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总第141期） 主编：王雅平

美国受不起妖魔化中国 史文（Michael D. Swaine），2018年6月29日，《外交政策》 随着中美关系恶化，两国必须致力于建立一种双方都能获益的稳定关系。 中美两国建设性交往的记录虽然漫长，但却正以惊人的速度瓦解，双方需要为此做出重大矫正。尽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偶尔谈及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之间建立了“实实在在的伟大”关系，而习近平主席也不断提到“双赢”结果，但最近双方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尤其美国方面——对这种关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力。 就美国而言，这种破坏力显然来自于过分批评、往往充满敌意的美国战略文件，例如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美国高官的类似声明，以及美国经济政策的转变——包括考虑不周的加征关税举措——所有这些都将中国政府视为威胁全体美国人民的“修正主义”强权。 美国记者强化了中美关系的这种黯淡看法。权威人士几乎每天都会揭露中国各种背信弃义的新行径，包括中国试图破坏美国高校的学术自由，以及中国设置邪恶的债务陷阱企图诱导和控制发展中国家。 此类批评声不绝于耳，认为中国每次获利均以美国为代价，还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和专家长期失察中国政权的敌意。批评者的结论是，任何与中国的合作都必须退居其次，首要任务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阻击日益增长的威胁。正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希·罗金（Josh Rogin）去年12月写道，这种夸张说法经常波及高层： 美国开始惊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行动，在美国境内范围和规模之巨，在各机构渗透范围之广。中国的首要目标，小而言之，是保护其威权体系免受攻击，大而言之，是以美国为代价向世界出口。 若非中国火上浇油，此番言论不会如此大行其道。尽管中国不断宣称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但中国方面采取的行动有时却另有意味。中国针对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不公正地加大了限制，不断从西方国家窃取商业秘密，加强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同时加大反外国人的宣传力度，并在其海域附近变得更加独断专行。 这些行动无疑令人感到不安，在许多情况下需要更为有效的反制政策。然而，他们主张彻底重新评估美中政策、采取激烈的措辞，并提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美国猛烈的零和政策，但他们却没有说明理由。 更不必说在许多情况下，事实并不支持这种绝对的片面结论。例如，正如许多人现在所断言，与中国交往，从来不是为了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与中国联手只是源于战略需要，即对抗前苏联，结束中国的革命冲动，使其社会更开放，当然还得服务于西方的商业利益。我们忘记了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之前的样子：那时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敌对大国，希望将其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主义模式传播到其他国家。在这些方面，与中国交往都取得了很大成功。尽管最近遭遇挫折，但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仍然比交往前更加开放、更加全球化和宽容。 另一个严重扭曲的观念是，中国试图将美国逐出亚洲并征服该地区，这是现在极为常见的假设。事实上，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有这样的野心。那些对于中国野心的断言是基于个人行为的胡乱推断（如中国在南中国海影响力的扩大），或者是基于绝非权威的中国观察家的声明，又或者是基于本身存疑的现实假设：即认为大国有无限制扩大其影响力的行为。如果中美关系严重恶化到一定地步，中国最终可能会有此灾难性的野心，但此刻就认定中国已有此想法却是鲁莽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同样，有观点认为中国致力于颠覆全球秩序，这会使人们对全球秩序做出极其狭隘可疑的以民主为中心的定义，从而严重扭曲对中国批评的范围。事实上，中国对当前全球秩序的诸多要素持支持态度，包括美国现政府拒绝或破坏的一些要素，如应对气候变化和尊重多边经济协定的价值。就第二点而言，尽管中国采取了一些显著的保护主义措施（例如在电信和金融服务领域），加强了政党对经济部门的控制政策，并强调了国有企业重新抬头，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主要由私营公司和基本开放的贸易体系推动。虽然世界贸易组织体系肯定需要改革，但中国大体上遵循了世贸体系的各项规定，甚至始终遵循世贸组织的精神。 这些记者和官员最极端之处是尽作哗众取宠的言论，此番举动无疑会增加国防开支，提升报纸销量，与前任政府所谓“失败的”中国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并让美国人对当前面临的诸多国内问题视而不见，如巨额预算赤字、收入不平等和基础设施崩溃等。 这种针对中国的过分好战观点，与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关系“改革开放”时代的务实精神大相径庭。这种务实精神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远远超过了目前的单维立场，它认识到有必要努力平衡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要与中国就共同关切事务展开合作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对中国谨慎防范并开展限制性竞争。这种双管齐下的做法现在已遭抛弃——至少对亚洲来说如此——转而采取了零和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到目前为止，这项战略多半还是一个呼吁建立亚洲民主国家联盟对抗中国的空洞口号。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出现了妖魔化中国的新常态呢？除了上述狭隘的官僚主义和政治利益，最重要的因素，借用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4年的一篇开创性文章中的用语，是来自美国政治思维中根深蒂固的“偏执狂风格”。引用霍夫施塔特的话来说，这种性格的特点是“强烈的夸张感、怀疑感和阴谋幻想”，特朗普煽动了这种情绪，他将几乎所有美国的弊病都归咎于外人。尽管特朗普声称与习近平建立了极好的私人关系，并预测未来两国会有“伟大”的双边关系，但事实上，他玩世不恭地操纵了美国民众的不安全感，为其下属甚至自己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找到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在特朗普定义的政治背景下，这些充满敌意的言行完全掩盖了美国和中国继续合作应对共同问题和关切方面（包括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流行病、全球经济体系状况以及亚洲稳定等）显见且迫切的必要性。美国现在很少提及这些紧要事务。 中国的强势立场与中美之间的不安全感交织在一起，正在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否认和妖魔化中国无法应对这一挑战。如果美国继续专注在各个方面遏制和打击中国，那么美国只会进一步孤立自己——就像它在贸易问题上对待盟友一样——并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和资源，不去处理许多其他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继续针对美国在本地区内外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则只会进一步加剧美国的不安全感和偏执，可能会引起外交和贸易伙伴疏离，甚至与美国爆发冲突。 在此关键时刻，两国都需要扭转两国关系的加速下行趋势，以实质性（而不仅是口头）保证在不损害重要的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对关键问题做出妥协，创造两国关系的积极发展势头。在当前美国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这一艰巨的任务在短期或中期内几乎不可能完成，但是如果要避免未来出现严重危机甚至冲突，这仍然是一项势在必行的任务。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以事实为基础，实现目标与资源匹配，区分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并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主宰亚洲或整个世界。随着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和资源的日趋紧张，影响力开始在全球范围扩散。这就需要两国努力平衡和合作，而不是相互排斥和削弱。 其次，美国必须认识到，尽管习近平现在处于主导地位，但中国政府并非一个单片式整体，要激励中国，就需要创造积极措施，激励那些拥护体制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调解的人。这些人存在于许多部门，如果习近平政府采取压制性更强的政策，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动荡，那么他们的影响力可能会增强。但是，目前对中国的动机和行为妖魔化只会削弱他们的地位，因为这有助于那些在中国玩弄“外来威胁”的人为自己的敌对政策找借口。 同样，如果中国继续宣扬双赢的陈词滥调，挑起国内对外国渗透的恐惧，而不承认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会给他人，尤其是亚洲其他国家，造成不安（这种不安感只能通过向他人提供实质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保证，并辅以有意义的行动来解决），那么中国也会一事无成。这种变化并非不可能，但双方都需要停止故作姿态，着手建立双方都能获益的稳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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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 专家：美国贸易赤字是高家庭支出的问题 田明（音译）（Ming Tian）、黄育川（Yukon Huang），中国环球电视网 2018年7月27日 |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直接原因之一是美国消费者及政府的高额消费支出，他们倾向于消费掉大部分收入，甚至消费超过收入。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黄育川指出，美国储蓄率低，政府预算赤字大，这是美国贸易赤字的原因所在。黄育川指出，“中国是否算得上大国，经济运行是好是坏，美国经济是否强劲增长，也是如此。贸易赤字取决于储蓄率。” 除了中国，美国还与许多其他贸易伙伴之间存在巨额赤字，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韩国。 专家表示，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减少，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就会增加，因为消费需求不会改变。 “其中的错误就是，如果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减少，那么将从其他国家进口替代。可能是新加坡，也可能是孟加拉国、欧洲或澳大利亚。美国的整体贸易赤字丝毫不会下降。似乎有一方应对这一变化负责，也许是韩国的问题、澳大利亚的问题、德国的问题或者印度的问题。这正是解决方案就在于美国自身的原因。”黄育川指出。

中印关系 稳定中印安全关系：洞朗对峙之后的战略竞争管控 萨米尔·拉瓦尼（Sameer Lalwani）、坦维·马丹（Tanvi Madan）、弗兰克·奥唐纳（Frank O'donnell）、潘可为（George Perkovich），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8年7月10日 |  2017年夏天，印度和中国两国军队在洞朗对峙，双方僵持不下，与此同时，双边关系持续恶化，并加速了早已存在的军事竞争。弗兰克·奥唐纳（Frank O’Donnell）详细分析了印度和中国的核力量和常规地面力量的态势，并说明了对峙行动隐晦的对手认知及其潜在的战略意图。卡内基举办了一场专家组讨论，与奥唐纳探讨其发表的最新文章《稳定中印安全关系》，该文提出了全新措施，以避免未来再发生类似洞朗的事件及风险升级。

中欧关系 欧洲和中国不是天生的盟友 黄育川（Yukon Huang），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 2018年7月16日 |  欧洲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感到担忧。但是双方可能希望联手建立一个规则程度更高的全球贸易体系。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黄育川做客CNBC节目《市场简报》（The Rundown）时，针对美国发动贸易战背景下欧洲和中国成为盟友的可能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育川表示，如果下一轮关税冲击汽车业，可能会在美国、中国和欧洲之间掀起更严重的贸易战。

网络政策 保护金融系统免遭网络威胁对国家安全的启示 克里斯·英格利斯（Chris Inglis）、西沃恩·麦克德莫特（Siobhan Macdermott）、埃丽卡·博格哈德（Erica Borghard）、蒂姆·毛勒（Tim Maurer），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8年6月27日 | 黑客以金融机构为目标，暴露了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突显出企业和政府需要更好地防范这些网络威胁。最近针对金融机构的高调网络攻击暴露出全球金融系统在黑客面前的脆弱性。虽然攻击者向来是利润驱动的非国家行为者，但是国家发起的网络攻击呈现上升趋势——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新的重大风险。美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更好地防范这些威胁？美国网络司令部、情报界和私营部门在应对这一威胁时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卡内基“网络政策倡议”发起讨论，探讨了金融部门面临日益增长的网络威胁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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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 西方审查中国投资 菲利普·勒科尔（Philippe Le Corre），耶鲁全球在线 2018年7月3日 |  中美贸易战对话可能掩盖了另一场事关中国投资影响的重大辩论，这场辩论发生在大西洋两岸。就在美国国会考虑改革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负责对入境投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跨部门委员会）之际，欧盟可能会推进泛欧审查机制。7月12日至13日中国首都将举行欧盟-中国峰会，毫无疑问，届时，颇为光火的中国将会就此提出种种疑问。 鉴于中国实施“2025年中国制造”战略，发展科技导向型经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场辩论应该与投资有关。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替代能源汽车、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和航空等领域制定了发展目标。如果不能实现创新，中国的备选方案只能是收购外国创新公司。 美国国会考虑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任何非美国实体收购或接管任何美国公司或与任何美国公司合并时，负责审查任何可能导致外国公司控制美国公司的申请。外国投资委员会主席由美国财政部长担任，委员会成员则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包括商业、能源、国家、交通、国防和国土安全等领域。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委员会主席可以在审查后决定中止或禁止交易。例如，2017年9月，外国投资委员会拒绝半导体投资基金凯桥资本（Canyon Bridge）以13亿美元收购芯片制造商莱迪思（Lattice）的股份，因为该投资基金由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人赞助。拟议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可以扩大审查投资累积效应的范围。 与此同时，在中国电器制造商美的公司2016年以53亿美元收购德国顶尖机器人公司Kuka后，欧洲决策层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德国和美国阻止了中国投资者再次企图以7.23亿美元收购半导体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公司，该公司也在美国运营。法国财政部也对此表示担忧，已拒绝了“多宗交易”。继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后，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2017年9月宣布，欧盟成员国应就外国直接投资达成共识：“如果一家外国国有公司想要收购欧洲港口、部分能源基础设施或国防技术公司，收购只能在透明的情况下进行。”计划中的框架将允许欧盟成员国基于安全或公共秩序原因分享收购意向的细节，包括与研究、运输、能源或空间有关的收购。自2018年初以来，欧盟官员就此问题展开了密切沟通，试图找到一个令28个成员国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然而只有不到一半的欧盟国家制定了审查外国直接投资提案的立法，而且大多是外国投资交易影响到国家国防或安全利益时才制定立法。 容克认为，欧盟委员会的提议是不具约束力的合作体系，“只有当一个或多个成员国的特定外国投资可能影响到其他成员国的安全或公共秩序时，该体系才会被激活。” 由于东欧和南欧国家得到了中国慷慨援助，这项提议面临着东南欧成员国的抵制。2017年，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达到350亿欧元，而同期欧洲在中国的投资则降至80亿欧元。除了人工智能、机器人或纳米技术等领域关涉国家安全问题外，互惠也是一个关键问题：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欧盟商会年复一年地报告称，欧洲企业发现在中国与中国本土企业竞争更具挑战性。外商投资中国经济领域时，中国在渔业、通信、金融服务、交通、电力和建筑等众多行业仍然有严格限制。自从1978年邓小平开始实施中国“开放政策”以来，在华外国公司与中国的本土公司不同，按照一套独立的规章经营，被迫与中国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 6月13日，欧盟各国大使就欧盟理事会针对战略部门第三国投资审查拟议规定所持的立场达成一致，并在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之间就可能影响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投资建立合作机制。有趣地是，各国大使决定欧盟应该“尽快”开始与欧洲议会谈判。总部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过去一年时间里一直就这个话题进行辩论。 特朗普政府持“美国优先”立场（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主流欧洲国家积极寻求改进欧盟审查外国投资的工具箱，在此背景下，鉴于当前的“贸易战”，中国选择故技重施，将各国“分而治之”，同时也试图挑动欧洲对抗美国。中美之间以及中国-欧盟之间急需双边投资条约谈判，但此类谈判却陷入停滞。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雄心勃勃，正在迅速推进，但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与其在大型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相比，相对较少。尽管如此，中欧和东欧国家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许多国家——也是中国在2011年与欧盟并行成立的所谓“16 + 1”集团成员国——已经与中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建设基础设施网络提高连通性。大多数签署国接受了中国政府的大量贷款或项目，实行了门户开放政策，因此对比利时的计划表现出复杂的感情。甚至还产生了一些外交政策后果：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就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作出有利于菲律宾的压倒性裁决后，希腊和匈牙利对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发表的强硬声明表示反对。 尽管如此，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保加利亚，还是设法为欧盟委员会的提议争取到了更多支持者，很有可能取得进展。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在委员会层面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 未来几年，美国和欧洲都需要外部投资者，对于欧盟各成员国和美国各州来说，中国仍将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资金来源，它们倾向于采取比华盛顿联邦政府更友好的方式。但是，正如荣鼎咨询公司和墨卡托中国研究所在一篇文章中所表明的那样，中国成为一个主要的全球投资者会带来这样一种风险，即“认为中国是一个搭便车者，这样的看法会削弱公众的支持，使更少人支持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更少人支持西方民主国家开放自由的经济秩序”。 互惠问题在大西洋两岸应继续分别得到妥善处理，但可以通过跨大西洋合作，在与日本或加拿大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进程中得到解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呼吁与欧洲盟友对话，“质疑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和经济做法，限制中国获取敏感技术”，但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是否主张采取联合方式。美国和欧盟应该确保定期共享信息，联合监控中国投资和经济活动的性质和范围。尽管美国和欧盟并非总能口径一致，但随着中国资本的持续流动，美欧应协调一致并形成统一战线。美国对外国投资审查可能收紧，中美关系普遍恶化，二者的可能后果是：原本要投向美国的中国资本转向了欧洲大陆，使得跨大西洋合作变得更加重要。

中美贸易战 不必要的贸易战 黄育川（Yukon Huang），中国环球电视网北美分台 2018年7月11日 | 部分白宫顾问将贸易赤字视为经济增长和安全的威胁。但是一旦爆发贸易战，就没有赢家，当然美国和中国消费者也不会从中获益，他们将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 这是一场不必要的贸易战。一旦爆发贸易战，就没有赢家，当然美国和中国消费者也不会从中获益，他们将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而两国的公司也不会得到好处，因为他们很难为全球化生产链找到价格相当的可替代投入。 部分白宫顾问把贸易赤字视为经济增长、就业和安全的威胁，认为中国应该为此负责。但这种担忧是错误的。提升美国竞争力的关键不在于实施保护主义措施，而在于通过落实配套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外国投资政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些配套措施有助于提高美国在高价值服务行业的优势。与其在贸易摩 擦上算计美国利益，不如与中国谈判达成双边投资条约（BIT），通过解决外国投资政策上的冲突来提升美国利益。这似乎与“美国优先”议程相冲突，但是一旦达成这样的协议，将会促进美国海外投资。 白宫对贸易赤字耿耿于怀，这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贸易逆差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放缓或就业市场疲软。不管经济表现如何，美国已经连续40年出现贸易赤字。此外，与大众观点相反，中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贸易逆差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与东亚之间的制成品贸易赤字大致保持不变。情况发生改变的是，中国成为了以往由其他东亚经济体直接运往美国的大多数货物的最终集散地。表面上看，中国是这些对美国出口货物的来源地，但却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部分高附加值的零部件是在亚洲其他地方制造的，而中国的高科技出口主要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公司管理。因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既不能说明美国整体的赤字规模，也不能说明哪个国家从双边贸易关系中获利更多。正如许多专家所指出，美国的贸易赤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巨额联邦预算赤字所导致的低储蓄率，而这个问题几乎与中国无关。 如果说中国对外政策存在问题，那就在于其体制过度限制外国投资。因此，签订双边投资条约，使中国市场向更多美国投资开放，将会为国内增加就业机会创造所需的利润和联系。虽然中国的政策在技术层面没有违反世贸组织准则或全球可接受的其他规则，但正是中国采取的这些限制措施使外国商界产生一种感觉，即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不公平的”。美国在华公司的最高优先事项是金融、通信、信息技术、娱乐和教育等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自由化，而非贸易相关问题。对于服务行业的公司来说，中国市场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可使它们扩大全球影响力，并最终提升美国的经济安全。 这样做对中国也有好处，给中国的公司施加更大的压力，让它们变得更有竞争力，尤其是现在中国公司有能力独立竞争赢得生机。这正是中国最近重申其打算积极回应这些担忧的原因所在，但是在贸易战中这么做却是难以维系的。 反过来说，中国国有企业在美投资可能存在合理的安全担忧。但是最近中国在美国的大部分投资都是私人投资，任何安全问题都可以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处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建议，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首要事务不是打贸易战，而是谈判达成双边投资协定。遗憾地是，白宫政策议程对这一点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反而倾向于保护主义情绪。

学者文摘

习近平“大国外交”：范式转变？ Xi Jinping’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A Paradigm Shift? 王建伟（Jianwei Wang）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8年7月28日 | 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习近平时代出现转变。相较于前任中国领导人在第一任期专注于内政的做法，习近平自执政伊始便关注外交政策。“习近平外交思想”一词也应运而生。然而，有关习近平时代的外交政策转变的本质、范围、内涵和方向众说纷纭。 作者认为，习近平自上任伊始便专注开创其外交思想体系。然而，复杂的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系很难被归类到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之中。习近平外交思想通常被“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词所概括 。因为中国的国际权力位置在不断提高，所以习近平认为中国应该在所有国际事务中以“大国”来行事：构建国际范式、发出更多倡议、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多影响力和提供更多公共品。简言之，中国应该作为“大国”来行事而非“普通国家”来活动，这一理念与中国之前奉行的“韬光养晦”政策渐行渐远。作者还认为“大国外交”试图超越传统西方理论并否认中国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换言之，在“大国外交”理论中，中国的崛起是前无古人的新型崛起之路。 作者指出，尽管“大国外交”理论看似在国际舆论中为中国引得一些支持，实际上“大国外交”愿景很难实现。作者列出了五个阻碍“大国外交”实现的现实性因素。首先，与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创新性相对应的是中国在传统安全领域的政策保守性，例如在主权问题和领土争议领域。习近平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传统主义安全政策三者很难共存，其效果反而会相互抵消。 其次，中国宣传部门对习近平外交愿景、范式和论述的展现方式容易引起西方的紧张。中国媒体和宣传部门经常把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称为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相对应的政策，并形容世界处在一场前景截然相反的拔河比赛之中。 第三，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不合符国际关系理论中相对获益的基本原则。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各国关心本国的相对获益而非绝对获益，因此国际合作的范围和程度有限，绝对的双赢很难实现。 第四，中国官方和国际社会对一系列中国倡议背后的战略意图存在认知差异。例如，北京一再强调“一带一路”是单纯的经济发展倡议，与地缘政治无关。北京的官方话语体系中甚至禁止使用“战略”一词与“一带一路”连用。然而，鲜有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相信“一带一路”背后不存在地缘政治考量。 第五，中国政府在不同场合中会出现言行不一致的情况。例如，习近平演讲中表示中国不会“输出”中国模式也不寻求其他国家复制中国道路。然而在其他场合，习近平表示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其他国家的新的发展选项。

美国“最小化多边主义”在亚洲与中国的回应：新的安全困境？ U.S. ‘Minilateralism’ in Asia and China’s Responses：A New Security Dilemma? 伍思诺（Joel Wuthnow）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8年7月17日 | 随着美国通过一系列战略对话、军事演习和情报互换协议在其盟友与合作伙伴中推行的政策合作与互通，最小多边主义已经成为亚洲战略格局变革中的核心因素。尽管最小多变主义可以帮助解决一些实践问题并深化共同价值观，这一政策可能加剧中国对于被美国战略包围的担忧和经济与战略层面对抗。 作者认为，亚洲不会面临新的安全困境。尽管中国官方和学界担忧美国与亚洲各国的结盟，有鉴于盟友分歧和美国保持克制，北京不认为此举会导致亚洲版北约的出现。由此，更为广泛的最小化多边主义国际合作大有可为。 作者指出，中国对于美国最小化多边主义的担忧与反应并不强烈。尽管美国及其盟友一再保证多边主义并不针对中国，中国也曾一度参与了一些多边主义合作（军事演习），但这并非是中国没有出现强烈回应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认为美国最小化多边主义存在诸多障碍：内部分歧，经济限制和美国对华维持积极关系的意愿。 作者分析了中国可能对美国最小化多边主义产生强烈回应的几种情况，并阐释了为什么其中一些情况很难出现。第一种：美国盟友之间的分歧减小。随着韩国自由主义政府在大选中上台，韩国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态度趋于强硬，日韩之间的争议没有缩小的趋势。第二种：中国的经济外交不能对美国盟友安全政策施加影响。中国长期作为的美国盟友们的最主要贸易伙伴。北京方面可以利用经贸往来对美国盟友的安全政策取向施加重要影响。第三种：中美关系恶化。北京认为中美之间存在广泛共同利益。这种观点减少了北京对美国最小化多变主义行为不利于中国的担忧。第四种：更为正式的反华联盟形成。因为前三种因素，北京方面认为更正式的反华联盟很难形成。此外，历史上的反共主义联盟的收效甚微也令北京对亚洲版北约的前景表示质疑。

中国不成功的魅力攻势：过去十年间韩国如何看待中国崛起 China’s Unsuccessful Charm Offensive：How South Koreans Have Viewed The Rise Of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 李民奎（音译）（Min-gyu Lee），郝雨凡（Yufan Hao）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8年7月15日 | 中国自2004年以来发起了一轮国际魅力攻势，引起有关中国软实力和公共外交效果的争论。然而，随着中国在公共外交上的诸多努力，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认知变迁的研究并不多。 作者认为，尽管中韩双边关系快速发展，中国在公共外交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这些努力未能完全消除韩国民众在冷战中形成的中国不佳印象。中国也未能保持住2000年代初期在韩国国民中相对良好的公共形象。自2004至2014十年间，对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持积极态度的韩国民众比例下降了17%。此外调查显示，韩国民众中对中韩双边关系持竞争性看法的占比最大；约30%的民众认为中韩关系值得警惕。换言之，中国未能在韩国民众中建立亲近感。 作者还指出，中国在韩国的软实力影响已经在2013年左右超过日本，但在几乎所有层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在韩国，韩国公众的亲美态度程度上升而反日情绪自2013年也出现反弹。作者将中国在韩软实力上升归因于韩国民众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而亲华情绪与反美情绪并没有直接关联。 作者针对中国魅力攻势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中国的魅力攻势和公共外交的定位和目标是以中国为中心出发，没有考虑到韩国民众的实际观感。中国的一些激进行为，尽管总体保持克制，依然与公共外交的宣传矛盾，不仅激发韩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也唤醒韩国对中国的怀疑和警惕。 最后，作者预测，虽然韩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自2013年表现出对华友好的趋势，但由于中韩之间一系列潜在的外交争议，目前中韩之间的友好趋势很难长期持续。基于上述分析，作者判断，中国的魅力攻势要想在韩国取得实质突破将会十分困难。

亚洲天然气市场的未来：区域液化天然气贸易枢纽有待建立 The Future of Asia's Natural Gas Market：The Need for a Regional LNG Hub 莱斯利· 帕尔狄-古兹曼（Leslie Palti-Guzman） 《亚洲政策》（Asia Policy），2018年7月 | 亚洲是世界上最大和增长最快的液化天然气消费市场，亚洲国家的液化天然气进口依赖度也越来越高。本书作者认为，目前亚洲仍然缺乏液化天然气贸易枢纽，区域内市场化定价能力依然也有待加强。最近国际液化天然气市场出现一系列变化有利于亚洲天然气贸易枢纽的出现与发展。作者进一步指出，天然气贸易枢纽的建立进而为区域内天然气指数化提供了基础。 作者认为天然气贸易枢纽有诸多好处。首先，天然气贸易枢纽的出现可以提升价格透明度，进而促进天然气贸易便利化，提高在经受严重污染的大城市的使用率及加速燃煤-天然气转换。其次，天然气贸易枢纽的定价和价格形成机制可以提升天然气市场的效率和反应速度，进而减轻政府关于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此外，天然气贸易枢纽可以促进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加速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 基于上述分析，考虑到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作者最后指出新加坡有能力成为亚洲液化天然气贸易中心。

评估美国在亚洲安全承诺的范围 Assessing the Scope of U.S. Security Commitments in Asia 斯蒂芬· 布鲁克斯（Stephen G. Brooks） 《亚洲政策》（Asia Policy），2018年7月 |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要在亚洲维持现有的安全承诺变得越来越困难。本文作者指出，美国的安全承诺代价是否太过昂贵取决于华盛顿将何处视为美国的前沿防御线。作者为在何处设置前沿防御线提供了思考路径。作者援引《不只是天意：大战略与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力量：自1783年》一书，认为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主要有两种形式：调整军事部署保卫美国利益和美国安全承诺范围变动。 作者认为更为深层次的战略调整与常常安全承诺范围变动相关。美国当下有四种选项来调整其安全承诺范围：维持现状、减少承诺、增加承诺、重新校准。其中重新校准是指维持现状但改变总体目标以降低美国卷入冲突的风险。 作者长期强烈建议美国在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采取维持承诺现状的选项以继续美国“深度参与”的大战略。作者认为减少承诺太过危险而增加承诺则不具备可行性。 作者在文中对重新校准选项就行了论证。作者认为美国在安全领域只有三个核心目标：确保没有任何美国盟友的核心领土丢失；确保中国无法长期干涉海运贸易；必须阻止核武器在亚洲的扩散。作者认为这三个目标是宽泛而具有可行性的目标。如果美国外交政策坚守这三个目标，那么当前的美国安全承诺本可以实现更多成就。与之相反，如果美国在亚洲的安全目标太过宽泛，那么美国的政策要么很难成功要么成本太过高昂，美国民众也会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感到不满。

中国参与非洲安全：中国参与联合国马里稳定团案例研究 China's Involvement in Africa's Security：The Case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Mission to Stabilize Mall 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2018年7月31日 |  中国一直保持同非洲紧密经贸关系，人们却较少关注中国如何介入非洲的安全问题。近十年以来，中国越来越热衷在非洲进行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同时开始关注保护国民，并且于吉布提建立海军基地。 作者以中国参与联合国马里稳定团为例进行分析。 作者讨论2013 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 （马里稳定团） 的经验，并回顾当年导致中国介入马里问题的外交过程，以及分析了中国介入的具体方式。作者特别指出，马里是中国继于 2012 年出兵南苏丹后，第二次派遣作战部队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作者认为这一决定凸显中国重视维和工作，并越来越愿意面对风险。 作者探讨中国参与马里稳定团对中国整体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影响。中国往往被分析家认为是一个现实的新兴大国，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北京试图表明，中国负责任而且愿意融入国际社会，依照一般认可的规范活动。作者认为，北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既有安全考量也有宣传考量。 作者最后指出，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本质上具有两面性。维和行动所展现的只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北京可能依然会因此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外交摩擦乃至冲突。作者以吉布提海军基地为例，一方面该基地展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维护和平，成为负责任大国的愿景；另一方面该基地也加强了中国的综合实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显示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成为超级大国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