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合一选后，台湾的蓝营以及大陆许多关心台湾事务的人都大感振奋，发表了大量充满想象的乐观推断，从「民进党大崩盘」到台湾将转向统一，不一而足。中研院吴启讷教授对此种出于盲点的乐观深以为忧，写下〈我们为什么总是看不懂台湾的事情〉一文，由大陆《儒家网》于今年1月4日首发。此文对许多敏感议题不加回避，揭开了大陆对台观察与想象的诸多盲点，在大陆学界引发热烈回响，有些人认为是真知灼见，另外一些人则视之为洪水猛兽。我们认为：唯有实事求是，才能针对真实问题、提出有效对策。

台湾的县市长选举结束后，岛内和大陆针对选举结果出现了若干种解读。台湾岛内传统上支持国民党的部分选民，将这次民进党的失败，解读为国民党价值的复兴，幷乐观预期两岸关系回温，台湾经济复苏。

大陆则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解读。主观上抱持强烈国家统一理念的一种见解认为，以韩国瑜为代表的国民党参选人的胜利，代表台独观念已经退潮，台独政治势力大势已去，两岸和平统一前景可期。选前一些大陆的观察者见到韩国瑜提及「九二共识」，便一厢情愿地认定韩国瑜倾向统一，甚至认为韩就是未来台湾特别行政区特首的适当人选，一厢情愿地将韩对「九二共识」的解释「一中就是中华民国，我爱中华民国」，修改为「我爱中华」，解释成为韩的强烈民族情感。选后，包括隶属大陆最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台湾研究专家在内的不少人，更认定马英九和韩国瑜等人「内心真诚」期望统一，也将努力推动统一。

另一种推崇西式「民主」制度的见解，面对台湾选举后的「政党轮替」，充满钦羡，言谈间难掩兴奋。这种见解认为：台湾「有秩序」的选举轮政，是「『主权在民』原则的再确认」，台湾人民透过「民众的抗争和充分参与」，使政治「彻底摆脱了金钱政治，避免了选举不公正的危险」，证明「在法治国家，选举可以是公正、文明的」、在「选票面前，人人平等，连蔡英文也排队领票」，而「选举失利，有人更坦然、勇敢地承担责任」；他们进一步推论：「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枪杆子里出政权是野蛮，自由选举才是文明」；「民主不会造成混乱，中国人也能走上民主之路」；「有健康的反对党，才是民主的常态」。

这三种见解，都是对台湾选举结果的严重误读。「闪回」到真实世界中发生过无数次的场景，这样出自书斋的解读就更显得突兀：大陆人在海外遇见「台湾同胞」，每每兴奋地询问「你也是中国人吧？」得到的答案基本上都是「对不起，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谁是中国人？！『中』你个头啦！」近年来，来台短期访问、交换的大陆学生通常也会一厢情愿地认定他与台湾伙伴成功地「心灵接近」的快乐，但在台长期就学的陆生却都会感受到台湾人用自掘的心灵鸿沟拒他们于千里之外的痛苦。

台湾只是一座不大的岛屿，但它在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政治、文化、社会变迁的全貌，即便对于岛内的住民而言，都有身在庐山而不识其真面目的困扰，对于在实体空间和心理空间上都有分隔的大陆而言，台湾的真实场景往往超出了观察者理解的范围。本文希望从几个角度，有针对性地拉近大陆观察者与台湾的距离。

「台式民主」的真相

首先，针对最后那种推崇「民主」的见解。这种观察只看到「轮替」的表像，却没有看到「轮替」后面的内容。

台湾自开放党禁、全面推行各级民代和行政首长选举以来，除做票贿选行为减少之外，政治的根本目标仍遭到扭曲，政治的根本道德准则幷未得到遵循，在这种背景和选举文化下的「轮替」，其实是「浅碟政治」与「仇恨政治」的体现。

台湾的投票制度当然幷非全然无效，在投票制度发挥一定效用的地方和时段，民众的投票行为在技术上确实产生了政治人选「轮替」的效果。然而，在台式人情社会中，当选的民代大多将精力用在选民服务上，包括勾销交通违规罚单、更换路灯等等；选民家中的红白喜事，也不可缺席。这样，各级民代中几乎没人愿意在立法机构中为涉及重大而长远公共利益的事务尽心，因为选民看不到这些努力的立即效果，下次投票自然只会投给更「热心服务」的人。在这样的「浅碟政治」文化之下，有远见的政治、经济规划自然遭到逆向淘汰。

比「浅碟政治」危害更大的是「仇恨政治」。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政治势力在40年前开始集结，乃出于明确的政治动机和政治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做为战胜国，收回了被日本殖民50年的台湾，此后又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这两项举动触动了日本殖民台湾期间与殖民当局密切合作的台籍「皇民」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由「皇民」及其后裔组成的台独运动，一开始即将其政治目标定为在岛内推翻「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幷拒绝任何代表（他们口中的）「中国」对台湾统治的力量。因此，民进党从未打算在所谓「民主」的选举和议会制度下与国民党竞争或分享权力、互相监督，他们的唯一目标是置「中国」国民党于死地。

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台独政治势力需要藉由煽动仇恨、制造对立，以求最大限度地动员支持者。于是他们不顾西式「民主」所标榜的「宽容」、「妥协」，对内利用台湾人口结构中「本省人」（指1662年到1895年间陆续由大陆闽南和粤东移居台湾岛的汉人）居绝大多数，且抱持浓厚地域意识的状态，夸大这部分人口在日据50年中与大陆不同的殖民地经验，更藉由扭曲「二二八」（由部分不甘失败的「皇民」利用接收当局所面临的战后政治、经济困局，挑战中国统治的暴动，以及当局在其后的镇压）事件之中的省籍因素，扩大仇恨，报复、清算曾代表中国结束日本殖民统治的国民党，否定国民党以往在台湾实行的一些浅表的去殖民化措施，幷利用日本殖民遗产逐步扩大推行「去中国化」与再殖民化，以拉大两岸的心灵距离。

台独政治势力获得经过教改洗脑及民粹煽动的「民意」支持，在台湾选举政治中，通常并不遵守竞选规则，而惯于使用骯脏手段抹黑对手，甚至不惜使用「两颗子弹」这样的诡计影响投票；而在选举失利时，即破坏代议政治运作，以群众暴力胁迫执政党就范；执政之后，则破坏他们曾参与制定的制度，背弃其在野时所标榜的法治、人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术独立，甚至自诩「东厂」，不择手段地清算斗争、打击异己、任人唯亲。台独政治势力将他们不喜欢的媒体贬称为「中国媒体」，将他们不喜欢的报导定义为「假新闻」、「中国假消息」，将不利于自己的民意调查结果，直接冠以「中国介入」，封杀、迫害他们不喜欢的言论和发言者。

2018年9月，蔡英文上任后成立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内部会议录音外流，"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于8月24日主持会议时洋洋得意宣称"促转会""升格变东厂"，立"除垢法"可用来对付国民党新北市市长候选人侯友宜，公然以公权力打压政敌，引起社会哗然。

民进党等之所以如此毫无忌惮地破坏他们赖以上台的选举制度，原因在于他们认定自己的作为具备「革命」性质，代表「民主进步」、「正义」、「改革」。因此，他们可以毫不羞愧地将类似日本极右派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菁英主义主张包装成「下层」、「左派」、「绿色环保」主张。在实质上的极右派作为下，台湾岛内认同分化、财政恶化、贫富差距扩大，当然是预料之中的结果。

「台独／拒统」有正当性吗？

其次，在大陆不少从技术上回避「敏感词」的网路文章中，部分标榜「自由主义」的大陆知识界人士同情台独和以「中华民国」名义拒统的主张，认为「（台湾）民族独立」有正当性，对抗霸权、落实人民主权更有正当性，而拒绝统一则只是体制选择。这类见解更是自欺欺人的误读。

事实上，台独的动机和诉求本来就不是「被压迫人民反抗压迫者」、「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者」或「被歧视的人民反抗歧视者」。恰恰相反，台独是建立在不道德的「优越感」之上的。台独分子怀念日本殖民期间，台湾人面对「支那」和「支那人」的特殊地位和优越感；怀念殖民统治的「现代化」和19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带来的优越感；连想要维护「中华民国」旗号的台湾人，也习以为常地享受着两岸恢复交往后，大陆给予台湾人「高等华人」待遇所产生的优越感；因此，凡遇被外国人或大陆人「误」认做「中国人」时，他们立刻产生「与『落后野蛮的中国人』为伍」的焦虑。

由于台独并不诉求「解殖」、「去殖民化」，而是追求「再殖民化」、「再皇民化」，这样的倾向，自然使他们的「独立」主张丧失道德正当性。

蒋经国是「坚持一中」的「民主先生」吗？

再次，乐观看待两岸和平统一的见解中，有一部分人将党名中仍保有「中国」的国民党，当作那个在20世纪前半期与中国共产党两度合作的国民党。这种认知，显然来自对1949年之后台湾历史进程的陌生。

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大部分时期，强调「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全中国的「法统」，其目的在于确立国民党政权做为二战战胜国一方统治台湾的正当性。到了1970年代初期，国际和中国局势的改变，使得国民党政权面对的政治局面和政治需求随之改变，蒋经国借机改变了蒋介石版「一个中国」政策。

青年时代的蒋经国在莫斯科学到了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方法，也学到了王明打击异己的手段。前者让他在主政台湾期间得到远较乃父为高的民间声望，后者则让他在党内和岛内政局中选择将权力考量置于人民利益之上。1970年代初期，台湾国民党当局面临自失去大陆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外交乃至因石油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危机。蒋经国在此时出任「行政院长」，立即抛弃乃父的「反攻大陆」政策，彻底转到「革新保台」、拒绝统一的方向。

在经济上，蒋经国推动包括铁路、高速公路、国际机场、港口等在内的「十大建设」，展示放弃「反攻」、发展经济的意志；在政治上，向岛内和海外的台独递出橄榄枝，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互动。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对台「断交、撤军、废约」，使台湾当局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邓小平宣布「台湾归回祖国」是「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要求美国对台湾当局施压，逼蒋经国上谈判桌，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对此，蒋经国明确宣示对中共「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拒绝廖承志访台，幷于1986年的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政治革新」案，意在扫除仍持「光复大陆」主张的元老派势力。蒋经国选定的接班人李登辉评价他说：「经国先生如同旧约中的摩西，带领族人要渡过约旦河，不幸在摩押平原去世。但他的精神已灌注给继承人约书亚，约书亚奋斗不懈，终带领族人平安渡过约旦河，到迦南之地」。从蒋经国的初衷看，李登辉幷没有背叛小蒋，相反地，李忠实地延续了蒋的政治路线。

如果说，蒋介石版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在法律上承认中国主权不可分割，但在政治现实中与大陆对抗；那么，蒋经国版的「一个中国」论述就已经发生质变，从政治现实和法律层面为台湾的拒统势力和台独势力奠定了政治基础。

1987年7月，蒋经国解除超过38年的戒严，正式开放「党禁」、「报禁」，让前一年违法成立的民进党合法化，也让台独运动和言论有了更大的空间。同年11月，卧病在床的蒋经国指示马英九去查：国民党政府迁台后有没有宣布过「中华民国政府仍代表全中国」。数天后马回报幷未做此宣布，蒋就下达最高指示：国民大会不必设立大陆代表制，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产出的代表就是代表中华民国（但不代表大陆）。在此，「中华民国」概念的内涵已被蒋经国置换为「台湾」一岛。所以，蒋经国根本就是独台（甚至两国论）的开山老祖。

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蒋经国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莱姆时表示，将在未来通过「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与开放组党，图中为当时担任蒋经国传译的马英九。

后来李登辉继承蒋经国遗志，在1991年4月进行"宪法"第一次「增修」；5月宣告终止实施将近44年的「动员戡乱时期」（实际意义是解除追求统一的法定义务）；12月21日举行仅限于台湾地区的「国民大会全面改选」，年底再逼退了全部大陆选出的中央民意代表。从此，「中华民国」的代表性就仅限于台湾一岛，完成了蒋经国临终时的规划。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选举中，甫于10月12日通过「台独党纲」（迄今仍有效）的民进党也参选幷赢得66席国代，使台独政党正式进入体制内。1992年12月又举行仅限于台湾地区的「立法院全面改选」。从此台湾的民意机构从法理到事实上都与大陆彻底切割。到1996年李登辉在直接民选中当选"总统"，台湾藉由「民意」及「民主化」抗拒统一的所有机制已经完成。而这一切发展，都是按照蒋经国生前所安排。这是为什么尽管面临李登辉的打压排挤，国民党内那些外省籍权贵（包括马英九）却只会争相阿谀取容，无法团结自保──因为他们心知肚明，李登辉执行的都是故主蒋经国的遗训。

对于蒋经国的「独台」诚意，务实派台独也持欣赏态度。与基于仇中情感而厌恶蒋家的「情感台独」人士不同，台独的「理论家」高度评价蒋经国的举动。他们认为，从「坚持反攻大陆的外来政权」到「革新保台的台湾政府」，是蒋经国深思熟虑的战略部署。对此，他们提供了一项无可反驳的证据：早在1981年，李洁明（James R. Lilley）离开华盛顿到台北出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之前，蒋经国曾托人告知李四点计画，「第一，民主化，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意指仅从台湾选出）；第二，台湾化，台湾人将全面出任要职；第三，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第四，与中国发展工作关系」。在此，蒋经国的逻辑十分清楚：既然反攻大陆已不可能，他又不愿「被统一」，于是也就不可能以大陆为国家、以大陆人为国民；只能以台湾为国家，以台湾人为国民。这样，国民无论从哪里来，只需认同台湾（或限缩于一岛的「中华民国」），无分省籍、族群，都是台湾人。所以蒋经国是「终结外来政权，认同台湾主体、台湾主权」的第一个「新台湾人」，完成了「从外来政权到台湾主体」的根本转变，对台独建国功莫大焉。

马英九于2008年当选总统后，踵继蒋经国的台湾化路线，从其个人角度，在台湾苗栗县通霄镇马家庄找到了他的「台湾渊源」；又从国民党角度，将中国光复台湾的「民族功绩」论述转变为「外来政权」的「原罪／赎罪」论述；再从台湾的角度，刻意将1952年国民党台湾当局与日本间签订的「中日和约」（即「台北和约」）当作确定「中华民国」统治台湾合法性与确定「中华民国」国土范围仅限于台湾的法律文件。甚至还要求大陆承认1952年「中日和约」仍属有效，以此做为两岸（实为两个中国）联手保钓的前提。

从这个角度看，国民党虽然坚持「中华民国」的称号，但早已抽换了「中华民国」的内容。这样的「中华民国」除了招牌以外，与台独的内容已不存在根本差异。甚至，这一招牌为台独提供了整个「国家」政权的骨架，幷且成为台独的保护伞。台独政治势力的菁英们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就是明确宣示借用「中华民国」招牌推行台独内容的文件。换句话说，台湾实际上已不存在「统」、「独」之争，只有国民党的单向台湾化，而没有曾被殖民化的台湾和台湾人的去殖民化、再中国化。

总之，「台独」运动本来是台湾岛内亲日派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反抗；但随着国民党的台湾化，「台独」已扩大成为挂着两块招牌（中华民国／台湾）的岛内政治势力联手对抗中国统一的共同阵线。

九合一选举再度证实

台湾早已完成结构性「绿化」

误读选举结果的，当然不止大陆以上两种见解。台湾岛内国民党的部分传统支持者认为选举结果是对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否定，幷乐观预期两岸关系回温后，台湾经济将快速复苏。产生这种误读的原因，在于未能体认到目前台湾社会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变化，而这种变化迟早将不可避免地呈现在大陆面前。但在短期之内，岛内的这种误读也误导了大陆对此次选举的乐观解读。

过去40多年间，台湾社会在政治定位、国家认同、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几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蒋经国与台独政治势力发展出妥协和合作的互动模式开始，竞逐台湾权力的政治势力即已确定将台湾的利益与中华民族利益切割开来，使得上述变化成为结构性的变化，难以逆转。

其一，在战略的结构方面，冷战时期，蒋介石统治台湾背后的政治靠山就是美国；当蒋经国将台湾前途与中国前途切割之后，国民党与民进党更同时需要依赖美国的支持。两个政党都奉美国为上国，无论他们在情感上仍承认自己是文化上的中国人，还是奉行媚日再皇民化路线，都要在美国亚洲战略的大架构下与美、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不愿去美国朝拜、寻求「册封」，立即遭到该党「换柱」。这次九合一选后，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就向美国表态：「国民党从来都是亲美的」，「那种认为台湾人在政治上倒向中国的看法幷不正确，相反，台湾人对台海关系越来越谨慎和实际」。无独有偶，担任民进党当局陆委会副主委的丘垂正也向美国人表示，「这次选举结果与两岸政策没有直接关联，不存在亲中不亲中的问题」。

其二，蒋经国既欲切割台湾前途与中国前途，台湾自然只能选择西式政治制度，从而决定了小蒋死后30年来台湾政治、经济的大势。

台湾经济本来就存在基因缺陷，因为日本殖民时期将台湾定位为农业与制糖基地，工业发展相当有限。1970年代后的台湾「经济奇迹」，源于搭上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经济战车，即资本主义扩张的顺风车，以低价劳工从事代工。即使这一点成就也应归功于蒋介石时期的规划。蒋介石去世后，台湾的发展面临几种抉择，包括：参考在经济型态上与台湾类似的新加坡或韩国的发展模式，或引进西式民主制度幷向日据时代形成的本土亲日势力妥协，藉助其反中本能和力量来拒统。一党主导的新加坡模式，有利于制订长远规划，发挥行政效率，对于岛屿型区域而言，是快速成长幷控制贫富差距的理想模式；韩国模式虽开放政党政治，但执政者幷不放任各政党在国家认同、民族情感上相互冲突。台湾在那时如果倾向新加坡模式，可以预见到高速的内部经济成长；如果倾向韩国模式，则几乎无疑可以搭上大陆经济成长的列车，在新的亚洲和世界经济生态中发展新型产业、扮演贸易桥梁角色。然而，蒋经国却选择了他所认定的「民主化」加「本土化」的独台道路，造成后来台湾政局混乱、认同分裂、行政效能不彰，无法做出前瞻性的经济及产业规划，以致产业无法升级、传统经济萎缩、出口难以成长的困境。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台湾产业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冷战期间，台湾依附在以美国为首、日本为副的美日经济分工体系中，未能建立独立、完整的产业链。这种依附性经济，在搭不上美国经济列车的情形下，唯一出路是从大陆获得经济动能。可是蒋经国生前除了收割乃父的基业，事实上拒绝面对冷战即将终结、大陆经济成长的大势，未做规划，失去先机。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在主观上短视幷抗拒与大陆达成政治协议，客观上就被排除出近30年来区域经济整合的范围之外。于是，持续性的经济倒退、贸易萎缩、财政困窘动摇了蔡英文当局的执政根基。

其三，在国家认同方面，30年来，蒋经国的继承人李登辉和民进党在文化、教育上全面而深入地推行「去中国化」、再皇民化；在价值观念和政策取向上全面西化，在对内对外政治上全面依附美国、对抗大陆；在法律、政治体制上与大陆切割，全方位地构筑「法理台独」的基础；藉由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上推行全岛性选举、公投，不断建构和确认选民的「国家」意识、国民意识。这一系列举措，在极大程度上重塑了台湾人的身分认同。

这次选举中的当选者，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类：韩国瑜这类「非典型国民党」、郑文灿这类「非典型民进党」，以及柯文哲这类「白色力量」。所谓「非典型」，是指其「国家认同」的分歧已经大幅降低，除了对于「国号」仍有争论之外，不再有结构性的「统」、「独」之争，所以只剩下民生、经济议题。目前岛内绝大多数人，或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或自认是「文化上的中国人」而不是「政治上的中国人」，他们绝不会拒绝从大陆获得经济利益，可是也不会因此而改变身分认同。因此，「非典型」政客胜选九合一，幷不是「台独」的失败，而是「绿化」已然成功。

产生误读的深层原因

面对台湾选举和台湾的政治、社会现实，大陆舆论常常做出极度脱离现实的解读。影响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根植于中国传统中的一种「中国中心」思考模式。这种思考模式的缺失，在于它将位于中国核心历史经验以外的观察对象「陌生化」，使得观察对象从客观实体转变成为一种「审美对象」，散发出某种「距离的美感」。与此同时，所观察对象的诸多突出或隐蔽的面向都不再突显，观察者的视角产生诸多盲点。

面对台湾，这种「陌生化」效应呈现为：

一、习惯于看到核心历史经验的连续性，幷据以诠释现实。对于台湾在中国历史连续性现象之外曾发生过的巨大断裂（殖民时期的皇民化、冷战时期的反共教育），大陆知识界和舆论界极度陌生，由此产生「大陆丧失中国文化传统，台湾完整保存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误解。事实上，在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台湾不仅在文化上经受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洗礼，在勉强保留部分地方民俗的同时，丧失了深层的儒家大传统；而且，台湾未曾经历中国近代史上型塑中华民族、建构近代民族国家的三大历史事件：中华民国建立、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缺乏与全体中国人民携手反抗帝国主义的共同历史经验。台湾光复后，国民党为了反共而与日本及本土亲日派合作，未完成去殖民化的工作，蒋介石倡导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触及浅表层次后即告失败。

二、习惯于「炎黄子孙」叙事以及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人）主体的叙事，强调中国人「血缘」或文化的凝聚力、中国政治传统的延续，轻忽近代国族建构的必要过程，由此产生「绝大多数台湾人对大陆人怀有血浓于水的同胞情感」这类想象。事实上，在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殖民当局在台湾全面灌输日本臣民（皇民）意识和「日本人比『清国奴』」优越的意识，以致除少数觉醒者外，多数台湾人试图藉由贬抑自己的血统和文化，鄙视、排斥自己在大陆的同胞，来表达对日本的效忠。事实上，台湾不但缺乏与全体中国人民携手反抗帝国主义的共同历史经验，却有太多与帝国主义者一起看待中国的历史经验──最具体的表现，就是2016年蔡英文在琉球冲绳岛题字的「台湾之塔」碑，及其一旁由李登辉在2018年题字的「为国作见证」碑，二者都是在缅怀纪念当年台籍日本兵与日本人（对中国及西方国家）幷肩作战的「美好时光」。

冲绳「和平纪念公园」内竖立着由蔡英文题字的「台湾之塔」碑以及由李登辉所题字的「为国做见证」碑。

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园本应为琉球人哀悼冲绳战役中无辜牺牲的同胞，却在日本主导下，将该公园的大片园区专设为纪念日本各县的死难者，设立诸如"福冈之塔"、"宫崎之塔"等以县市为命名的碑，而台湾之塔则设立于此区，其目的无非是将台湾视为日本的一部分。

在以上「血缘」与「主体」的想象下，大陆的观察者无从理解有深刻殖民地经验的人群根深蒂固的「自卑─优越」双重情感现象，即面对殖民者的自卑、面对同胞的优越感；无法感受和体认到，将台湾人归入同胞范围，将会造成刻意或不自觉地保有殖民地记忆的人对于丧失优越感的巨大焦虑和由此引发严重的认同危机的后果。

三、习惯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叙事」，将两岸的历史关联简化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将台湾社会想象成「1949年南京政权的延续」。事实上，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既要以「中华民国法统」建构统治台湾的正当性，又要面对仅有台湾为其统治范围的现实，遂致力于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权的台湾化，以此与大陆区隔，建构「国民」主体意识。从蒋经国晚年起，国民党更加致力于凸显「中华民国」与「台湾」在空间范围与法理上的重叠，幷以此做为它与民进党在面对「台湾主权」议题时的「共识」基础。大陆的舆论迄今为止都还没有体认到：台湾的任何主流政治势力（不分蓝绿）都是将「台湾利益」与「中华民族利益」切割开来的，而他们的政治考量幷不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前提导向。

四、习惯于线性的「历史阶段论」史观，总认为中国大陆的「历史发展进程」相对滞后；认定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都遵循「普世」秩序，只有中国例外；缺乏对西式选举政治的切身体验，以为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都享有完全公开的资讯和充分言论自由，无从理解选举政治中为保障特权团体所属意的代理人当选而从事的精细操作，以及这种操作和想象中「公平、广泛的全民参与」的根本差异。在这种对台湾的「资讯公开」和「言论自由」的理想化想象下，更无从体会：在长期经历日据时代的仇华／鄙华宣传、两蒋时代反共宣传、解严（所谓「民主化」）后的反中／厌中宣传后，台湾大多数民众已被洗脑而不自知，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却自以为具有完全独立的思考，在面对大陆和世界时自我限缩资讯管道，意识型态自我审查等等资讯品味及品质严重低落的现实困境。

面对现实的解读和面对现实的准备

对于这次选举，某些西方和两岸以外观察者的解读反而比较值得参考。「德国之声」泽林在〈讲求实际的岛民〉一文中认为：民进党损失惨重，显示「一个中国」不是台湾民众最大的烦恼，更不是唯一的烦恼；民众关心的重点在于维持现状，不愿承担两岸关系恶化的风险。香港评论员练乙铮在《纽约时报》发表以〈台湾会成为第一张被中国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吗？〉为题的文章，认为民进党的失败「揭示了北京对台湾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对于大陆而言，消除针对台湾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误读，才能避免盲目乐观，看清当下台湾人基于对实际利益的关注，将两岸关系工具化的倾向。同时，如果要将中国国力的真实增长转化为真实的影响力，显然有必要在诉诸血缘、文化亲近感之外，针对台湾40多年来的台独政治身分建设工程进行反制，将中华民族国族建构的重点置于「政治上的中国人」身分的建立和确认之上。古人早已体会到，是不是「夷狄」，关键在于文化而不在血统；今人也应该体认到：是不是中国人，在于政治，而不在血缘。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族建构曾面临、也正在面临多重的挑战，其中不存在捷径。仅强调传统中国的遗产，不面对中国所处的现代国际与国内处境，难以应对这类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对台湾的政治与选举抱持错误解读的知识界人士，多数都是目前的社会中坚。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人的知识结构多数较为单一，对世界（尤其是大陆以外的世界）的了解相对有限。对他们不了解的部分，往往只能借助建立在相对狭窄的个人经验基础之上的想象。反之，大陆年轻世代在知识结构、资讯获得、个人和民族自信方面的大幅提升，使得他们对台湾政治的解读能力和正确程度超过他们的前辈。大陆年轻一代很快就会感受到：韩国瑜胜选，只是为经济困窘的台湾人和政治焦虑的大陆人打了一针麻醉剂，长远而言，只能延长，而不是缩短两岸人民因分治而导致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