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是西方文明的思想教父，西学中渐是历史的回流，在西方流行一两百年的“中国潮”也应该写入历史课本。

中国影响西方是历史的主流，而西方影响中国是历史的回流，中国先是西方的老师后是西方的学生，明末、清初，西方一批批的传教士进入了中国，并将中国思想文化带到了西方，曾经掀起了长达一两百年的“中国潮”，这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中国思想的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当时西方的学者大部分都是汉学家，都有中国专著，即使是当时标新立异的学者，也要从对中国的批判中树立自己的学术合法性及社会影响力。中国思想对西方最具实质意义的影响主要为四个方面：人文社会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结构的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制定和西方经济思想的产生，这四方面帮助西方国家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构成了现代思想文明的根基，这段历史也应该写入我国的历史教科书。

2、赶超战略时代发展重工业符合产业规律 ，没有发展轻工业主要是原材料短缺，羊吃人的圈地悲剧不能在中国重演。

当时的轻工业主要是指纺织和塑料两大行业，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之所以没有重点发展轻工业，不是国家不重视，最根本的在于原料短缺，当年英国为了解决纺织工业的原料问题，曾经出现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悲剧。当时中国粮食都不够吃，哪有土地种棉花，总不能用种粮食的耕地种棉花吧，另外纺织业的主要原料是化纤，其原材料是石油，没有石油工业，根本就没有纺织业的大发展，如果全国人民都现穿纯棉面料的衣服，现在也穿不起衣服。只有粮食产量提高了，才会有更多的耕地种棉花，只有石化工业发展起来了才可以生存塑料产品，香港的李嘉诚、台湾的王永庆都是塑料大王。中国前30年将经济建设的重点都放到了水利建设以及重化工业上，是非常正确的。

3、次债危机是美国阴谋，华尔街金融危机是玩火自焚，本次危机美国受的是内伤，并非最大受益国，二战以来积累的国际信誉被挥霍殆尽。

很多忧国人士说美国是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但是大家看不到的是美国受的是内伤，美国只想搞出个次债危机，次债危机演变成华尔街金融危机是美国预料之外的，属于玩火自焚，如果只是发生次债危机，那美国绝对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发生了金融危机，事态的性质就不同了，主要表现为美国的支柱产业金融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美国的救市加大了财政赤字，另外最大的在于美国国家形象的受损，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模式及美国信誉的受损，这才是美国最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是很难用金钱弥补过来的，美国二战以来积累的信誉可能被彻底挥霍掉。

4、中国毒奶粉事件、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都在于社会治理失灵，我们要跳出“小政府、大政府”的思维误区，解决政府与社会的脱节问题才是根本。

中国的毒奶粉事件，美国的华尔街金融危机等商业灾难，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事件，如果单纯的从商业事件的角度来解释或解决也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因为他们暴露出的是整个社会的治理缺陷，这种缺陷也只能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才可以得到解释和解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在全世界都面临着社会治理危机。小政府主义不等于无政府主义，政府在退出其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必须以社会自治为基础，如果政府放弃了进行社会管理的功能，而社会自治又跟不上，那么就会演变成社会失控，进一步可能演变成社会灾难，现在不是小政府还是大政府的问题，而是政府与社会脱节的问题。世界不能在小政府和大政府之间进行摇摆，而是要解决政府与社会脱节的问题，这才是根本，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些商业灾难才可以避免。

5、西方政党分赃制是世界经济大败局的根源，政客经济是不能吃的糖衣毒药，把好人变成了坏人，把聪明人变成愚蠢的人，把有前瞻性的人变成短视的人。

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了多党制，特别是极端多党制，国家在经济政策上也就表现出政客经济的特征，政客经济都有着相同或类似的癖好，那就是：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喜欢高汇率；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喜欢低利率、喜欢激进的改革和不重视劳动生存率的提高。难道日本人不知道泡沫经济的危害？难道俄罗斯人不懂休克疗法的危险？难道美国没有人意识到空心化产业的弊端？难道拉美及东南亚国家不懂长期贸易赤字的可怕？难道希腊人不明白借钱要还的道理？这些问题已经用经济学原理或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根本解释不了，这些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坏的制度将好人变成了坏人，把聪明人，变成了愚蠢的人，把有前瞻性的人变成短视的人，这个邪恶的制度就是政党分赃制度。

6、货币升值比GDP增长更重要，如果与日元同步，中国已成世界上最富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让货币实现真正的升值，才发展经济的根本之道。

在货币的对外购买力方面，虽然近年我国的货币有所升值。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总体来看，中国的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六、七倍，如果将人民币与日元进行比较，那么人民币在改革开放后已经贬值了几十倍。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币值自然处于上升态势，对于民众来说，则是货币的购买力提高了。人民币在计划经济时代与美元的汇率是一比一，如果我们一直保持人民币对美元一比一，中国早已成为发达国家，如果我们与日元同步升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货币自身的升值比单纯的实现GDP增长更重要，而货币升值又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必然到回到依靠劳动生产率提升上来，这才是良性增长，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之道。当然这里所指的货币升值都是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内外统一的升值，而非在外力压迫下的被动升值。

7、坚决反对打着“藏富于民”的幌子行“藏富于精英”之实，私有化和减税只能藏富于精英，这种假藏富于民要不得。

我不反动藏富于民，而是反对打着藏富于民的幌子藏富于精英，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一直是往藏富于精英的方向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是打着藏富于民的幌子。近年又有学者提出了分国企股票、分外汇储备、分国有土地、为民营企业减税等措施，这些都是赤裸裸的谎言，这些根本就达不到藏富于民的目的，其结果就是藏富于精英，将导致中国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我们回顾一下西方的发展史，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靠推行私有化实现了藏富于民，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减税的同时实现了藏富于民，其结果都是“藏富于精英”，使社会贫富分化更加严重，拉美国家的私有化失败以及美国的里根小布什减税失败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8、国企污名化让中国离真正的权贵资本主义只有一步之遥，垄断行业改革不是私有化而是回归公益。

在中国，有少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为了“闯大关”，也就是达到他们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的最终目的，给我国的国有企业扣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帽子，并进而推行私有化及外资化，如果垄断行业私营化其结果就是东南亚化，垄断行业外资化其结果就是和拉美一样，无论是东南亚化还是拉美化，都是贵资本主义，我们不需要在中国刻意新制造出一批石油富豪，电信大鳄、军工大王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国企赶紧回归公益。中国国企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完全以赢利为目的，而忘记了其应该从事公益化经营的社会责任， 垄断行业外资化及私营化，绝对不能成为我国垄断行业企改革的取向，在国外东南亚及拉美的案例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国内外资水务问题和煤矿私有化问题也具有警醒意义。而我们在痛骂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同时又再次掉入了他们新设的圈套。

9、人民币升值对高科技产业危害更大，日本悲剧不能在中国重演，限制低增加值产品出口才是唯一出路。

人民币升值不仅影响到中国的低端产品出口，而且对中国高端产品的出口影响会更大，中国的低端产品制造业虽然利润微薄，但在多年的国际产业竞争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存在着巨大的外部需求，已经“树大根深”，抗风雨能力强，在国际上存在的竞争也小，短期内基本上没有国家可以取代我们，但是中国的高端技术产品制造业则刚刚起步，对外出口还面临着美、日、德等传统工业强国的激烈竞争，尚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禁不起风吹雨打，如果人民币贸然升值，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刚刚崭露头角，而且仍然面临巨大竞争压力的高端技术产品则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当年日本货币升值导致日本企业失去了消费电子大发展的良机，这个教训值得中国研究，日本悲剧不能在中国重演。

10、中国经济基数足够大，即将闯过中美经济增量平衡点 ，中国人均GDP年净增量将超过美国，中美经济差距将从“不断拉大”区间，进入了“不断缩小”的区间，赶超美国真正开始。

人都说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错！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快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度”，而且这种“加速度”还是在不断增加的，以前美国经济增长1%比我们增长10%增长的绝对值都要大，因此我们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大，而以后这个局面就要扭转过来了，因为美国的人均GDP为4万美元左右，中国人均GDP为4000美元左右，如果美国经济平均保持1%的增长，我们保持平均10%左右的增长，那么在短期内我们就可以实现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也就从“不断拉大”，进入了“不断缩小”的区间，这是真正的赶超美国的开始。以后中国的高速增长既表现在绝对值上，也表现在相对值上。经中国人均GDP从几十美元跃增到4000美元左右，用了60年的时间，但是再实现下一个4000美元的增长，也许只需要七、八年的时间，因此中国即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

11、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有两大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到了自动化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也包含自动化，用自动化撬动中国经济的时候到了。

发展工业自动化，是提升国家整体国力的主要手段。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起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有两大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到了自动化产业，这种殊荣是任何行业都没有得到的，因为自动化产业既属于“装备制造业”，又属于“电子信息产业”，还属于国家最新提出的六大新兴战略产业之一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如果我们要问，哪个行业对工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那绝对非自动化行业莫属。如果说工业是撬动中国经济的杠杆的话，那么自动化产业就这个杠杆的支点。自动化行业是否强大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是否强大的主要标志。

12、在信息时代，信托责任和辩方举证已经解决不了中国金融问题，投机造成的财富转移速度及数量惊人，中国应该制定《反投机法》，像反知识产权侵犯和反垄断那样反投机。

郎咸平教授一直主张，用信托责任和辩方举证这两大法宝来解决中国的金融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这两样在信息革命爆发前，也行管用，但是现在是信息时代，市场投机前所未有的厉害，仅靠信托责任和辩方举证已经搞不定了，这两样在美国已经做的很好了吧，但是美国还是发生了华尔街金融危机这样的重大灾难，这就足以说明仅仅靠信托责任和辩方举证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市场投机空前泛滥是信息革命的结果， 对于居民来说，金融造成的财富转移也相当可怕，股价波动关系到民众几年的财政收入，房价波动就关系到几十年的收入，现在 “投机”已经超越知识产权侵犯和垄断成为经济社会的头号危害，如果资本主义时代经济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反投机，投机的识别不存在技术问题， 现在是法制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靠立法，同样反投机也要靠立法。

13、中国经济制定大目标的时候到了，我们只要实现劳动生产率和民众收入的倍增，就可以一举成为发达国家。

国民收入倍增不是在分配领域实行 “限高、扩中、补低”一套增加收入的措施。它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对国家来说是脱胎换骨式的进步。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行成功实行，我国就可以一举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国家发展、民族崛起的意义，都不可小觑。 国民收入倍增的前提必须是劳动生产率的倍增，若没有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国民收入也不过是通胀与挤压企业利润的代名词，中国只要将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五倍，就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中国应该制定劳动生产率及国民收入的双五倍增计划，这才是中国应该实现的大目标，针对这个大目标中国应该有大的规划。

14、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一药三分毒”， 不能将药品当成营养品来吃，GDP不代表生产力，中国经济不仅要做加法，更要做乘法，走GDP与生产力同步发展的路子，才是正路。

宏观经济学是在处理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诞生就是为了解决危机，宏观经济学对付经济危机还可以，但不可能促进经济成长，我国的学者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宏观经济学的一些主张当成了提升GDP的方法，也就是将药品当成了营养品来吃，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一药三分毒”，长期实行就会扭曲经济结构。真正的经济增长必须“质的增长”与“量的增长”的结合，归根结底要靠质的增长，经济发展不是要做加法，而是要做乘法，这种质的增长就是提升劳动生产率，如果用公式进行表示，那就是“GDP=劳动生产率＊劳动人数”， GDP不代表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可以带来GDP的增长，但是GDP的增长并非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中国必须走GDP与生产力同步发展的路子，才是正路。

15、中国的“新五蠹”，造成了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是真正的贫富分化之源。

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如此之严重，其核心原因不是中国人的勤奋程度不同，不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不是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因为只要收入来源于工薪收入、劳动收入，从根本上来讲即使有差距，也不可能差的太离谱。笔者认为中国贫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这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这才是中国最应该警惕并进行彻底治理的。这些人的行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合法但不道德，但相同的是他们对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财富转移。这些人或行为包括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及色情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这些人或行为是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是当今中国的““新五蠹”，这些人收入是中国普通民众收入的几十倍、数百倍、甚至数千倍，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

16、中国需要“创富于民”和“均富于民”，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的收入。打击“新五蠹”、加强对富人的有效征税、完善中国福利体制，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均富于民。

中国现在的根本矛盾，不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民穷的说法也不准确，现在中国有钱人多的是，中国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中国是世界奢侈品大国，怎么能说中国“民穷”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中国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穷，中国穷的只是最普通的民众，“民穷”与“贫富分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创富于民”与“均富于民”，“创富于民”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从而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的收入；而“均富于民”主要是缩小贫富差距，而缩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打击“新五蠹”造成的财富非正常转移，和加强对富人的有效征税，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

17、税收政策是面照妖镜，是当前中国阶层利益博弈的核心阵地。

在美国代表富人利益的共和党一上台就减税，而代表穷人利益的民主党一上台就加税。民主党的罗斯福新政的大规模征税措施，导致贫富差距减小，中产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体，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里根执政之前。而共和党的里根和小布什减税风潮是导致美国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级社会解体。在任何国家富人永远是减税受益最大的群体，因此减税无疑会加大的社会的贫富差距，这些道理在发达国家是常识，中国可能很多人还看不透其中的利害关系，在中国税收政策也即将成为阶层利益博弈的核心，

18、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才最大的社会福利，比福利社会模式更好。

现在人们总是迷信收入的增长，但是收入的增长并一定给民众带来幸福感，因为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民众的生产成本也在增加，甚至增加的更快。在中国民生问题越来越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众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在美国、日本、欧洲可以算是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了吧，但是那里的民众照样面临生存难题。因此要想让民众获得幸福，降低民众的生产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如果能够在人们的工资水平保持固定不变的前提下，大大降低生活必须品的价格，则相当于提高了民众的购买力，可以大大舒缓民众的生存压力。“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生存负担的社会模式。对普通民众来说，低生存成本就是最大的福利。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并不反对和排斥福利社会，也不是福利社会的替代方案，而是福利社会的补充方案。福利社会相当于将一样东西送给你，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打五折后卖给你，因此“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存在施舍的问题，也就从根本上不存在养懒汉的嫌疑。

19、中国不要暴力革命，中国要学术革命 ，创新出自己的学术体系，“爱美国主义”文人及“套餐派”学者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只有学术革命才能推动世界的发展，科技革命导致工业革命的根源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革命，凯恩斯主义、福利社会理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革命，世界每次大的危机之后都会出现一次大的学术革命，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危机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上也称之为凯恩斯革命，而本次经济大危机必然也会导致学术界出现大的变革，中国的发展表明，暴力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实际上需要一场学术的革命。西方学术体系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的“爱美国主义者”推崇的美式套餐，实践证明并非什么高营养食品，政党分赃制度，极端私有化、联邦制等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20、中国城市化不是刚刚开始加速，实际已经进入尾声，专家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的说法不靠谱。中国须用最多不能超过十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不是刚刚进入加速期，而是已经进入尾声，目前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大部分在城市就业，农村都是些老弱人员。以户籍为标准我们的城市人口已经占到了50%，如果以“常住”为标准，那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70%左右，如果以就业为标准，中国的城市化率肯定在80以上，中国城市就业人口在以后将不可能大幅增加，而近年从沿海到内地不断蔓延的用工荒则非常生动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是生活在城市中，而没有住房的大量存量人口的住房问题，中国某些专家指出的中国需要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是对中国形势的重大误判，很可能会误导政府作出错误决策，中国现在是在补早期城市化过程中的欠账，因此中国不是像个别专家所指出的要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而是要用5年左右，最多不能超过十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政府对中国城市化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导致了“僧多粥少”，也是造成中国高房价的另一个原因。

21、80后对社会之痛感受最深 ，不能成为被牺牲的一代人

八零的的成长一直就伴随着中国的改革，上小学时没有赶上免费，上大学时却赶上了收费，毕业后面临着学历贬值，房价高涨，中国房价开始飙升的2004年正好是第一批八零后毕业的时间，中国早就有学者叫嚷着中国改革要牺牲一代人，但是我们还小，不知道其他的利害，到现在才知道要牺牲一代人是怎么回事，而八零后就是这样被社会转型牺牲着，我们必须自己来争取我们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