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学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以说是入骨入心。今天，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开始了多元化发展，传统的看法依然认为，儒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维护好一种秩序，而反对的声音则四处开花，让人觉得儒家一无是处。一起来听听著名史学家孙隆基先生怎么说。

中国文化的主干是儒家文化，其经典是四书五经，核心思想则是孔子的实用理性。回归传统、维护礼教宗法，是其具体适用。

儒家文化在中国存在的意义在于，并不一定要自觉认同和接受，更在于它成为汉民族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分。随着千百年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鼓吹灌输，这种文化意识潜移默化为国人的无意识心理，成为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

其中有一些积极的成分，如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某些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立身处世的道德修养，至今仍对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很深的影响。这些东西不能说是错的，你也无法说它是错的，因为它骨子里透出的崇高和威严，让你战战兢兢。甚至五四期间高举反传统大旗、痛击孔家店的鲁迅和陈独秀们，日常生活中也不能摆脱这种困惑。

最深远的影响是对中国农民的影响。一个中国农民不一定要知道孔子这个人，也不一定要知道儒家是什么东西，但一定有一种孔子的生活态度。儒家文化渗透到中国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层结构。

孙隆基（1945--）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儒家注重今生，对来世、前世等彼岸持否定态度，只有一个世界，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此世的幸福为人生的幸福，此即孔子的实用主义；政治主张强调维护权威、回归周礼，具体到家庭生活就是维护父、夫、兄的绝对权威；生活中强调乐感主义，培养民众的乐观主义情绪；处事上以仁为核心，讲究温良恭俭让，讲求平衡和淡欲；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则是修身齐家平天下式的爱国主义；血亲关系尤为看重，“犬马犹能有养，不敬何以别呼”。这些种种，本来不错，单独拿出来都是很好的理论和教导，然而合为一种思想体系，就显现出十足的书生气和不思进取。

说儒家思想使中国停滞不前，是不会错的，因为它是中国传统的核心，一个民族的落后是文化衰败的直接体现。

东西方比较来看，中国的落后是在清朝，马可波罗来时还为中国的文明惊叹。但是，中国强大的背后是欧洲的停滞，而不是中国的进步。事实上欧洲的古代文明并不比中国逊色，恰恰是在中世纪神权一统天下的时代，大大落后于中国。欧洲人对这种愚民政策的运用，显然比不上中国老练，一方面缺乏这样的基础，另外欧洲民族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使欧洲人很难长期认同某一种文化权威。欧洲没有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这一点与东方各国差别极大。历史的传统也使欧洲人对独裁不感冒，这主要得益于古希腊的哲学和实践。

中国则不然。中原地带只有一个主体民族，虽然有过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但随着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和汉代的独尊儒术（两个儒的含义完全不同），儒家思想成为从上到下遵循的行为准则，中国文化的落后，就此埋下伏笔。

儒家思想有三个对国人来说最致命的特点：伪崇高，狭隘和愚民政策。

先说伪崇高。它有很多华丽的词藻进行修饰，后世的知识分子继续发扬光大，中国历史给人的感觉就是人的好坏对比强烈，非忠即奸，越往后，“汉贼不两立”越明显。而每个朝代建立后，都忙于给前朝的忠臣树碑立传，不论此前对这个被它摧毁的王朝多仇恨，都绝不会忘记给前朝统治者立一座丰碑，从而继续树立正统观念：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统治集团再不好，权威也是动不得的，你要想名垂青史，只有为他卖命，否则就是叛臣逆子。

当然，绝不会忘了给“英雄”安上驱逐鞑虏、忠君爱国之类的美名，让他们在付出生命后，有一个比较完美的回报。

汉本位意识则使“狭隘”发挥到了极点。每一朝代都有一个正统，汉民族则是永远的正统。这样的说法并不错，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地位本来就是无可取代的，这样的意识使中国在两千年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中得以维护住了统一，保持了一定的民族尊严，这是应该肯定的，假如没有这种民族认同感，难保不会分裂。可是，一旦某种思维过于深入，反作用是明显的，汉本位最大的坏处是培养了汉民族的妄尊自大，目空一切。

唐以后对外来文化，基本持否定和排斥的看法，对自己的传统盲目崇拜，即便一再被外族入侵、对外作战一败涂地的时刻，仍不肯反思和改良，而是抱残守缺，利用人口优势和汉文化的强大心理攻势，被动地对其他民族进行同化，乃至付出亡国的代价也不肯变革。

这里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作怪。历代统治阶级对统治范围内的反抗不遗余力镇压，付出再大代价也在所不惜，对外则是一味退缩求饶，强大如汉唐也是采取和亲政策，唐以后更不用说了，割地赔款非从满清始，宋代即已深谙此道。

中国的民族英雄无不与战争息息相关，我们不会把李白杜甫曹雪芹看成民族英雄，表明我们的思维一直到近代还停留在古希腊英雄主义时代，而英雄必然和血腥有关，和平年代和盛世是出不了英雄的---这实际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策略，有利于在统治受到危胁时有英雄从天而降来拯救他，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英雄的身上而不是社会改良上，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遭到挫折就呼唤英雄的出现，曹操在赤壁之败后呼唤郭嘉，就是这种思维的生动描写。

中国的历史充满偶然，其中又蕴含着无奈的必然，成者王候败者寇，不论成败，实际没有多大区别，轮回而已。农民英雄推翻了前朝，还不是走上老路？他不走，就没法维持下去，走了这条路，就可以多坐几年的龙庭。中国人的骨子里是不会反对孔孟之道的，你不懂，自然有懂的人来教你怎么做。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驾轻就熟，虽然他们也是受害者。

儒家另一大致命处是愚民政策。这是统治阶级一大法宝，作法之一是培养你对英雄的崇拜，而不是超越。二十四史里的每一件事，都是告诉你别人怎么做的，而这个别人是忠臣、是烈女，只有他们的做法符合道德，因此你只能老老实实地种地，不许怨天更不许尤人，自然会有明主来救你出水火，乱动就是乱臣贼子。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等所谓“施仁政”的人，每到一处无不民众雀跃，高呼使君来也、我等有救，即便是“汉贼”曹操在民众面前也是上帝模样，你只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否则就是黄巾贼，如董卓所言：吾为大事计，岂惜小民哉。所谓蚁民，就是象蚂蚁一样的草民，这就是儒家对民众的态度。

儒家文化对农民、知识分子和统治者外的人，不予考虑，发明创造、经商一概是淫巧之技和小人所为，在文化内核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对知识分子则给出一个抽象的、教条的道德训律，而不是告诉他们具体怎么做，最终把他们束缚在四书五经的腐朽思想上，用科举制度限制你的发挥，最终达到社会的窒息和混沌。

鲁迅说过，中国有三种人，一为主子，一为奴隶，一为介乎于主奴之间的狗腿子。这也可算是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一大遗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