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五十多岁了，开始做智行基金会的时候才三十出头。我没有结婚，但是我儿孙满堂，拥有23000多个孩子，如今孙子孙女也一大群了。

这种成就感和满足感，金钱买不到，令我觉得一生没白过，死而无憾。

2002年初的那个冬天，寒风像刀一样割在脸上，我跟着“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师到河南一个艾滋病村，走进一间间低矮破败的房屋，眼睁睁看着里面绝望而痛苦挣扎着的生命，亲眼目睹艾滋病村触目惊心的惨状。我就知道，我的人生被改变了。

▲这个孩子的父母都死于艾滋

这是一个和我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上吊身亡的农妇已经死去多日，而她两岁半的孩子正哭喊着“下来！下来！”饿得发慌的孩子有些哭不动，就用嘴啃噬着母亲的后脚跟。身亡的农妇和她的孩子都患有艾滋。

一个瘦小的男孩，吃力地推着木头车，带他患有艾滋病的父亲去晒太阳。

一个妇女坐在床上无助地哭泣，地上铺了几个麻袋几件破衣服，上面躺着赤身裸体，骨瘦如柴，濒临死亡的患病孩子……

▲临终的孩子

好多好多个村子，都是这样的情况，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4-6个感染了艾滋病——阴暗破陋的房屋，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年轻身体，伴随着疱疹、痔疮、腹泻及发烧……还有感染者因为绝望而自杀！

这里是人间地狱。

我站在那个充满着贫穷和苦难的村庄里，想起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这样一个镜头：商人辛德勒站在山上，看见山下无数正遭纳粹军队凌辱的犹太人，内心无比触动。

我看到很多与我几乎同龄的农民。他们和我一样聪明，只是因为出生在贫穷的地方，所以命运和我完全不同。我意识到，很多东西的得来，并不是因为你有多聪明，而是因为你幸运。我觉得应该用自己的幸运，去帮助比我不幸的人。

我在香港出生，14岁跟着父母移民美国。18岁那年，我以全年级第二名（一个年级600多人）从美国三藩市高中毕业，考入哥伦比亚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到哈佛大学读完硕士，我进入华尔街投行工作，27岁任瑞士银行的联席董事。29岁，我在法国一家瑞士银行做副总裁，年薪百万美元。

▲和同学去旅游

我的梦想是成为华尔街最出色的银行家。

公司有四架私人飞机，平常出差可以乘坐，上下班有豪华专车接送。我工作第一年就在纽约买了房子。每天出入各种名利场所，财富地位都不缺，人生一路顺风顺水。

虽然我没有在内地长大，但我十六七岁时就已经一个人走过内地很多地方。在哈佛大学，我师从儒学家杜维明，待得最多的就是燕京图书馆，我非常热爱中华传统文化。

▲这个少年有点帅

1995年，我被银行派驻香港，经常要到内地来洽谈投资项目。因为我的高中老师死于艾滋病，我一直关注艾滋病，但让我惊讶的是，内地很多人连“艾滋病”这三个字都没听说过！

1998年，我拿着100元港币在香港开了一个银行账户，注册了“香港智行基金会”，开始在内地和香港做一些艾滋病预防宣传和安全套发放工作，用业余时间参加政府和联合国举办的一些艾滋病工作会议。

“智行”的意思是，把智慧付诸于行动，去帮助人。如果光有智慧，没有慈悲，不去帮助人，智慧就白白浪费了。如果你的智慧只是为自己一个人所用，那也不是大智慧，那是很自私的行为。

2001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参加一个艾滋病研讨会议，遇到来北京看病的河南父子俩，经老家的医生诊断，他俩得了艾滋病。

一问他们家里的情况，我就很好奇，在那么偏僻的农村，没有红灯区、也没有商业性行为，也不可能吸食毒品，怎么会有艾滋病？他俩却说“村里很多人都得了这病，很多人都死了……”听到他们说村子里的人都卖血，我才知道怎么回事。

▲和高耀洁老师到河南

2002年1月，我和大陆“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师，第一次去了父子俩所在的河南某艾滋病村。

▲村里有很多这样患病的家庭

我看到一个奶奶抱着两个孙子，小哥俩骨瘦如柴，都感染了艾滋，孩子的父母已因艾滋病去世。奶奶跟我说：“等我两个孩子都走了，我也该走了。”

我还见到一个因患艾滋病死在家里的人，没有人敢进去抬他的尸体；有一个小孩在屋子里跟着死去的爸爸，饿了两天，大家都怕接近这个孩子，怕会带来噩运……

即使是健康的孩子，也因为家庭的贫穷辍学在家，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我看到的是巨大的苦难，我们同生为人，我无法转过头去。

走访完艾滋病家庭，连续失眠几天之后，我决定从艾滋遗孤入手。

我想，再过20年，爷爷奶奶那一代人，会慢慢地自然死亡，卖血的青壮年，会因艾滋病离开。农村唯一的希望，只有靠这些孩子了。

这些孩子从出生起就被异样的眼光包围，他们内心受到的创伤无法评估，我要去关心他们，让他们知道，每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我要帮助他们考上大学、走上正道，变成一个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祖籍广东，曾祖父时举家搬迁到上海做生意。虽然祖父是富二代，依然学习很刻苦，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

我的家训是：不管贫穷还是富有，对后代、对孩子来说，排在第一位的事就是接受教育。

只要一场战争或一场天灾人祸，财产再多都会灰飞烟灭，但受过的教育和学到的技能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这才是孩子受益终生的财富。

当时祖父可能也没想到，这条家训的价值这么快就得到了验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被日军攻陷，我们一家先搬回了广州，很快广州也没守住，我们又逃难到香港。

都是一穷二白的难民，没文化的人就只能靠体力谋生，甚至体力活也找不到。我祖父是大学毕业，还会英语，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香港重建家园。

▲到杜家祠堂祭拜

当我第一次来到河南艾滋病村，面对这么庞大的艾滋病群体，我就下定决心帮助艾滋孤儿读书、接受教育，让他们的人生可以自立，也是受到杜家家训的影响。

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这些艾滋孤儿没人帮，他们未来的命运，只能是一代代悲苦的轮回。我决定放弃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助艾滋遗孤的行动中。

除了妈妈苦口婆心地劝我，还有更多的人说我傻，很笨。他们觉得我疯了，大好的前程不要，却让自己陷入可怕的艾滋病泥沼。

但也有很多做金融的朋友和同事，尊重和支持我的选择，觉得金融圈子里能有人去做这样的事，值得敬佩。

我妹妹也很支持我，对我很照顾，知道我平时比较忙，我的衣服都是她帮我买的。

▲曾经的我也是一枚小鲜肉

我之所以那么决绝地辞职来做这件事，除了强烈地感觉到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现实困难。募集不到资金，前两个学期的助学金都是我拿出的个人积蓄。

为了保护孩子们的隐私，我连最基本的善款去向公开、使用透明都没法做。不能公开受助人信息，也不能说这些人在哪里，没有资助名单、没有贫困证明、没有学费发票或收据……筹款的难度可想而知，只能靠大家对我个人的信任，相当于你把钱捐给我，只是你信任我去做善事了。

那真是很艰难的一段时光，我自己的钱花光了，全靠金融界的朋友毫无怨言慷慨解囊。

▲我还是没能救活她

当地政府觉得，我这样一个华侨过来帮忙，肯定是有动机的，要么是来传教宣传西方文化，要么是来骗钱的。刚到河南时，飞车跟踪、礼貌驱逐、悬赏缉拿等都遇到过。

只要政府得到“线报”，马上就会派工作人员出来拦截，把我们堵在村里，然后送我们到县城。有时也会跟我们礼貌地说，“艾滋病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的好意，别再来了。”然后就送我们上车，礼送出境！

▲很拉风的交通工具

刚开始的大半年，我几乎都是和当地政府在打游击战，刚被他们撵出来，看他们走远了，我就想办法再回去。有时候是在农民的带领下去寻找孩子。有时候则是通过当地学校与孩子取得联系。或者和村医联系，村里谁发病，村医一定知道。

有一些官员很善良，他们也想解决问题，除了摩擦，也有交流，还有观察。有一个县，我前两次去都被送上大巴赶出境，到了第三次他们才接受我们过去发放物资，同意在他们的监督下开展工作。

▲哪里有需要救助的孩子，哪里就是我的家

我能一直坚持到今天，无论遇到什么阻挠都没有放弃，得益于我在银行积累的经验：永远要懂得换位思考，永远站在客户的立场，懂得如何满足对方的要求。为了做成某件事，愿意用尽所有角度探索问题的症结所在，直到目标达成一致。

哪怕今天谈不成，我保持一个友好关系，下星期再来谈，直到双方互相妥协。

后来跟官员打交道较多了，他们说：“杜老师啊，以前你来时，我们对你有冒犯，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居然会完全无所图、不求回报地去做好事。”

▲派发资助物资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很多务实派官员来处理流行病的问题。从此以后，智行基金在河南、安徽等地的身份终于公开获得了承认，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东躲西藏地开展工作了。

我们在艾滋病村资助的孩子第一年127个，第二年200个，现在已经资助23000多人。

▲家访

在创办智行基金会之前，我曾跟着香港一个公益组织来内地发放过助学金。我拿着能资助50个孩子的助学金，却发现那里有70个孩子需要帮助。

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他们会在资助人面前斗穷、斗惨、斗可怜。

所以去河南艾滋病村之前，我就想好了，那些孩子已经够惨了，不用他们再通过斗穷、斗惨来获得帮助。我到第一个村子，就跟他们说，不设限额，只要符合“艾滋病孤儿”这个客观标准，我就有足够的钱保证这个村的每一个艾滋遗孤都能受到资助。

这个原则一直沿用到现在，如果我们新开发一个项目，也绝不会提前预设名额。从那时起，我还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我本人必须跟每一个智行资助的孩子见一面，到每一个孩子家里去家访。

▲家访

2005年开始，改为跟资助的大学生见面，现在一年资助300多名大学生，每一个我都会跟他们面对面交流。很多孩子后来都跟我说，我的谈话让他终生难忘。

我是跟恒生银行的创办人何先生学的，他们有一个发放奖学金的基金会，对受助人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款项，但他们最难忘的，其实是在去哈佛前，何先生与基金会主席亲自与他们一起吃午餐。他们觉得很受重视，也倍受鼓舞，更不会辜负基金会的期望。

所以无论我有多忙，也会亲自跟他们见面聊天，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关心他们父母的情况以及艾滋病对家庭的影响，家里有无需要资助的弟弟妹妹等。

我想让孩子们不仅仅是得到金钱的救助，还要让他们感受到，除了物质帮助以外的人文关怀和精神力量。

▲杜爸爸和长大的小海星们

2007年开始，智行跟德鲁克合作开展为期6天的创业培训班，已经累计办了十多届。大学毕业后想回家创业的，我们可以提供小额贷款，如果愿意读硕士、博士的，智行也愿意供读到底。

为了让那些已经走出大学校园的艾滋孤儿更好地成长，我还成立了一个私董会，组织他们每年聚会三到五次，我有时间都会尽量参加。私董会就像一个CEO的综合教练，教给他们如何克服困难，面对挫折，树立自信，以及如何去服务社会。

▲清明节带孩子去拜祭他们的父母，以前答应了父母照顾孩子，我总算没有辜负他们

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因为艾滋病去世了，我就是他们的亲人，他们的“爸爸”，每一个孩子，我都不能只是资助他们，我必须陪伴他们一路走下去，看着他们长大，结婚生子，帮助他们在事业、爱情、人生和家庭等方面更好地发展，有一个更快乐的人生。

▲小海星拿到奖学金到英国读研，我路过伦敦，带他去装文艺范，游博物馆

既然帮了那些在学习上有天赋的孩子，对于不想读书的艾滋遗孤我也不能不管，“海上青焙坊”是智行与上海慈善基金会合作的项目，专门为来自困难家庭的17岁至23岁的中国青年提供无偿法式烘焙培训。

▲海上青焙坊学员

我们在上海南京西路注册成立了village127法式面包坊，除了为“海上青焙坊”学员提供就业，赚取的利润三分之一做助学，三分之一支持海上青焙坊，剩下三分之一用于village127自身发展。现在已经培养了两百多位西点面包师。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河南农村我们还有一家环保袋厂。曾经有一家爱心企业捐助了二十万元，如果分给每个家庭，一下就花光了。农村有很多艾滋病妇女，她们干不了农活，也不能外出打工，我想让她们能自力更生，有尊严地活着。

所以，我把爱心企业捐助的二十万建了一家环保袋加工厂，让她们通过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这对她们的家庭，她们自己的生命品质提升都意义重大。这家小厂解决了十多个艾滋妇女的就业问题，她们觉得比领救济金更有尊严，自己更有存在的价值。

▲加工环保袋

十多年前，我们最初资助的大学生，陆续毕业了。有人说：“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没必要再去管他们了。”

其实这才是我们新关系的开始，以前是我们照顾他们，那他们大学毕业了，我还得继续培养他们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让他们去帮助更多的人。社会也应让受助过的人出来，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公益服务。

第一，有这么多社会资源帮他们走出了困境、脱离了阴影，他们应该站出来现身说法帮帮其他人，这也是履行社会责任；第二，只有他们的内心愿意面对真实的自己，面对过往的经历，才算真正的强大。我才放心。

我告诉孩子们：不要害怕别人的歧视，你们要克服自己的心魔，内心强大最重要。

▲智爱骑士。由小海星和志愿者自发组织的公益骑行活动，呼吁更多的人保护环境，关注公益，传递爱心

2004年，是智行最有创造力的一年，也是工作进展最大的一年，我个人却在这一年走进了精神状态的谷底。

▲到处募捐

我每天不是在农村一户户走访，就是在开会、募捐或演讲……在这些工作的间隙，还要面试学生、接受采访、参加孩子们的活动，每天从早上八点一直忙到凌晨3点左右休息……

每天都是这样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没有喘息。以前我做的都是几十个亿的项目，现在不得不为了让大家捐几十，一百地到处奔走、演讲。

▲走在乡间泥泞的小路上

我得忍受生活环境的巨大落差和不习惯。每次进村走访、发放助学金和物资都要好几天，不得不住在村民家或路边小旅店里。

在河南农村，我人生第一次见识并用了蹲坑这样的厕所，特别是排大便时，我蹲在那里，就有两条狗在我后面等着，我刚拉出来，它们就会凑上来抢食，我就会觉得很别扭、也不安全，只好挪动下，它们吃完会马上跟过来再抢，我就只能再挪动……

▲进村家访

那边很多厨房和厕所都是挨着的，苍蝇刚踩过大便马上又来踩食品，细菌、病毒很容易传播。我经常会教育孩子们，大便前后要洗手，现在我还编排了很多生理卫生课，给他们远程视频教学。

2004年上半年张国荣自杀，年底梅艳芳也走了，他俩都是我的朋友，也是智行的支持者，参与了智行的很多活动。我好像也开始徘徊在抑郁症的边缘。

▲看望奄奄一息的艾滋病患者

我做的家访太多，看到的惨剧实在太惨了，有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艾滋孤儿，他们经历的苦难就像发生在我身上一样。慢慢累积了很多负能量，那时的照片我没有笑容，经常会变得很愤怒，并握紧拳头。我开始怀疑人生，经常在睡觉时做噩梦，半夜无缘无故地哭着醒来。

▲我走过超过100个贫困县

以前从来不会为钱发愁，现在总是为钱发愁，孩子们的学费常常没有着落。中国的艾滋遗孤有几十万，我感觉自己的力量太过渺小，救不完。我开始失眠，暴饮暴食折磨自己。

我觉得人生很乏味，就像一场牌局，已经知道胜负，或者明白知道哪几种结局，可预见已经没惊喜了……我不停地问自己，怎么办，怎么办？

▲搭帐篷睡，好冷

那时，还有一个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家，叫张纯如，住在美国，因为写南京大屠杀时代入感太强了，诱发抑郁症后自杀了。

既然人生已经没有个人的意义，为什么我还要充满热情地活下去？我开始探索宗教，提醒自己说决不能跟她那样，不能“能医不自医”。

好友白先勇安慰我：“尽管杯水车薪，但只要帮助了一个人，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我猛然顿悟，是啊，这就好像海滩上成千上万，快要干死的海星，我们只能一个一个把它抛回海里。虽然我们救助的也许不到万分之一，但对被救助的那个海星而言，就是百分之百啊。

▲和好友在一起

幸运的是，我能在有意识时用天然的方式来处理抑郁症，从来没有服用过治疗抑郁症的药物，靠自己一点点敏感的意识和毅力，慢慢走出阴影。

因为我把生命的意义已经从个人生存变为服务别人，帮助更多人，我不是为自己活，有那么多的艾滋遗孤需要我。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快快乐乐地陪伴孩子们成长。

我把我的孩子们都叫做“小海星”。

▲过年，小海星们来拜年。我这空巢老人还担心下大雪没人来呢

智行陆续推出了很多项目，最早资助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2005年开始资助大学生、研究生。十几年来，我审阅过上万份学生申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中国的贫穷问题和重男轻女问题太严重了，艾滋病更是让这些家庭雪上加霜。

让下一代接受教育是最好的脱贫方式。

▲小海星画的杜爸爸像不像

17年来，智行基金会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河南、安徽、云南、广西等地设了14个办公室，我走遍全国100多个县的贫困村家访，募集资金两亿多元，帮助的艾滋遗孤23000多名。孩子们陆续长大，现已成为各个岗位上有用的人才。

去年，我带着志愿者下乡，看望智行基金会资助的家庭，看到他们如今的生活，我万分庆幸自己的坚持。

▲河南小县城的午夜大街，我和孩子们扮马路天使

一个农村如果有几个孩子考上大学，都高兴到要放鞭炮了。智行资助的孩子们，除了要面对贫穷，还要遭受艾滋病带来的心灵创伤和周边人的歧视，学习很不容易。我们资助的其中一个村，人口2300，有95个孩子考上大学。

▲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这些年，我们资助的孩子有4000人考上大学，不少考上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中山大学等，自己拿到奖学金，在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地读书的也有。今年还有清华大学的博士后呢。

前几个月，智行曾经资助的一个学生，如今已经工作，他特意到智行办公室退还资助学费4000元，另外又捐款2000元。我很感恩他懂得感恩。

智行还成立了各种通过艺术手法帮他们疗伤的培训班，希望他们成长为行为自立，心理强大的社会人。举办艾滋孤儿的夏令营，带他们出去看世界，让他们有人生的奋斗目标。

▲一天跑一个城市，为了参加多个夏令营，差点中暑，见到孩子们后，又精神起来了

智行不仅把这些孩子送进高中、大学，针对那些无法接受正规教育的孩子，我们还会帮助他们完成，从职业技能培训到就业的一条龙计划。

2016年，我们的“海上青焙坊”培养的三名毕业生及面包师傅代表中国队，闯入法式面包世界杯总决赛，打赢了日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面包强国，获得第四名。

▲为小海星们骄傲

孩子们大了，我又要操心他们的终身大事。智行会定期组织适龄单身男女派对，帮他们牵线搭桥，组织家庭。我见证着一个又一个幸福的小家庭诞生。现在我早已经荣升爷爷啦。

▲我到处当证婚人。两万多个孩子，光是发红包已经够我破产。快乐地破产着

我至今没有结婚，就当那23000多个孩子都是我的孩子，我的使命就是要把他们一个个培养成才，不仅要自力更生、生活幸福，还要知恩图报，回馈社会。

我每年有四五十场演讲，过去十几年可能讲了600多场，现场听众超过30万人。

▲20周年晚宴上，孩子们要看看爸爸有多重

一方面是想培养年轻人要有社会责任心，不能只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专长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去做对社会有用的事。

现在智行基金的员工，有70%是受过智行资助，再回来服务社会的海星们。

另一方面，我想推行公益生活化。未来的公益事业，不应该靠人家单纯地捐钱，也希望公益能融入大家的生活。比如，你让每个人捐20元钱给智行，可能比较难，如果让他每天来智行的慈善咖啡店或社会企业village127买杯咖啡或买个面包，就比较容易。

▲智行基金会从小资助的两个海星，大学毕业后，喜结连理，产下龙凤胎。杜爷爷开心到整晚睡不着觉

曾经我也和很多人一样，想着退休前要赚够多少钱。智行基金会的工作，让我看到很多病苦和死亡，但这些负面的东西、没有把我变得悲观消极，反而让我更懂得惜福感恩、看淡名利、积极快乐的过好每一天，每天都有如过生日。

我跟孩子们开玩笑，以前我是富爸爸，现在我是穷爸爸。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没家庭，但是我有你们，两万多个孩子的爱。我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爸爸。

▲带孩子们坐云霄飞车，吓出魂

饱、暖、美食、名牌带来的是“肉体的快乐”；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是“精神快乐”；而我追求的快乐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后，让他人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更好的快乐！

褚时健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是经历过“活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人，过去如何、将来如何，都不重要，现在、目前，就是一辈子。做人的魅力在于，你是否是真实的自己。

我很幸运，我不用在意别人眼中的我是否成功，我一直在活真实的自己。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没有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