开研究，该选题缘于如何解释亚裔群体在美国社会所取得的教育和职业的卓越成就，是因为移民群体的文化因素所致，还是因为美国社会的结构原因？我会引导学生从文化和结构因素的互动过程而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思考。例如，我自己的研究发现，国际移民筛选性就是文化与结构因素互动的一个概念。在美国，有些移民群体的整体教育水平原本就很高，他们在抵达美国时的教育程度不仅比祖籍国的平均水平高，也比美国的平均水平高，他们所展现的教育优势使得整个社会对这个族群的成员产生一种刻板印象，这是移民的筛选性的结果。但社会的刻板印象，如认为亚裔是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又会对该族群产生反作用，使社会对他们另眼看待。还有，许多学生对族裔身份认同问题感兴趣，比如说亚裔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亚洲人？美国的亚裔比较多元，有六大族裔群体——第一大族裔为华裔（包括祖籍地是中国内地及中国港澳台地区、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的华裔），第二大族裔是菲律宾裔，第三大族裔是印度裔，此后依次为韩国裔、越南裔和日本裔，还有10多个来自不同亚洲国家的其他族群。学生对各自的族裔社区的有关社会问题和族裔身份问题很感兴趣。

在亚美研究学系的研究生培养上，学生的选择机会也是比较多的。整个UCLA中，有60多位教授的研究方向与亚裔族群和社区问题有关，但他们分布在不同的院系，而亚美研究学系的教授只有16位。在16位教授中，有4～5位是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其他均为人文科学，如文学、电影等。因此，该系所录取的研究生都会与教授的研究兴趣相吻合。但是由于亚美研究学是跨学科的，如社会学的教授也会带研究生去做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公共政策、教育学等方面的研究。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研究方向为社区研究，特别是都市少数族裔或移民社区的研究，因此，我会指导研究生开展“唐人街”“韩国城”“小泰国”等相关的亚裔社区研究。

美国移民：政策与移民子女教育

《世界教育信息》:  请您介绍一下美国移民政策对移民社会及国际移民的影响。

周敏：当前，美国政府采取紧缩的移民政策，尤其限制非法移民。其实这种紧缩政策已经实施了10多年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美国大约有1200万的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占人口总数的3.5%，墨西哥人为多，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等与墨西哥接壤的州。实际上，无证移民是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劳动力来源。美国如果没有这些无证移民，整个美国西南部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可能会面临劳工短缺的困境，无证移民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作了较大贡献。一些民权组织曾就此提出，只要组织一个活动，让所有的无证移民（大多从事农业、环卫、家政、保姆、以及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等工作）罢工一天，看看对美国的城乡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能了解这些移民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有怎样的作用。

从社会影响来看，越是紧缩的移民政策，负面影响越大。因为美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工，他们“前门”进不来，只能走“后门”，进而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第一，无证移民本身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进入美国。以前一般花费200～300美元就可以过来了，而现在不同了，风险大了，费用就上涨，现在达到了2000～3000美元。人力成本的提升促使他们过境时选择走危险的路线，如过炎热的沙漠、钻地洞等，甚至危及人身安全。第二，无证移民的劳工市场将更加过分地压榨劳工。无证移民的存在创造了一个无证移民的劳工市场，这一市场针对移民的各种需求将更加过分地压榨劳工，可能会引起社会矛盾。第三，无证移民的流动对社区造成不小的压力。过去由于无证移民的来来往往比较自由，如许多墨西哥的劳工以前是季节工人，有工作就来，没工作就返回墨西哥，赚了一个季度的钱就回去享福。但现在，一方面他们过来的费用高，另一方面来往不便，移民来了之后就住下来，渐渐地无证移民越来越多，对社区造成更大的压力。作为社会学家，我想把这些研究结果用信息传递出去，但不幸的是，政府一般不怎么听社会学家的声音，觉得我们是“软”科学（soft science），而经济学等建立在模型之上的才是“硬”科学（hard science）,他们不会考虑我刚才说的那些非预期的社会影响（unexpected consequence）。

《世界教育信息》：美国华裔青年的教育成就出众，但其向上层社会流动仍然面临“天花板”挑战，请您分析一下这背后的原因。

周敏：的确，许多在美国新移民家庭成长起来的华裔和其他亚裔青少年在教育方面取得非凡成就。目前美国华裔成年人口持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占一半以上，比美国的平均水平高出20多个百分点，但他们步入职场和社会时依旧面临严峻的挑战。美国华裔和亚裔教育的成功，不仅受到特定的族裔文化因素（如儒家教育观、“虎妈”“狼爸”式的严厉家教、刻苦耐劳的工作态度等）的影响，还归因于亚裔移民的“超高端”筛选性与移居国社会结构的互动而引发的文化和族裔资本的再生产。超高端筛选是指移民群体的平均教育水平既高于祖籍国的平均水平，也高于移居国的平均水平，是一个群体层面的指标，它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包括族群在社会流动中的起点优势、族裔社区资源丰富程度以及移居国社会对该族群的正面刻板印象的期望（stereotype promise）和模范少数族裔等。

关于“玻璃天花板”，我与李智英合著的《美国亚裔成就的悖论》（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一书中有更详尽的论述。华裔年轻人在学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难就业，因为他们的学历和“硬”指标都非常好。但他们在工作中和职业升迁过程中会遇到“玻璃天花板”障碍，我们称之为“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玻璃天花板”看上面看得很清楚，但是上不去，不过还是有打碎的可能，而竹子编织的天花板则不同，连看上面是什么都看不清，要打破就更难了。“竹子天花板”是针对亚裔的，因为社会和职场上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就是好员工（good worker），认为他们是很敬业、循规蹈矩的工人、专业人士、工程师等，但不是很好的、有主见、有冒险精神的领导者，因为刻板印象使得社会对亚裔产生另外一种偏见，通常认为亚裔的教育成就是在“虎妈”式的监督下通过考试得来的，自身缺乏主观能动性，缺乏敢冲破现有规章制度的冒险精神和领导才能。这一刻板印象也无形地影响了亚裔青年的职业发展。

华人慈善：重视高等教育，推动慈善研究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结合UCLA的研究与实践，谈谈华人慈善家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所作的贡献。

周敏：2015年，UCLA的罗斯金公共事务学院成为“全球华人慈善行动”（GCPI）项目的发起人之一，亚太中心是我在2016年11月上任以后，作为学术合作伙伴参与到此项目的。该项目由美国洛杉矶亚美公义促进中心、尔湾加州大学梁氏美中研究院和UCLA罗斯金公共事务学院三方共同发起，旨在通过促进中美两国慈善家的对话与合作，加强中美两国友好关系；在公共和私营领域中培养美籍华裔和中国慈善家的下一代领军人；推动美籍华裔与中国慈善家成为积极贡献社会的楷模。首期《“全球华人慈善行动”研究报告》以2006-2016年间的大量统计数据为基础，筛选出捐赠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美籍华裔慈善家与居住在中国内地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华人慈善家，分析他们的捐赠动因、捐赠目的和捐赠领域，归纳中美两国华裔慈善家的捐赠趋势及其社会影响；报告还研究了中国慈善家与美籍华裔慈善家通过慈善贡献社会的创新方式。美籍华裔慈善家作为一个群体，成为此次研究的重点，他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以及在高等教育捐助方面的付出正推动着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为中国企业家的慈善行动提供可循之路。

我们2017年9月和2018年1月初在洛杉矶、香港和纽约为这个研究报告分别举行了三次发布会和论坛，这次在北京的发布会是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举行的，题为“全球华人慈善行动—清华论坛”，由UCLA亚太中心与清华大学的华商研究中心合作举办。我们与清华大学合作，也是希望借此机会，更加充分地整合资源，并与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进一步合作，把后续研究延伸拓展至东亚、东南亚以及全球其他地区的华人慈善事业。

《世界教育信息》： 请您谈谈举办此次论坛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

周敏：美国和中国是当前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共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6%，拥有最多的亿万富翁。两国华人慈善家的捐赠动因、兴趣、捐赠领域和社会影响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差异。在美国，华裔慈善事业日趋成熟，首份《“全球华人慈善行动”研究报告》的资料显示，美国华裔基金会数量已接近1300个, 在2000-2014年间增长了4倍多。在中国，无论在私人或组织层面，近年来慈善家的数量越来越多。中国内地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慈善家积极参与捐赠，效果显著。中国的公益基金会数量超过5545个，在2006-2016年间增长了4倍多。然而，中国的慈善捐赠规模相对甚小，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0.1%，远低于美国的2%。对于中国的捐赠人和公益慈善组织来说，慈善捐赠的概念还比较陌生，非营利性组织的运作仍处于初始阶段。可喜的是，中国年轻一代的企业家对于慈善捐赠的兴趣日增，他们深具冲破现有慈善空间的积极性和实力。中美两国有巨大的潜力来共同应对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建立具有影响力的慈善合作关系。随着中美两国的联系日趋紧密，中国和美国华裔慈善家之间的互动可以促进相互启发，交流分享各自的成功经验。“全球华人慈善行动—清华论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办的。

此次论坛，我们发布了《“全球华人慈善行动”研究报告》，组织了三场高端对话——“慈善、创新研究与人才培养”“中国与海外华人慈善事业展望”“新兴华人慈善事业”。考虑到有60%以上的中美华人慈善家的捐赠资金投入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在此次论坛中还组织了一场以“慈善研究与高等教育”为话题的独特的高校院长对话，这场学术分论坛由我主持，各位高校院长就中美两国华人慈善家对高等教育的捐赠的动因和模式的异同、两国高校最能吸引慈善家捐赠兴趣的教学和科研领域以及具体课题、慈善家与高校合作的成功经验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虽然其他国家或美国其他族裔的慈善家的捐赠也会投入高等教育领域，但比例远没有华人那么高，这也许与华人非常重视高等教育有关。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两场学术分论坛，中美两国的老中青学者就华人慈善跨学科研究的课题在分论坛上发布了9篇论文及其研究成果。通过这样的机会，让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思想碰撞，以推动和扩大华人慈善研究领域的发展和影响力。

清华论坛的成果之一是UCLA和清华大学两所名校共同发起了“全球华人慈善研究联盟”，致力于推动全球慈善方面的学术研究，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一系列对外推广活动以彰显中外华人慈善家对所在国和世界的经济与和平所作的重大贡献，并为华人慈善家和公益组织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平台，共同面对并解决实践中的挑战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