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从不问别人的收入，中国人也不问。这倒不是中国人学习了西方文明，而在于中国人不好问，因为大部分人都有“来历不明”的收入。

    官员们成为一个富有群体，贪腐问题变得越来越难解决。专业人士“外快”越来越多，专业劳动变得更加昂贵。地下经济兴旺发达，“老大”和“小姐”也在险中致富。中国人的收入让人看不懂，一方面是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一方面却是房价不断飞涨。中国人的钱到底从何而来？

    大陆经济学家王小鲁一直在做关于中国人灰色收入的调查，并连续出了两次报告。其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中高收入阶层以上居民的隐性收入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最高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高达统计收入的几倍。他认为，这些隐性收入中的主要部分，只能用灰色收入来解释。

    王小鲁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是“隐性收入”，一个是“灰色收入”，它们具有不同的范畴。隐性收入应该涵盖所有未统计收入，灰色收入当是隐性收入的一部分。王小鲁给灰色收入的定义是，除了包括对其合法性没有明确界定的收入外，也涵盖了大部分事实上的非法收入。王小鲁认为，隐性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灰色收入，同时他强调，灰色收入主要通过权力寻租实现。

    依照王小鲁的看法，中国人的高收入主要是来源于权力阶层的寻租收入。这个看法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实况，即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急剧发展，更多官员加入贪腐大军，通过制度缺陷来获得大量非法收入。权钱交易导致非法收入大幅增长，是促成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但王小鲁的调查只是看到了真实世界的一个方面，他在看到权力寻租同时，也忽略了劳动成本的提升。

    上周，北京财新传媒就王小鲁的调查报告举行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参加者包括王小鲁、《比较》杂志主编肖梦、财新传媒总裁胡舒立、经济学家赵义伟和笔者。

    笔者认为，除了观察权力导致的灰色收入外，还应全面分析隐性收入的构成。这是因为，在要素价格加速市场化的今天，很多劳动者在获取正常职位收入同时，也通过兼职等活动，获得了市场化定价的隐性收入，而这部分收入往往并没有计入劳动收入统计。

    在王小鲁的调查样本里，几乎各个阶层都存在隐性收入，只是低收入阶层获得的隐性收入较少，而中高阶层获得的隐性收入较多。

    如果说官员的隐性收入主要是灰色收入的话，那么众多专业技术人员的隐性收入，既有灰色的，也有未计入统计的白色收入，从某种程度看，其合法的隐性收入或许远远大于灰色收入。

    在王小鲁调查样本构成中，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和个体户占比达到40%，而权力阶层占比只有5%。这说明，权力拥有者和最低收入阶层所占人数较少，专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和个体工商户实际成为主体，而他们获取的隐性收入可能包括正当合法收入与灰色收入两种。这也意味着，这部分人员的隐性收入，可能构成社会全部隐性收入的大部分。

    比如，由于体制内医疗定价较低，医生正常收入较少，为获得更多收入，他们采取两种办法增收：一种是收红包，一种是周末到外地做手术，获得市场化收入。由于社会对红包现象意见较大，好医生获取隐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更多依靠院外行医。如果抛开纳税问题，院外行医显然是一种合法收入，由于其没有纳入收入统计，就成为隐性收入的一部分。实际看，医生的隐性收入远远大于院内职务收入。

    导致专业人员隐性收入增多的原因在于要素价格扭曲。只有加强市场化改革，才能提高劳动的真实收入。当然，最重要的是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唯有建立对执政党的约束机制，减少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官员的灰色收入才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