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术问题不是问题，错了也死不了人。但战略错了，则极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于个人如是，于公司如是，于国家亦如是。

那么， 什么是今天的战略问题？

今天的战略问题不是个人的资产配置方向，不是你公司的盈利模式，是我们整个群体的道路与方向。简而言之，国家在哪里，以及会去往哪里？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资源被高度集中、板结、固化的环境里，于任何个体而言，在家国、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个体能动的空间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如何看待今日的经济道路与环境？下面这几个词，大家举手表个态：

兴奋、迷惘、惶恐、绝望。

嗯，绝大多数人选的是迷惘。这说明两个问题：

1、你们这个群体在独立思考，没有醉生梦死，自欺欺人；

2、你们也没有方向；

我自己的态度很简单，两个字：

焦虑——我隐约听到了大厦重压摇摆下橼木的破裂声，眼中看到的，却是四处的歌舞升平。

全球第三的市场研究集团益普索（Ipsos）在今年7月做了一次民众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满意度的大样本调查，其中最不认可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是墨西哥与南非，美国有超过一半的人对自己国家的方向持否定态度。

最认可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是谁？ 中国。高达87%的民众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这个数字，给的已不只是焦虑，更有惶恐。方向有偏差，无伤大雅。每个人都会走岔路，何况一个庞大的国家。值得焦虑的是：

我们到底有没有发现错误的机制，以及纠错的能力？

焦虑固然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担心群体空间小了，自然而然对个体腾挪空间的挤压：

国家走一段很小的弯路，于你，却极可能是一生。

回顾中国过往69年的经济改革史，土改、公私合营、人民公社、计划生育、包产到户、国企分流……基本是一场又一场没有尽头的试验，一次又一次的试错，多数经济改革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赌注巨大。

有过70年代经济接近崩溃的不堪记忆，也有1979——2009这30年的经济奇迹，这其中又演绎和遮蔽了多少代普通个体的悲欢离合？！

但，正如巨著《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说的：

身处瞬息万变的21世纪，我们还能有多少试错的机会？

不知道上述调查中87%人群的乐观来自何处。我们太多人的思维被惯性锚定在了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中，都想当然以为未来也一定如此，极少有人想过，3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里有多么短暂，短暂到根本不足以呈作一个有任何参照意义的样本。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种短期的辉煌案例比比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西班牙在1649至1500年间的崛起和扩张，绝不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迅速崛起和扩张逊色。而英国在1600至1780年间从欧洲的边陲崛起，并作为近现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国屹立不倒长达三个世纪，就更是让人生畏。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崛起固然可以大书特书，但即便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也都曾有过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骄人业绩。

但是，这些曾经有过迅速崛起辉煌历程的国家，多数最后都沉沦了，最后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真正成为了全面的现代化国家。

前期给中欧的同学讲课，用的题目是《究竟什么样的远方，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其中专门讲述过历朝历代的“垃圾时间”问题。我们换个角度，如果把过去2000年视为整个中华帝国，汉唐视为整个中华帝国万邦来朝的盛世，则帝国斜阳是何时开始的？

毫无疑问，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是整个帝国斜阳的开始。这轮斜阳一直挂了1200年之久，直到1978年，中国GDP滑落到仅仅只占全球的1.8%，才勉强触底：

但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歌舞依旧升平，有几个人真正意识到了大厦将倾？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无疑算一个。我们今日重读杜牧，看得见的是人声鼎沸的风流，看不见的却是一个清醒者眼见大船将覆却救国无门的心灰意懒与落魄！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杜牧《登乐游原》），曾经盛大煊赫的西汉王朝，如今只剩下荒陵残冢，杜牧眼中所见、心中所叹，和比他小九岁的李商隐所见所叹竟是如此一致：“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晚唐的日落也注定是无可挽回的必然，曾经的繁华和盛世之音，已无法听见，只有无端而起的秋风，将所有崇高之理想、远大之抱负吹得格外冰凉。自幼熟读史书的杜牧，必定是在历史的余音里听到了大厦崩塌之前的破裂声，在内忧外患的动荡衰败之中，只能一个人载酒而行，将一腔悲愤交于酒肆，将报国之身交于青楼。于是，美酒，佳人，顺理成章地成了疗伤祛痛的良药。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二

回到当下，我们从各位的切身感受聊起。

刚才，一个做原料药的公司总裁说，他辛辛苦苦做了十几年医药行业，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战战兢兢：上面一顿饭一个想法，谁受得了？我看你们投资圈总拿赌场说事，其实赌场是最讲究规矩的地方。

我害怕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这是他的原话。

他说他算幸运的，公司好歹还开着，他的很多同行，只要不是国企，多半早就关门了，而他自己也随时做好了环保组下次到来后关门的准备。问他关门后去哪？他很茫然，说可能把腾出来的钱去买房产，也可能把公司迁去江苏常州——那里没有国企民企之分，也没有那么多限制。

于此对应的是，刚才有邯郸来的钢铁厂老总，在交流时满面春风——他很兴奋地把这轮行政去产能引致的反复，当做了“新周期”，“新趋势”。

我们回到刚才那位原料药厂老总的困惑：路，能不能让我自己来走？我走错了，我自己负责。你带我走，走岔了，走歪了，我找谁去？

这是中国经济这么多年一直的结：

大方向、大框架是政府划好的。企业所能做的，只是微调。

过去三年中，政府在经济层面做了两件事：

1、一是通过供给侧改革，将企业利润在上中下游企业之间调配；

2、二是通过地产去库存，将债务杠杆在居民部门和非居民部门之间调配。

前者化解了煤钢过剩的死局，排掉了十几万亿信贷和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地雷；后者将天量的三四线地产堰塞湖灌给了欢天喜地的扛鼎老乡，拯救了银行和地产商。这是两项教科书级别的操作，如果不考虑“远虑”，其意义并不亚于一场中型对外战争的胜利。

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集权模式和党政融合的执行力，造就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资源调配能力，这种能力，从建国初期的土改、公私合营、人民公社、计划生育，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工农业剪刀差，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再到央地财税分流，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69年，就是一个巨大的试验场，每项试验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犯过拍脑袋式的错误，也取得过令人侧目的成绩。

在这种政府定调并举全国之力调配资源的大环境里，微观企业能做的事情确实不多，某些时间段甚至会南辕北辙。就如同这轮上游周期行业的行政“复辟”，本来的埋单者变成得益者，本来的得益者变成埋单者，这实际打造了一种经济效率与财富创造的逆向淘汰机制，未来整个社会大概率会为此买单。

最明显的例子是煤炭行业，40亿吨的需要，你盲目上杠杆干到57亿吨产能,。现在妄为者不仅不会付出代价，为了维持煤炭价格与行业利润，很多港口基本限制了进口煤的装卸，整个社会一年为此还要多付出数千亿的成本。

如果这种行政垄断能有效，1978年，我们的经济何至于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至少，现在普遍忧虑的一些经济“死结”，诸如上游产能过剩、产业工人下岗、银行巨额坏账等，都暂时得到了化解。这些手段积累的众多副作用，未来再用新的“创新”来裱糊。在掌握资源的地方政府眼里，锦衣卫的绣春官刀，远比东林党的道德文章更令人上瘾。

这种任性的资源集中、调配，至少在1979年以后的30年看起来是成功的：我们创造了年均9.8%的GDP增长奇迹，在全球以及金砖国家里都算出色：

87%的人的自信，当来自于此。

三

问题在于，这种奇迹之路，能不能复制或者持续？

如果回答是，最大的理由一定是我们曾经有过30年的“经济奇迹”。

但30年确实说明不了什么。过去千年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几十年的迅速崛起和辉煌成就的王朝或国家，绝不是只有中国一个，而是多达几十个（见下图）：

这就是那本蜚声全球著作《Why Nations Fail?》的问诘：国家因何衰落？

2012年美国两位教授出版了一本风靡全球的书：《国家衰落之谜》（Why Nations Fail）。这本书刚出版就赢得了强烈好评，其所受赞誉甚至直追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这个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分析周期：它在人类历史数百上千年的坐标轴上分析西班牙、荷兰、英国、中国、美国……他们因何而起，又因何而落？

欧洲从13世纪到19世纪，人均GDP，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英国依次登顶。其中意大利在公元1300年左右曾经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人均收入大概1500美金（按1990年价格计算），已经超过了中国（中国当时约1000美元），但是意大利在15世纪就开始衰落了，后面几百年人均GDP越来越低，怪不得从《威尼斯商人》之后再也不大听说这个国家。从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到英国，分别依靠的是地中海贸易、远洋贸易和工业革命。今天我们只记得英国的繁荣和相对没落，其实在时光之河中，英国相比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曾经那般落后。

相较于短期的经济繁荣或者衰退，相较于听起来很可怕的硬着陆，一个国家有远比这些坏得多的选项：比如战争，比如独裁，比如少量利益阶层的固化与社会的固步自封——这些长期因素会导致一个社会从长期必然走向衰落。你能想象二战结束后，亚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是缅甸吗？

但二战结束70年后，这个军政府治下的国家几乎沦为亚洲最穷的国家。

现在我们回过头重温一下过去千年、过去200年、过去30年我们的GDP走势：

如果把我们的GDP视作一只基金的净值，从1820年嘉庆末年全球占比超过30%，到1978年只占全球1.8%，这种巨大的净值回撤，是谁也无法容忍的——这说明操盘的基金经理过往看似不错的业绩，更大可能只是偶然的豪赌所致，并不具备必然性。

而就算过去30多年的“经济奇迹”，2016年人均GDP约8123美元，按CPI折回1990年去也只是2808美金，仅大致相当于英国1850年的水平，并无太大值得夸耀之处——而随着中国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核心是土地）、制度红利三去其二，尤其人口红利不可逆转的消逝，这种奇迹，其实也在离我们渐行渐远。

所以， 从投资的保守角度，我们宁可把这30年，视作一次幸运，一次偶然。

四

或许有人说这是悲观主义。做投资的，任何一项决策都必须有足够安全边际，所以投资者在本质上必须做个悲观主义者——这是做投资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但如果不能一体两面看问题，如果从悲观中看不到积极，作为投资人将无从下注。

所以你要问， 未来我们是不是没有作为空间，唯有等待引颈就戮？答案：当然不是。

因为投资需要，经常会往返香港与内地，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香港是一个年轻人对社会有诸多抱怨的地方。但大陆不同，大陆是上了年纪的人在抱怨，但你很少听到有年轻人抱怨。大陆的年轻人只要不懒，他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找到养活自己的路数，最不济，他还可以去炒比特币或者山寨币（代币），去做传销。

区别在于什么地方？五个字：

家底与弹性。

大陆有巨大的经济存量与资源，这种资源过往一直被行政之手锁定、垄断和固化，并投入到一轮接一轮的经济试验中。基于政府行为强大的惯性与路径依赖，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里，我们也看不到行政之手会主动放手的迹象与可能。

感谢佛祖， 中国有了互联网。

过往行政之手能轻松垄断和锁定的所有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更罔谈信息、流量与数据，都在互联网无孔不入的强力渗透与冲击下，开始松动，四处漏风。建国69年来，中国资源配置方式，第一次出现了某种确定性的迁移。我们渴求多年而不可得的市场配置资源，以一种谁都没有想到的方式，幸运且不无偶然地开始在这块土地上扎根，并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范式肆意蔓延：

中国历史，特别是公元1840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

它只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变法之外，基本没有生产关系根本性的变革。这次互联网的自然渗透，是中国两千年历史上唯一一次堪比董仲舒的变革。

所以， 主义不一定救得了中国，但，互联网可以。

这实际确证无疑地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的创业方向与投资方向：互联网，以及基于互联网土壤的任何衍生创新。下面这张图给予了这个结论充分的论据：

（今年以来创业板指数与中国核心互联网公司综合指数走势对比）

这是对中国未来报以乐观的最核心理由，也是我们不容有失的救赎。

尾声

当下最令人忧虑的，不是经济面临的难关，而是数量堪称庞大的群体对问题的视而不见，醉生梦死，甚至以一己之私搞投机，和稀泥。每次看到某网红夫妻一窍不通的文章能轻松十万+，且打赏无数，就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这些打赏者，代表的，到底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多数，还是少数？

1918年11月10日，前清民政部小吏梁济问了他在北京大学教哲学的儿子梁漱溟最后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然后自投净业湖（今北京积水潭）而死。

事实上，梁漱溟给出的是乐观的回答：

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了去的吧？！

梁漱溟的判断是对的：尽管代价巨大，但经过几代精英的不懈努力，中国在20世纪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几乎恢复了所有祖先的荣耀。

在座的都堪称社会精英。

这个社会的前进，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担当，去负重前行。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蜷伏于墙角。但千万不要为精致的苟且而得意，更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推动社会前行的人们。

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但绝不可扭曲如蛆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