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从来没有公平过。

3月18日，Hanushek 和哈佛大学教育政策项目的负责人、公共政策学者 Paul E. Peterson 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网站上发表了一项关于美国50年来学生成绩贫富分化的研究，引起了热议。

这项研究分析了近50年来美国270万学生的初高中标准化测试成绩，发现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成绩和高收入家庭的学生的成绩相差3-4年，而且这个趋势持续了超过40年。

Peterson 和 Hanushek 以及同事搜集了美国1971年到2015年14-17岁学生的98项全国性测试成绩（数学、阅读和科学），以及这些学生的家庭收入背景等人口统计学信息。

这些全国性测试包括：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价（NAEP）、美国教育成就趋势调查（TIMSS），以及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

那么，在这项研究中，什么样的家庭算高收入家庭呢？

在这项研究中，20世纪50年代时，家里拥有洗碗机的美国家庭被认为是高收入家庭；而在21世纪初，学生拥有独立的卧室和个人电脑被认为是家庭高收入的良好指标。

这项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处于底层10%的17岁少年的成绩比家庭收入处于顶层10%的同龄少年要差得多，其差距相当于少上了3-4年学。更重要的是，对于17岁的美国少年来说，成绩的贫富差异在过去的40多年里并没有发生变化。

1954-2000年，出生于不同年份的美国人中，每一代最富有家庭（顶10%）和最贫困家庭（底10%）的学生的成绩差异（以标准差计）走势（蓝线）。

但这项研究中也不都是坏消息。好消息是，在过去的近50年里，对于13-15岁的青少年来说，贫富差距略有改善。14岁学生的数学、阅读和科学成绩每10年进步8%。不过，17岁学生的成绩却没有什么变化，每10年才进步2%。

Hanushek 认为，这项研究发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流动性的消极的信号。他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总是和学生的数学、阅读和科学的成绩息息相关；一些人认为收入不平等是个人选择的结果，然而教育不平等是不公平的，因为家庭经济状况不在儿童的掌控之中。

1960-2000年间，国家/地区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纵坐标）和学生成绩（横坐标）的关系。

图片来源：Hanushek, Eric A., and Ludger Woessmann. The knowledge capital of nations：Educ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MIT press, 2015.

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EPI）的杰出研究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学家 Richard Rothstein 表示，这项研究的结果和他过去的研究结果一致。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反对这项研究的结果，他们认为美国学生成绩的贫富差距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变大了，而不是没有发生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反对者是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 Sean Reardon。Reardon 发表于2011年的一项被引用了超过1500次的研究指出，从70年代到2000年，中学生成绩的贫富差距并没有保持不变，而是扩大了。

Reardon 的研究涵盖了1960-2007年的12项全国性测试，结果发现“2001年出生的这代人的成绩的贫富差距比70年代出生的人要大30-40%，比40年代早期出生的那代人要大75%。”

Reardon 认为，富人越来越看重孩子的教育并加大教育投入，可能是这个现象的成因。

不管过去40多年来美国学生成绩的贫富差异是扩大了，还是不变，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多数学者都对成绩的贫富差距感到忧心忡忡。

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经济学家 Richard Rothstein 曾说，“过去的10年里，美国的收入分布正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导致了学业成就的差异。”

哈佛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家 Robert Putnam 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美国富人和穷人不管是在生活、学习，还是养育儿女方面，都在变得越来越分化和不平等。”

贫富家庭的育儿成本差9倍

美国不同收入的家庭在育儿成本上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2013年发表在《人口统计学》（Demography）上的一项被引用了200多次的研究发现，1972年时，美国富裕阶层花在孩子身上的金钱是低收入家庭的5倍，到了2007年，这个比率扩大到了9倍，富裕阶层在儿女身上的投入几乎翻番，而低收入家庭的投入仅增长了20%。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公共政策学者 Meredith Phillips 2011年通过调查发现，在6岁前，富裕家庭的孩子平均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多花了1300小时的时间在家以外的地方，比如早教中心、博物馆、购物中心等地方；而到了上学的年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平均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多花了400小时在认字上。

政府砸的钱难道没有用吗？

自前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后，倍感压力的美国就推出了《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试图提高国民素质，赶超前苏联。

前苏联发射的篮球大小的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是第一个围绕地球旋转的人造物

@Mark Thiessen, National Geographic

此外，为了提升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美国第36任（1963-1969年）总统林登·约翰逊早在1964年就发起了the War on Poverty（向贫困宣战）的法案。1980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在补偿教育方案（旨在帮助有认知障碍或成绩低下的儿童获得成功的项目）上支出了5000亿美金，而在 Head Start 早教项目上则投入了2500亿美金。

这些钱砸到教育系统里，难道连个声响都没有吗？

研究公布后，Hanushek 和 Peterson 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中指出，美国政府向贫困宣战的政策基本上只是浪费钱财而已，联邦政府花费的数千亿资金并没有改善低收入儿童的教育成就。

Hanushek 和 Peterson 的观点并非特立独行，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此前的一项报告就指出，1971-2012年，近50年的K12资金投入并没有提高17岁少年在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SP）测试中的阅读和数学成绩。

1989年，Hanushek 自己对400项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后发现，学校预算和学生成绩之间“并没有很强的或是一致的关联”。

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Hanushek 和 Peterson 认为问题出在了教师团队的素质上。

Hanushek 表示，“从积极的方面看，美国开展了许多旨在消除教育贫富差距的计划，比如 Head Start 早教项目、对贫困生的联邦资助、特殊教育项目等等。

但是从消极的方面看，教师的质量却下降了，这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而言有着尤其恶劣的影响。而高中时的成绩差异将导致未来收入的差异，每一代都和上一代类似，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也会变得贫困。”

Head Start 早教项目

Peterson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教师质量也是造成成绩的贫富差距没有改善的一大因素，“有理由相信教师质量的下滑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来说有极为消极的影响，因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面对的是最没有教学经验的老师。”

Hanushek 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如果要在学校方面找成绩的贫富差距的原因，教师团队参差不齐是祸首，光给学校投钱，或是缩小班级的规模都不会让学生成功，而教师质量才是唯一值得投入的因素，“好的老师让学生成绩突飞猛进，坏的老师则是反面”，如果能把教师团队中最差的10%清除出去，那么学生将会获得巨大的进步。

家教差钱

当然了，造成成绩的贫富差距的另一个核心在于家庭。

Hanushek 表示，学生在校成绩受到家庭背景的强烈影响，对于这点学术界鲜有异议。

他认为，家庭经济状况通过许多途径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

比如，贫困家庭的孩子得不到基本的医疗和营养保障，因此大脑发育受到影响。又如，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会更多地同孩子说话，她们的词汇量也大于教育水平不足的母亲。

早在1966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 James Coleman 和同事发表在《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上的一项奠基性研究就发现，决定学习成绩的关键关键在于家庭，而不是学校的教学资源。

当 Coleman 受美国教育部委托开始研究教育不平等时，他对好的学校的定义是这样的：图书馆馆藏丰富，拥有尖端的科学实验室。起初 Coleman 猜测，这些教育基础设施投入是学生成功的关键。

可是，当 Coleman 撰写的长达737页的《教育机会均等调查》（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Survey）报告出炉时，他却全盘推翻了自己最初的设想。

这份报告指出，主导学生成绩的，是家庭——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收入和种族与儿童的学业成绩密切相关，而和班级的大小等教学资源不相关，学校额外的教育资源甚至根本不起作用。

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成绩的贫富差距的关键在于贫富差距导致的家教，以及文化的差异。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 James J. Heckman 等人认为，对于孩子的认知能力以及性格的养成来说，父母的教育和父母的收入同等重要，而且其重要性尤其体现在学前阶段，“人生早期的生存条件，以及这个阶段孩子接受的信息对他们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打倒贫困就万事大吉的思维定势上，将大错特错”。

因为讨论美国福利制度的著作《失落地：美国社会政策 ，1950-1980年》（Losing Ground：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而引起美国社会各界热议的作者、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政治经济学家 Charles Murray 则把收入不平等看作一种“症状而非病因”。

《失落地：美国社会政策 ，1950-1980年》

他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文化鸿沟，受过教育的人愈发倾向于和受过同等教育的人婚配，或者选择单身，“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和钱没有关系，而是文化使然。美国的底层阶级不断扩大，他们甚至都不能好好地照顾自己…”

《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人类嫌贫爱富的本质说了一段话——

我们都希望美名远扬、赢得尊敬，害怕落到名声扫地、为人不齿的下场。可是一旦我们进入社会，很快就会发现人们尊敬的不仅是智慧和美德，蔑视的也不仅是罪恶和愚昧。

...人们之所以一心向上爬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尊敬和钦佩，要达到这个梦寐以求的目标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勤学苦读、洁身自好，一是升官发财、飞黄腾达。而大多数人总是毫无私心地（这一点很奇怪）顶礼膜拜着财富和地位。

贫富差距这个问题，自古难解。可是，还有梦的孩子就要背负这个重担，尤其令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