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五四運動可以說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面對西方列強巧取豪奪、歷經苦難的情形下的一個自覺運動。它的導火索是因為1914年歐戰爆發後，日本利用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際，花了70多天打敗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駐軍，從而接收了青島和整個膠濟鐵路。而中國後來也加入了歐戰，派遣華工正式與德國、奧匈帝國宣戰。照理說，中國跟日本一樣同屬於戰勝國，但是卻在歐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上，有關德國在山東的利益，非但不能歸還中國，反而整個轉交給日本，而且還擴大了相關的利益。雖說弱國無外交，但巴黎和會罔顧正義原則，屈從於強權政治，導致了那時候以北京大學的青年學生為主，掀起了這一起波瀾壯闊的民主愛國運動。
　　　
　　五四運動對於古老的中國而言，具有非比尋常的文化啟蒙意義。就像康德所說的，“所謂啟蒙，就是要從歸咎於自己的未成年狀態中走出來”。未成年狀態是指一個人沒辦法獨立運用理性的狀態。所謂“從歸咎於自己的未成年狀態”是指當事人早已不是未成年人了，只是由於缺乏自信與勇氣而不敢去獨立運用自己的理性！“啟蒙”就是鼓勵每個人勇於將理性公開運用在與公共事務有關的事情上。

　　與五四運動相表裡的新文化運動把近代西方文明總括為“民主”與“科學”，其中包括國家主權、民主、法治、自由、人權、憲政、工業、科學、礦冶、水利等等，以群眾動員的方式，深深崁入全國國民的心中。當時五四運動起源於北京，但隨著天津、上海、南京、成都、開封、武漢、南昌、杭州...各地大學生的響應，而各地的工人、商會也都自動加入這一場運動。當然這場運動也免不了受到北洋政府內部黨派鬥爭的影響，各個政治黨派也在裡頭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所以如果說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來的專制帝王統治，創建民國；那可以說，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從根本上給歷史悠久的中華大地，帶來一個文化啟蒙運動。

　　1840年的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那真是三千年來未曾有的大變局。在過去三千年的歷史當中，中國的威脅主要是來自於北方，如：周朝的戎狄、漢初的匈奴、唐朝的突厥、 宋朝的契丹和女真，以至於明朝的滿清，無不來自於北方，從來沒有從遠隔萬里之外帶著船堅砲利，經過工業革命的洗禮之後，小小英倫三島就可以把天朝給擊敗了。緊接著而來的兩次英法聯軍與對日的甲午戰爭，乃至於1900年的八國聯軍，而太平天國也肆虐了十幾年，可以說內憂外患不斷，這種種疊加在一起，就是五四運動的背景。

　　五四運動提出“德先生”跟“賽先生”，也就是要用民主與科學來救中國，但是由於國內軍閥混戰，而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蠶食鯨吞步伐加緊，雖然說孫中山在廣東成立軍政府，創辦黃埔軍校，蔣介石接手後，縱然北伐統一全國，但畢竟各地實質上還是處於軍閥割據、畫地為王的情況，這一種局勢也為共產黨的崛起提供了絕佳的機會。跟各地的軍閥相比，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只不過是另外一個軍閥而已，這些軍閥缺少革命理想跟建國方略。軍閥最關心的是劃地為王，維護自己的地盤，根本不會考慮到如何重建中國。

　　蔣介石雖然標榜三民主義，但是從1927年國共決裂之後，蔣介石已經背叛孫中山的理想。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之後，只是口頭上喊著“三民主義”，實際上就是一個大軍閥， 但因為他是名義上的共主， 要領導這個國家也常常心有餘而力不足。就在這種情形下，日本加快對華的侵略，先是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接著對熱河、綏遠、察哈爾地區加快了掠奪的腳步，繼而成立華北防共自治政府以及滿洲國。終於在1937年7月7日引爆了全面的中日戰爭。經過8年的浴血抗戰，終於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共同努力之下擊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贏得抗戰的最終勝利。但此時國、共兩黨為了如何和平建國爭議不斷，雖然曾經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在其他各民主黨派的參與下，得出修憲的基本原則，但後來由於國民黨內部右派的堅決反對，而片面撕毀了這個來之不易的成果，導致國共內戰全面開打。由於國民黨的貪污腐敗，再加上特務橫行，暗殺敢於建言直諫的知識份子，如聞一多、李公樸等，致使知識份子大多倒向了共產黨，而民主黨派也一樣。這反映了民心的向背，這導致1949年 國民政府撤守台灣，而共產黨則成為新中國的主人。

　　國民政府撤守台灣之際風雨飄搖，1950年6月25號爆發韓戰，第三天6月27日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這在政治上以及軍事上等於是給國民黨吃下了一顆定心丸。但是自此也開啟了台灣成為“中（共）美兩強”軍事對峙的最前線地帶。台灣雖然有心發展經濟，卻一直力不從心，吸引不到外資。這要等到1972年2月28日，尼克森與周恩來在上海衡山賓館簽署了《上海公報》之後， 形勢才得到改變。由於《上海公報》的簽署，“中（共）美兩強”達成了諒解，正因為如此，嗅覺最敏感的猶太商人就先到台灣來投資了，接著日本的資金源源不斷以中（台）、日合資的方式，東南亞的華僑也大量到台灣來投資。此時蔣經國適時推出“十大建設”，擴大內需吸引外資，從而成就了台灣的經濟奇蹟，讓台灣的人均所得從1971年的403塊美金，而到1993年突破一萬美金，使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反觀大陸從1949年之後，由於內亂停止，第一個十年，經濟成長都可以保持在8%左右， 但是從1957年以後政治運動不斷，尤其到1966年爆發了不幸的文化大革命，這一切要到1978年年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才能得到撥亂反正。美國這時已經決定在隔年的元旦跟中共正式建交。換句話說，從1949年以來國際局勢，隨著中（共）、美正式建交而發生巨變。這也使得中共對台的政策產生重大影響，向來是要以武力解放台灣，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就把這個政策調整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這就是1979年元旦中共與美國建交那天，中共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的背景。而當時大陸的人均所得還不到100塊美金，而台灣的人均所得已經超過了1500塊美金，台灣同胞的生活水平遠遠高於大陸同胞，因此擺在鄧小平面前最嚴肅的課題就是如何發展經濟，而這也正是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政治報告的主題“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就開啟了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新局面。 改革開放這4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蹟。在這40年內，中國的人均所得增長了超過100倍， 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增長超過40倍，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增長了200倍。這40年使中國從一窮二白，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可預見的未來，馬上就要取代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這可說是苦難的中國，這一百七、八十年來，所有仁人志士所期待的已經成為現實。

　　只可惜就在大陸以台灣為樣板，急起直追的時候， 台灣卻由於1986年所啟動的民主化被扭曲為本土化，甚至台獨化，致使台灣的經濟從1993年以後，就遲滯不進。而兩岸關係也因為台灣的去中國化，顯得動盪不安。歷史的發展往往是很弔詭的，想當年1966年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時，蔣介石馬上在隔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而且親自擔任主任委員，並且把孫中山的生日11月12日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那時大陸正在“破四舊，立四新”， 對傳統文化無情地肆意破壞，其破壞的程度遠超過太平天國。正由於蔣介石的登高一呼，動用公家的資源，資助出版社，影印發行珍藏在國家圖書館以及故宮博物院的善本古籍，然後又有很多的政策來補貼發行經典的今註、今譯，使得當時台灣成為全世界漢學研究的重鎮。可惜由於李登輝的“獨台”思想，緊接著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再加上馬英九的“不統”主張，一路下來，整個台灣社會瀰漫在去中國化的氛圍當中。就在此時大陸興起了國學熱，各地書院林立，到處修復原有的書院。而中共更在此時做出一系列重大的決策來支持弘揚與傳承中國傳統文化，這就使得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在不知不覺當中，台灣自己放棄而由大陸來接收了。大陸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從改革開放以後，就漸漸鬆綁，尤其從中共十八大之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因為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造訪曲阜，徹底得到除罪化。因此最近6年多來傳統文化的復興，可以說是如火如荼。《四書》、《五經》已經全面放進大、中、小學的教材裡頭，甚至連國家公務員考試也把《易經》列入考試項目，在中國共產黨主政之下，傳統文化迎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五四運動在某種意義上，催生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國民黨當局對於五四運動諱莫如深，不是五五開，就是三七開。而國民黨對五四運動的批評，常常就集中在五四運動是反傳統的、是否定傳統文化的，而打倒孔家店、打倒孔老二，就是最鮮明的例子。我們不能否認五四運動當然有過激的主張，但總體來講五四運動所扮演的文化啟蒙的角色，是任誰都沒有辦法否認的。今天中國人終於在經濟上取得輝煌的成就，也終於在經濟上恢復了應有的地位，這就讓我們能夠重新恢復文化自信，以一個更加平和的心態來面對未來、面對世界。事實上，傳統文化在過去的一百七、八十年裡頭，一被認為是中國要完成現代化的絆腳石，這個情況要到上個世紀70年代“亞洲四小龍”的出現才發生轉變。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亞洲四小龍”的出現，是絕無僅有的。

　　平心而論，從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大航海時代開始來說，像西班牙、葡萄牙在15世紀末，教皇甚至把地球就劃分給西班牙跟葡萄牙兩國，16世紀基本上可以說是西班牙跟葡萄牙的世紀。而17、18世紀，則是由英國與荷蘭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他們分別在1600年跟1602年成立了東印度公司，後來法國、瑞典都加入了這個行列。這些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哪一個不是靠著船堅砲利，對於亞、非、拉的地區巧取豪奪？以美國為例，美國為了西部大開發，屠殺印地安人至少 3000萬人以上；英國入侵澳洲時，把當地的土著當成狒狒，進行種族屠殺；而俄羅斯只花了300年不到的時間，就把他的國土延伸到鄂霍次克海，其實那只不過是沿襲當年蒙古人欽察汗國的足跡往東一路征討，開疆闢土；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就更不在話下。

　　換句話說，這些所謂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像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比利時、瑞典、美國、俄羅斯、日本毫無例外都是以犧牲別的國家、別的民族的利益，奴役別人、侵略別人，來繁榮自己的母國。而“亞洲四小龍”像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是靠著侵略別人、奴役別人，卻能夠完成工業化，這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例子。因此在上個世紀80年代，在海外的華人知識圈裡頭，就有不少人開始探討這個問題，他們借用德國的社會思想家馬克思．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指出亞洲四小龍之所以能完成工業化，主要就是因為這四個國家或地區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就是他們都受到儒家思想的薰陶。他們都非常重視家庭的觀念與子女教育，非常重視勤奮跟節儉的價值，就是因為這種文化基因，使得亞洲四小龍可以不藉著侵略別人、奴役別人而完成現代化。

　　這可以說是過去這一百七、八十年來，第一次從正面的角度來評價傳統文化，認為傳統文化不但不是現代化的絆腳石，甚至是完成現代化的有效助力。其實筆者在上個世紀80年代還在德國求學的時候，就曾經在書店裡面看到一本《儒家共產主義》的著作，這是1984年出版的。作者顯然是認為1978年以後，中共所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就是採用儒家思想來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那時亞洲四小龍的出現乃是受到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影響，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了，那這位德國作者會寫這麼一本《儒家共產主義》的書， 顯然是在預測將來除了這“四小龍”以外，還會有一條超級巨龍騰飛在東亞的上空。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可以合理地期待，過去七、八百年來，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東亞文明圈裡頭的越南和朝鮮，只要他們能夠善用儒家的傳統文化元素，要完成現代化，也是指日可期的。

　　中國的崛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過去有很多關於中西文化的比較，以五四運動為例，當時因為缺乏文化自信，就很容易把中國看成是舊的，西方是新的；中國是落後的，西方是進步的。但是今天我們在經濟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我們對自己的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跟信心之後，我們今天再來比較中西文化，那顯然就會呈現出一些新的視野。筆者從中學時期就非常關注國家的前途，記得從中學開始，我就發誓不讀當代人的著作，因為我想要是當代人的著作管用的話，怎麼今天中國還是處於挨打的局面？

　　所以從中學開始，我只讀兩種書：一種是中國的古書，另一種是近現代西洋的名著。我讀中國的古書，像我從高一開始讀《論語》、《孟子》，高二開始自學《易經》，高三開始讀《近思錄》跟《傳習錄》，因為我是孔子的信徒，我深深以作為一個中國人為榮。而《易經》作為群經之首，是中國文化的大根大本，所以我從高二開始自學《易經》，到今天也快50年了，仍然樂此不疲。而到現在我對宋明理學仍一直抱持著高度的興趣，《近思錄》代表宋學的綱領，《傳習錄》則是代表陸王心學的經典。而對於西洋的學問，我著重在法政思想，後來我到德國專攻憲法和康德哲學。

　　還記得我剛剛要到德國念書的時候，把我帶進康德門檻的恩師黃振華教授就提醒我說：“高正，你到德國去，跟德國人吃飯的時候，喝湯不要出聲音。”我就謹記在心，然後當我到德國不到一個月，在一個社交場合認識了波恩地區的公證人Dr. Lambert夫婦，他們就邀請我到他家享用德國餐。第一道菜就是湯，我就按照老師的交代，喝湯不出聲音，也就是一定要把湯匙舀起湯之後，放進嘴巴裡面，再把這個湯嚥下去。因為德國的湯是溫的，所以我喝湯時沒有讓老師丟臉。不到一個禮拜之後，我回請Dr. Lambert夫婦，我找了一家中國餐館宴請他們，在中國餐館上來的第一道菜也是湯。我就發現有問題了，因為中國的湯是燙的，如果按照德國人那種喝法，一定會燙傷喉嚨。所以我就先跟Dr. Lambert夫婦解釋說，我們中國人喝的湯跟德國人喝的湯是不一樣的，德國人喝的湯是溫的，而我們中國人喝的湯是燙的，不燙就不叫湯。所以你要享用中國美食，一定要先把湯舀起來，先在嘴邊吹吹，然後再徐徐吸進口中，而不是像喝德國湯一般，一口將湯送進嘴裡吞下去，這樣才不會傷到喉嚨。他們夫婦倆就按照我的話，就舀起一口湯，然後吹一吹再慢慢吸進去，他們說：“哎呀！我們吃中國菜這麼久，今天吃得最高興。”我就利用這個機會跟Dr. Lambert夫婦講，我們交往就是在從事中、德文化交流，我認為在文化交流的時候，吃德國餐就要按照吃德國餐的規矩；吃中國菜，就要按照吃中國菜的禮儀。

　　就以喝湯為例，絕對不能硬是把德國喝湯的規矩，給套到吃中國菜裡面來，這就是文化自信的一個小例子。等到我快要完成德國學業的時候，我愛人在1984年年底，要先帶著兩個兒子回台灣，我的博導貝特蘭教授全家送我們到杜塞爾多夫國際機場，因為我的博導非常疼愛我兩個兒子，就說希望他們20年後還能夠再到德國來留學。我當場臉色大變，老師就問我怎麼了？我就跟我老師講說：“親愛的老師，要是連我朱高正的兒子，20年後都還要再到德國來留學，那您認為我們中國人到底還要再到德國留學幾代啊？我的願望不大，我希望30年後，您的孫子能夠到中國來跟我寫博士論文。”我老師聽了我這句話之後，很高興地說，他總算沒有看錯人。我想這也是文化自信的另外一個表現。

　　其實，在我鑽研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哲學這四、五十年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可以總結為三個字，那就是“仁”、“中”、“家”。 首先講“仁”，“仁”是儒家的開山祖師爺孔夫子最高的道德理想。我們講“仁”，五常之德，也就是“仁、義、禮、智、信”，其核心就是“仁”。像朱夫子就講過，“仁”就像太極一樣，講一個那就是“仁”；如果要講兩個，那就相當於“兩儀”，那就是“仁”代表陽儀；“義”代表陰儀；如果要講四個的話，那叫做“四象”，就是“仁、義、禮、智”，“仁”代表少陽，“禮”代表老陽，“義”代表少陰，“智”代表老陰；如果要講五個的話，那就是“仁、義、禮、智、信”：“仁”在東方配木，“禮”在南方配火，“義”在西方配金，“智”在北方配水，“信”在中間配土，就叫“五行”，也叫“五常之德”。

　　所以在儒家思想裡頭，“仁”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仁、義、禮、智、信，這五常之德在每個人出生的時候就由上天所賦予。這種天生的善性就是大家所共有的“人性”，所不同的是，由於後天稟賦的關係，而有清濁偏全之別。因此孟子才有四端之說，認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善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二帝三王與孔子代代相傳的人性本善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對爾後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相對於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原罪論，正是鮮明的對比。西方認為人生而有罪，有待上帝的救贖。只有上帝的“選民”才能得到救贖，這種古老以色列的“選民”思想一直流傳到現在。因為這種思想再配合上近現代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歷史觀，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的“白人至上主義”。他們自己在還沒接受基督前是野蠻無文，在大航海時代，見到非洲、印度半島沿岸、東南亞等“香料群島”以及美洲的各民族也大多野蠻無文，更加深了這種成見；在接觸中國之前，他們總以為只有皈依基督教才算文明。這種狹隘的歷史觀嚴重影響了近代歷史發展的軌跡。

　 “仁”之所以作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最大的一個區別，為什麼呢？因為西方向來就強調個人主義，而中國文化從來不強調個人主義。就像“仁”，“仁”這個字就是，“二人”為“仁”。在中國文化裡面講的，最重要就是人與人的關係，譬如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叫“五倫”，也就是五種最重要的人際關係，中國人講怎麼做人？你要把這五種最重要的人際關係處理得妥當，那還有什麼人際關係處理不好呢？那西方他們講來講去，都講個人主義，而後來個人主義就跟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結合起來。其結果，因為個人主義太過張揚，就會造成強者欺負弱者，有錢的人欺負沒錢的人，所以就造成社會主義起來反抗他。同樣的道理，因為個人主義太過張揚，甚至認為說人定勝天，而造成對自然環境的過度開發跟破壞，這就造成了現在大自然對於人類的逆襲，造成地球的暖化，南北極冰山的融化。

　　為什麼說西方世界講個人主義？以西方倫理學的最具代表性的康德來講，康德在他的倫理學裡面，最後就是要處理“德”與“福”的必然連結。因為在義理上，我們總要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是在現實上常常看到，善人得不到善報，惡人得不到惡報。康德的倫理學就是要處理這個問題。所以說像上帝，在他的第一批判，也就是《純粹理性批判》，裡面已經否定上帝的存在，也否定了靈魂不朽；但是在第二批判，他在處理人的意志自由的時候，這個上帝復活了，靈魂又不朽了，為什麼？因為在康德來講，人不是死了就沒了，康德認為，人死了還有靈魂，他說我們一定要承認有一個全知全能上帝的存在。因為有這麼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才能對每一個人從生下來之後，他做過什麼好事、壞事？講過什麼好話、壞話？動過什麼善念、惡念？無不了然於心，通通記錄在案，當一個人死了之後，祂就可以把他生前的所言、所行，甚至所思、所想，全部加加減減。加加減減之後，還有善行的話就讓他上天堂，當他的善行不足以補過，就讓他下地獄。講來講去，還是報應在他自己身上，這叫個人主義。

　　那在中國不一樣，中國人常常說，奇怪那個人壞事做絕，怎麼還沒有得到惡報？人家就會告訴你，你有所不知，因為他祖先留下來的福報餘蔭還沒用完；倒過來講，當一個好人做了很多好事，他還沒有得到好報，人家就會說，這是因為他祖先留下來的業障還沒還清，所以還沒有好報。所以在中國每一個人還活著時，你就要多做一些善事，以便在命運銀行裡面替你的子孫多存一點款項，以便他將來有犯錯的機會。在西方因為有基督信仰的關係，在基督教的世界裡面，人與上帝的關係遠遠超過人與人的關係。

　　在中國，根本不需要有上帝的信仰，因為中國講的是孝道，像孟子所說的：“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堯當初怎麼會把天下讓給舜，因為舜在孝跟悌兩件事情上面都做到了極致。舜的父親瞽叟受到他繼母的蠱惑，整天想要害舜；而舜的同父異母弟象，一天到晚也想要害舜。但是最後卻透過舜的孝悌德行，終於能夠讓爸爸跟弟弟受到感化，所以堯才放心把天下讓給舜。所以這個孝悌套一句王陽明的話，“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孝悌為仁之本，卻是從仁理從裡面發生出來”，什麼意思？也就是這個仁的道理，就是從這種最自然的孝悌裡面油然而生的。所以中國人他絕對不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他就是列祖列宗集結在你身上，而每一個人也有為後來的列子列孫去繁衍的責任。所以中國不須要個人主義，也不須要有上帝的信仰，但中國的人口卻能夠不斷地繁衍，成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

　　其次這個“中”，就是無所偏倚，不要太過，也不要不及。在《論語》二十篇裡面，最後一篇叫做《堯曰》。《論語》照理說是記載孔子以及孔子跟他的弟子，或弟子之間的對話，怎麼無緣無故會跑出一個堯出來呢？其實，堯要比孔子早個一千六、七百年。北宋兩位程夫子是最早指出《論語》應該是有子與曾子的弟子們編的。為什麼？因為在《論語》裡頭，就只有有子與曾子稱為“子”，從來不曾直接稱呼他們的名字為“有若”或是“曾參”。因為是他們兩位的弟子所編的，所以必須稱呼老師為“子”。有若跟曾參都是孔子最傑出的弟子，按照《孔子家語》的記載，孔子死了之後，有一些弟子認為，有若長得有點像孔子，所以希望大家能夠以對孔子的禮節來侍奉有若。而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其實是顏淵，但是顏淵早死，後來真正得到孔子真傳的卻是曾子。而曾子把他所學到的也傳給孔子的孫子孔伋，也就是子思。

　　所以說在編撰《論語》的時候，我相信子思在裡面肯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個子思就是《中庸》的作者，而《堯曰》篇的第一章，就這麼記載著“‘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什麼意思啊？當初堯要把天下讓給舜的時候，就告訴舜說：“舜啊！現在天命降到你的身上，你現在開始要信守中道，處理任何事情不要有所偏倚，不要太過也不要不及。你要不這樣的話，四海一困窮，上天給你的俸祿就沒有。”後來舜也把這一句話，交代給大禹。這是《論語》最後一篇第一章所記載的，而這些話也記載在《尚書》的《大禹謨》裡頭。按照《尚書．大禹謨》的記載，堯要把天下讓給舜的時候說“允執厥中”四個字，等舜把天下讓給禹的時候，就在“允執厥中”上再加了十二個字，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就是說人心是危疑不定的，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誘惑或是內心慾望的誤導，而那種天理公心卻是大公無私的，這種大公無私的天理公心，卻又那麼樣的微昧不顯，只要你的人心一浮出來，道心就見不到了，所以你要“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就是你要精而不雜，專一不二，讓道心來駕馭人心，這樣你就能做到信守中道。後來這十六個字就成為十六字心訣或心傳，堯把它傳給舜，舜把它傳給禹，然後湯、文、武、周公到孔子，以至於曾子、子思，這就是“道統”。

　　我們講的“道”就是指這個“中道”，就是“允執厥中”這個中道，也就是做任何事，你不要有私意或私欲夾雜其間，凡事不要太過也不要不及，要恰到好處，這叫“中”。所以中國人不管做什麼事，不走偏鋒，不走極端。自古以來反對趕盡殺絕，甚至還要給人家能夠繼續供奉他們的祖先，讓他的後代能夠不斷繁衍。中華民族為什麼能夠不斷地繁衍、壯大，就是因為有這種“中”的思想，所以四邊的民族很樂意融入到中華文明。

　　我們來看看，當年五胡亂華，那五胡到哪裡去了？都已經融進中華文化了。當年的契丹，耶律阿保機所創建的大遼國，現在到哪裡去了？除了耶律大石帶了一批人往西遷移之外，大部分都融入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完顏阿骨打的金國，後來都融進中華民族裡頭；到後來的滿清，無不如此。所以中華文化之所以歷久彌新，就是因為有這個“中”的思想在裡頭。作為群經之首的《易經》特別強調“中道”，專門講“中道”的卦，就是第六十一卦“中孚卦”，教我們人如何來信守中道。而且文王、周公父子在為《周易》繫上爻辭的時候，也充分體現了“中道”的思想， 大家看看“二多譽”、“五多功”，第二爻就是下卦的中爻，所以能得到很多的讚譽，第五爻是上卦的中爻，都能夠建功立業，這叫“二多譽”、“五多功”。在《易經》裡頭只要是中爻，大部分都是大吉大利的，這就體現出了“中”的思想。“中”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它是要隨著主客觀條件的變化不斷調整，就像《文言傳》裡面提到的“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這個“義”與“中” 很多時候都是互通的，因為“義”就是合宜的意思， 只要處理得合宜那就是“中”。

　　因為中道的思想深刻影響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因此在中國很難出現偏激的思想。因為中國講“中”，就很難出現在西方社會的階級鬥爭。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強調統治階級，要以被統治的階級為基礎，就像《易經》所講的《泰卦》一樣。象徵君王的乾卦不能高高在上，要能夠屈尊就下；相反的，象徵臣民的坤卦，你不能把他壓得扁扁的，要讓他能夠下情上達。所以“乾在下，坤在上”變成《泰卦》，“泰”就是大通的意思。如果上、下能夠大通，而不是陰、陽隔絕，當然就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了。就因為“中”夠維繫多元的和諧，而在西方，少數民族常常成為被迫害的對象。在中國不曾聽過少數民族成為被迫害的對象，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對比。而這些偏激的思想在西方是屢見不鮮的，像西方的辯證法之父━赫拉克利特他就講“鬥爭是萬物之父、萬物之王”。而在中國則認為，鬥爭只是達到一個更高和諧的過程而已，鬥爭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一個手段或是過程，這就是中西文化根本不同的地方。

　　最後我們來談“家”，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中國是全世界各民族裡頭，關於家屬的稱謂最為完整的，因為就像生活在極地的愛斯基摩人，他們要能夠分辨30種以上不同的雪，哪一種雪是可以用來做冰屋的？如果你分辨不清，那就可能造成生命攸關的大事。對我們一般人來說，雪就一種而已，但是對愛斯基摩人來講，你至少要能分辨30種以上不同的雪，因為這對他們的生存太重要了。同樣的道理，當你對家屬的稱謂越完備的時候，就表示越重視這種親戚關係，不論是血親，還是姻親，你重視才會分得越詳密；如果你不重視，那就囫圇吞棗。打個比方，像是在歐美國家，堂表兄弟姊妹都叫做cousin，或者是用德文來講叫Kusine，也就是說不分辨是爸爸這邊的，還是媽媽那邊的；不分辨年紀比我小，還是比我大的；甚至連性別是男的，還是女的也不分辨。反正只要是同輩的親戚，不是自己的兄弟姊妹，通通叫做cousin。要是在中國，你跟人家講，他是我姑表哥哥，那我們就知道他就是你父親姐妹的兒子，年紀比我大，才叫做姑表哥哥；如果她是我姨表妹妹，那就是我媽媽姊妹的女兒，年紀比我小的；如果說他是我堂哥，那一定是我爸爸兄弟的兒子，年紀比我大的，一清二楚。但是在西方文化裡頭，因為他們不重視“家”，所以對家屬的稱謂就非常的草率，才會把堂表兄弟姊妹通通叫做cousin。

　　在中國，早在三千多年前，依照周朝的宗法制度，其實天下或者是國，只不過是家的延伸而已。我們稱它為國家，國其實就是家的延伸。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小農社會，那自然而然就跟家的這一種關係互為表裡，家是最基礎的社會單位，所以孟子才會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孝”，是指晚輩對長輩的順從；“悌”，是指同輩之間的友愛。我們中國人講的“五倫”，除了夫婦以外，都是孝悌的延伸。《中庸》提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是“五倫”裡的重中之重，就像《周易．序卦傳》所講的，“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

　　這是在說什麼？這是在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演變，一定是從母系社會開始，因為那時人與禽獸還很難畫分界線，那時夫婦制度還沒建立起來，所以一個小孩只知道母親是誰，不知道父親是誰。當時小孩都是由母親的兄弟來教養，這就是“舅父權”，這是原始社會、母系社會的一個特色。人類進入一夫一妻制，那是最近幾千年，甚至幾百年的事。在人類史上，過去幾百萬年都是母系社會，只有最近這幾千、百年才進入父系社會。父系社會就是犧牲了女性性交的自由，要求女性對男性的貞節，這樣夫婦關係才能確定下來。因為夫婦關係確定下來，才有父子，而君臣關係其實就是父子關係的延續。有了君臣才有上下，才有後來所謂的長幼尊卑的禮義關係。所以說君臣關係是父子關係的延續，就像朋友關係是兄弟關係的延續；一個是對長輩，另一個是對平輩。“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所以有沒有夫婦關係，可以把它視為人類是否已經進入文明的一個重要表徵。中國在商朝的時候，王位的繼承還是兄終弟即，那就是母系社會殘留的證據，而取代商朝的周朝，把王位繼承改成嫡長子繼承制。所謂的嫡長子，那當然是以父系社會為基礎。所以我們現在講周公制禮作樂，中國的禮樂是從周公的時候才奠定規模的。

　　既然國家天下就是家的延伸，因此在中國來講一定是天理、國法與人情並重，絕對不會把法律講得冷冰冰的，一定要考慮到人情，這也就造成了中華法系一直帶有濃厚倫理色彩的原因。在21世紀的今天，再重新來看它，也未必不是促進人際關係和諧的潤滑劑。所謂“家國天下，以天下為一家，舉國為一人”，所以說這個家是建立在人類最自然的感情之上，像一個人生下來，他最早的老師，不是他的父母，就是他的兄姊嗎。所以講孝悌，乃至於夫婦的關係，更是君子之道的基礎，所以中國人自古以來就講“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以每個人總要成家立業，要成家在先，立業在後，結了婚生兒育女才有責任感，這時候再去開創功業自然水到渠成；反觀西方很多哲學家都不結婚的，像是古代的柏拉圖就不結婚；而近代的牛頓、亞當斯密與康德也都不結婚。在中國幾乎不曾聽過，有哪一個名人是不結婚的。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個家都有追本溯源的家譜、有祠堂、有家訓，而且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獨特的“家風”，這種現像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

　　其實，“仁”、“中”、“家”這三個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元素，也是儒家思想的內核，也正因為這三個重要的元素，使得中華文化大大有別於其他的文化體系。平心而論，中華文化是公認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但也只有中華文明能夠延續到今天，仍然保持著生機活力，而其他文明早就都已經滅絕了。中華文明怎麼能夠綿延不息，就跟“仁”、“中”、“家”這三個元素密不可分。中華文化，在時間上，可以綿延不息長達五千年之久；在空間上，所謂的“中國”，其實本來就是指在洛水流進黃河那個交會附近的洛陽盆地，以及黃河由北向南流而拐向東流的運城、臨汾的晉西南一帶。古書所記載的中國，就是指這兩個小地方而已。但隨著時間的綿延，華夏文明就不斷向四方擴大，向北逐漸及於蒙古草原，向南達到閩粵一帶，向西則達到甘肅、四川，向東則到海邊。

　　這種綿延與擴張的方式，也跟其他文明大有不同，其他文明基本上都經由戰爭或是殺伐完成，而中國的文明之所以擴展是藉著所謂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也就是說由於週邊的民族嚮往華夏文明，而主動採行華夏文明。打個比方，像楚國在春秋時代是被列為蠻夷之邦，但是楚國後來接受了華夏文明，在戰國時代變成了華夏一份子；而吳、越本來同樣也是蠻夷之邦，吳、越同樣在楚國之後，一樣被認為是華夏的一份子；乃至於後來的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都曾經佔領了大半個北部的中國， 後來也都全部融入了華夏民族。滿清雖然佔領了整個中國，到最後也全部融入中國。所以說就是因為中華文化基本元素就是“仁”、“中”、“家”。

　 “家”是代表一種自然血緣的凝聚力，由親及疏、由近及遠，契丹的雄主耶律阿保機運用得最為嫻熟，這個方式後來也被蒙古的一代天驕成吉思汗所學習，成吉思汗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就是把東邊交給他三個弟弟，而西邊就交給他三個兒子朮赤、窩闊台跟察合台，而最小的兒子托雷則留在蒙古本部 。家就是最自然的血緣關係，用這樣撐起整個天下。而“中”就是不走偏鋒，不太過與不及，正因為這樣才能夠包容萬物，存異求同，不會像西方因為宗派信仰不同，可以進行長達數百年的宗教戰爭。譬如荷蘭人就是受不了他的母國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強迫他們改信天主教，就起來反抗整整八十年。這種事情在中國是絕無僅有的。因為有這種“中”的思想深入民心，成為我們的文化基因，這就造就了中華民族能夠包容廣大，各種不同文化的民族可以繁榮共生的局面。透過一兩次的武力征伐來完成統一，那種統一是假象的、短暫的 ；而透過這種包容，長期互相了解、互相影響，就鑄造了輝煌的中華文明。更重要的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仁” ，正如孟子所說的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強調王道，愛護百姓這種觀念早已深入民心。

　　所以這個“仁”跟當代社會主義思想可以互相發明。社會主義強調的就是團結：有工作能力的人要照顧還沒有工作能力或者已喪失工作能力的人，互相團結；健康的人要跟病患互相團結、互相扶持，也就是我要照顧你，也才能期待你會照顧我。這就是你中有、我中有你，而不是唯我獨尊。西方講的是個人主義，走到最後就是強者欺壓弱者、強國欺負弱國，這三個元素就造成中國的擴展不是透過武力征伐，而是透過互相的包容、理解、認同，然後自然而然地成為一體。

　　這也就難怪20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湯恩比，在他的代表性著作那個十二卷版的《歷史研究》當中，他針對人類史上存在過的26個較為重要的文明做了研究之後，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他以“挑戰-回應”的模式來分析一個文明的盛衰起落，他發現一個文明就像個人一樣，也要歷經出生、茁壯、繁榮、衰退、死亡。他很訝異地發現，中華文明是這26個文明裡面唯一的一個例外。其他25個文明沒有一個逃得過滅亡的宿命，只有中國文明在瀕臨滅亡時，由於成功地吸收了域外的大乘佛教，也就是宋儒所開創出的宋明理學，而開出了第二春。抗戰時期，研究宏觀歷史的雷海宗先生就曾經提出一個問題，中華文明能不能有第二次的復興，能不能開出第三週期？由於中國明朝中葉以來的海禁政策，而與西方的大航海時代脫鉤，沒有能及時趕上工業革命的浪潮。因此從鴉片戰爭以後，國勢一落千丈，一直處於挨打的局面，打得大家對自己的文化信心喪失殆盡。因此為了救亡圖存，各種議論爭奇鬥艷，早先是向英、法來學習，其次就向德國來學習，甲午戰爭之後就向日本來學習，十月革命後就向蘇聯來學習，搞到最後甚至主張“全盤西化”，文化主體意識喪失殆盡。這可以說就是病急亂投醫，而五四運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所展現出來的一次大型的文化自覺的全民社會運動。

　　五四運動不可諱言有它的侷限性，當它一面倒地謳歌新文化，咒罵舊文化，就不免讓人把五四運動跟反傳統畫上等號。其實，要說五四運動是一種反傳統的文化運動，並非公允之論，但不可否認的，五四運動確實影響了多數民眾對傳統文化的貶低與蔑視，這就對文化自信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其實，筆者早在30年前，為了紀念五四運動70週年發表了一篇〈文化主體意識的重建━當代菁英階級的文化意識批判〉，在當時台灣的《聯合晚報》副刊連載五天，這篇文章應該是開啟當代針對“文化主體意識”這個論域的先行者。

　　文化主體意識是指一個民族作為文化創造的主體，能夠不斷地去回顧他自己的過去，隨時嚴肅審視本民族的現狀，瞻望本民族的未來。對於本民族的過去十分珍惜，因為自己的過去，其實就是這個民族自身的歷史，這個歷史是這一個民族所自有、所獨有的。他也只能從自己的歷史來認識自己、了解自己，也只能從歷史總結經驗來改正自己。因此歷史雖然已經過去，但它還是可以很鮮活的；這就像一個人他怎麼去認識自己、了解自己，他只能從自己的過去裡面，去省察自己 、改進自己、超越自己，到最後創新自己。

　　同樣地，一個民族，要珍惜自己所獨有的、所自有的、所固有的歷史文化，在歷史上犯了哪些過錯，要深加反省、檢討、改善，在歷史上有哪些輝煌的成就，要予以發揚光大，砥礪後人。也只有從對自己過去的反思、省察，才能在面臨重大關鍵的時刻，做出及時妥善的決定，而這也只有立基於對過去與現在的的理解，才能規劃民族未來的發展。其實，一個民族就像一個人一樣，而“過去”、“現在”與“未來”是相互折疊的：離開過去就不可能有現在和未來；離開現在，過去與未來毫無意義；人離開未來，你又怎麼去評價過去和現在？每個民族都要能夠建構自己的文化主體意識，他才能夠在碰到危機時，知道有所抉擇、有所決定。

　　要是文化主體意識沒建立起來或是淪喪了，那就像沒有腦袋的人一樣，只能隨波逐流。像民國初年那樣，從英、法留學回來的，就主張向英、法學習；從德、日回來的，就主張向德、日學習；十月革命以後，嚮往社會主義理想的，就主張向蘇聯學習；毫無主見，任人推擠，這就是文化自信蕩然無存的表現。我們在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的時候，就是要下定決心，重建中國文化主體意識，珍惜過去5000年文化所積澱下來的經驗與智慧，但是也要心胸寬闊，面對未來、面對世界，以充滿自信的精神面貌，重新昂首矗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如今中國經過奮發圖強的40年改革開放，已經從一窮二白、貧弱落後，一舉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可預見的未來，即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中華文化的全面復興，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麼接近實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習近平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結改革開放的成就，中國已經從“站起來”實現了“富起來”，在新時代更將從“富起來”變成“強起來”。看樣子雷海宗先生的那個問題，也就是中華文明能不能開出第三週期？答案應該是樂觀的。也就是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揭開中華文化第三週期的序幕。

　　什麼叫做新時代？新時代是對過去40年改革開放政策把重心放在經濟建設的一個超越，也就是為了回應人民對於更美好生活的嚮往，要求“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也就是經濟建設、社會建設、 政治建設、文化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同時並舉。換句話說，過去只注重“量”的增長，現在更重視“質”的提升；以前是要快，現在是要好重於要快，不能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追求更高的社會公平正義，讓改革開放的紅利能夠由全民共享，這樣才能夠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至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裡面的“中國”，指的當然是中華文化的全面復興，也就是我們在追求工業化、現代化，在我們經濟建設已經取得世界有目共堵的成就時，我們應該要感謝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為我們卓越的經濟建設所提供的精神支撐。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包含儒、釋、道。但儒、釋、道，向來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以儒為主，以道為從，以佛為賓。當太平盛世的時候，當然就是以儒家為主；當戰亂的時候，自然是法家、兵家當道，此時道家跟佛家就成為一般文人跟市井小民避難的處所。但是不管怎麼講，只要天下一太平久了，就要以儒家為主，亦即要從人的自覺來擁護這個政權才有用。而儒家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創始人雖然是孔子，但是孔子編撰《六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這就意味著在《尚書》裡頭，就是以《堯典》、《舜典》開始，接著就是《夏書》、《商書》、《周書》，也就是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為孔子思想的根源，這也是為什麼在《論語．堯曰篇》第一章所交待的，跟《尚書》所記載的，遙相呼應。這就是孔子思想的源頭，然後孔子傳給曾子，曾子傳給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給孟子。

　　在這裡要特別強調，如果沒有子貢、孟子跟董仲舒的話，儒家思想還真不能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因為孔子去世之後，弟子們為孔子廬墓三年，當眾位弟子期滿依依不捨互相告別後，子貢又繼續在那裡廬墓三年，子貢對孔子的感情由此可知。而子貢是一個實幹家，他不僅僅是一個精明的商人，而且也是一個傑出的外交家，所以子貢在戰國初期享有盛名，絕對不低於子夏，而子夏那時正是戰國初期霸主魏文侯的高參。由於孔子有這麼多傑出弟子，使得孔子的地位自然就高了起來。然後孟子在戰國中期，那時候天下的學術中心就在齊國都城臨淄的稷下學宮。齊國的君王為了減低自己篡位的惡名，而刻意興辦稷下學宮，籠絡天下的文人墨客。因此天下最有才華的人，都齊聚到稷下學宮，最多的時候多達上千人。當時孟子就是在稷下學宮憑著他的三寸不爛之舌跟諸子百家展開論辯，來弘揚孔子的學說。他抨擊兵家、法家、道家、農家、墨家、陰陽家、名家，藉著跟他們爭鋒，闡發孔子的偉大思想，孟子功不可沒。而稍後的另外一位戰國時代集儒學之大成的荀子，也曾在稷下學宮三次擔任祭酒，也就是壇主。

　　秦朝一統天下之後，採用法家思想，始皇帝最崇拜的人就是集法家之大成的韓非，而且重用篤信法家的李斯為丞相。很不幸，韓非跟李斯都是荀子的門生，這就讓人家不得不懷疑荀子的儒學是否醇正。由於他太過重視外在的禮，忽略了內心的誠敬，這就使得儒家當缺少內心的誠敬時，就有可能走向法家的歧途。也正因為荀子這樣，也更加凸顯了孟子成為孔子傳人的地位。尤其孟子在《盡心篇》高舉“人性本善”的大旗，又跟荀子的“性惡說”成為尖銳的對比。秦朝奉行法家，國祚只綿延15年，漢朝建立之後，早期雖然採用黃老治術，但從漢武帝建元五年，接受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興建太學，設立五經博士，自此儒學就成為中國歷代的官方主流思想。

　　在太學裡頭，五經博士最多有14個博士官，博士官下面又有博士弟子員。比如說你想學《春秋》的，那就跟職掌《春秋》的三個博士官去學習，而每個博士官都有他們的家法，這個家法就越來越嚴謹，但也越來越偏狹。搞到後來常常為了解釋經文裡面的一個字，動則上千言，最荒唐的甚至高達兩萬言，這就使得經學流於支離破碎。到東漢末年，經學已經很難再維繫人心，這就給在東漢初年傳進來的佛教，大肆擴張的機會；而此時本土的道教也起來跟佛教相抗衡。很不幸，從東漢末年黃巾起義開始，到隋朝一統天下，這中間大概有400年，歷經三國、西晉、南北朝。最後北朝被北魏所統一，北魏分裂為東、西魏，西魏被宇文泰所篡為北周，東魏被高歡所篡為北齊，北齊被北周所滅，北周又被楊堅所篡為隋朝，然後隋朝滅掉南邊的陳朝，終於在公元589年天下復歸一統。在這400年中間政權更迭，南北道術分裂，尤其佛教幾乎成為南朝或北朝的國教，在這個時候儒家不斷地被邊緣化，奄奄一息。

　　到了唐朝，太宗時期雖然下令孔穎達組織編撰《五經正義》來統合南北對經義詮釋的歧異，但基本上，還是離不開漢儒治經那種支離破碎的格局，對於儒學復興的幫助有限。佛、道兩家還是唐朝的主流思想。這要到唐朝中葉，出現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與他亦師亦友的李翱所寫的《復性書》才重啟儒學的生機。安史之亂以後，天下分崩離析，進入藩鎮割據的時代，結果是朱全忠篡了唐，中原由沙陀人取得政權，開啟了所謂的五代；南方則裂為十國，北方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到了宋朝陳橋兵變，趙匡胤接收了後周政權，提倡文治，當時契丹人還是雄聚北方，西夏盤踞在寧夏一帶，而在山西還有北漢，南方南唐李煜等先後歸附，要到趙光義也就是宋太宗時才滅掉北漢。而要到西元1004年宋朝與契丹簽定澶淵之盟，才開啟了120年南北和平發展局面。

　　在北宋由於太祖趙匡胤提倡文治，因此人才輩出。趙匡胤要死的時候，曾經立下三句遺言，刻在石碑上要求以後繼位的君王要跪讀祖訓，那三句話就是“不殺柴氏子孫、不殺士大夫、不加農田之賦”。“不殺柴氏子孫”，這體現了趙匡胤的仁德，也因此抑止了五代朝代更迭的殺伐之氣，這跟“杯酒釋兵權”如出一轍；“不殺士大夫”，這給中國的讀書人帶來了空前的自由思辨的空間，因此像歐陽修的《易童子問》，很多對於古代經典的質疑都可以提出來，帶動了自由思辨的風潮，開啟了理學的先聲；至於第三句“不加農田之賦”表現出趙匡胤體卹農民，我們是以農立國，當然要護住根本。從趙匡胤那個時候就出現像孫復、石介、胡瑗、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這些大儒以及政治家，也正因為有這些人的開疆闢土，才帶出了北宋五子，那就是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而到了南宋，就出現了綜羅百代、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

　　朱熹的出現也代表新儒學的復興，他經由編撰《近思錄》把北宋五子除了邵雍之外，將其他四位大儒的思想精華，收錄在《近思錄》這本號稱為新儒學綱領的經典裡頭，深刻地影響了最近七、八百年來的東亞文明圈。他又將《禮記》中《大學》跟《中庸》兩篇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並列為《四書》，並以畢生之力為《四書》做《章句集注》，這部經典後來就成為元、明、清三朝科舉考試的定本，影響不可謂不大。所以《近思錄》在二次大戰以前，最後一次出版是在1894年甲午戰爭那年，以後就要到1967年，也就是蔣介石在台灣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時才再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換句話來講，甲午戰爭以後，《近思錄》就不再出版，這也意味著新儒學的沒落。

　　我們講中華文化的第一週期，就是指從堯、舜以來到唐朝初年；第二週期應該是以韓愈、李翱起頭，北宋五子開道，然後朱子集其大成，延續到19世紀末。而我們現在所提中華文化的全面復興，指的就是在改革開放40年經濟建設取得輝煌的成就之後，在恢復文化自信的同時，我們如何從過去開出的第二週期去汲取經驗與教訓。

　　第二週期是怎麼開創出來的？東漢末年到隋朝建立前這400年裡頭，儒學被佛教跟道教邊緣化，當然是由於當時本身儒學的詮釋支離破碎，且當時天下大亂，大家想要安心立命。而之所以儒家能開出第二週期，就是因為這些大儒們是以孔孟思想為基礎，而突顯了《易傳》、《中庸》、《大學》這些經典的重要性，來彌補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罕言性、命、天道”的缺憾。孔子主張“不知生，焉知死”，但是在天下大亂的時候，大家要安心立命，佛教告訴你，人死後會往何處去？人從何處來？道教講長生不老，儒家講“未知生，焉知死”，這就不合時宜了。所以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可是佛、道講怪、力、亂、神；儒家“罕言性、命、天道”，但是佛家講“明心見性”，道家講“道法自然”。

　　在儒家，當時只有思孟學派講心性，也沒有受到很大的重視。所以新儒學為何突顯《易傳》，因為《易傳》講陰陽、屈伸、變化、往來、鬼神之道；《中庸》就專門講性、命、天道；《大學》講治國平天下。此外，新儒家又吸收佛、道兩家的長處。像程頤，在替楊時說明張載所寫的《西銘》時，跟他提出“理一分殊”，這就是從佛教裡面的“月映萬川”而來。因為程頤講了“理一分殊”，到楊時的時候，就開始深刻反省，把它發揚光大，到他的三傳弟子朱熹那裡，“理一分殊”就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重要範疇，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共性”與“特性”。另外一個例子，太極圖本來是道士們修真煉氣的一幅圖，周敦頤寫了一篇《太極圖說》，引述《易傳》跟《中庸》來解釋太極圖。而到朱熹時，他的大弟子蔡元定又把太極圖從四川帶回來，朱熹就在周敦頤的基礎上，又寫了《太極圖解》以及《太極圖說解》，從此《太極圖說》就成為新儒家最重要的理論基礎。朱熹就這樣完成了儒學進入第二週期，這同時也是儒學的第一次復興。

　　我們過去一百七、八十年受到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侵略，經過最近這40年的刻苦奮鬥，終於在最近20年顯現出復興的苗頭。而如今中國的崛起已經勢不可擋，我們馬上就要開出中華文明的第三週期，我們要汲取第一次復興的經驗，也就是以孔孟思想為基礎，突顯《易傳》、《大學》、《中庸》的重要性，來彌補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罕言性、命、天道”的缺憾，然後再吸收佛、道兩家的長處，鎔鑄而成新的思想體系。那我們今天要藉著改革開放所取得的輝煌成果，自覺地開創中華文明第三週期，我們就要以“孔、孟、程、朱”為主幹，來突顯《禮記．禮運．大同篇》中的社會主義思想，要吸收西方近代的工業文明，包括民主、科學、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些對現代中國發展有利的因素，鎔鑄成一個新的體系，來作為中華文明第三週期的最高指導原則，那就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馬克思主義代表西方近代工業革命以來，達到最高境界的社會經濟學說，要把它跟“孔、孟、程、朱”以來儒家思想深刻的辯證思維相結合，這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有別於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不僅能夠駕馭社會主義，還能形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的因素。

　　當我們現今自覺地要開創出中華文明第三週期之際，經濟上，我們已經急起直追，擺脫了貧窮落後，早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馬上就要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曲曲折折的一百七、八十年的摸索，我們現在可以很有信心地指出，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夠綿延不絕，不斷擴展，主要就是得益於“仁”、“中”、“家”這三個文化元素，在經過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狂風暴雨似地欺淩略奪後，我們終於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重新矗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爾後中華民族將會對人類歷史的進程發揮什麼作用？過去五百年的全球化，因為崇尚武力征討，將基督教文明，以及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強加在非西方國家的人民之上。尤其自2008年世界爆發金融危機以來，從美國到英國、法國、義大利，乃至於德國，這些最有代表性的西方民主國家，無不陷入困境，不能自拔。由於經濟發展不如預期，而財富分配益加不均情形之下，使得反對移民、難民的極右派和仇富的極左派都匯聚到民粹主義的大旗之下，西方的代議民主體制碰到這種情況完全束手無策。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會選出特朗普這樣的總統、英國的脫歐公投也陷入不曾想像過的困境、義大利極右的五星運動黨已經執政、而德國最自豪的政黨政治也已經完全無能為力…這一切都在預告過去一直與市場經濟體制互為表裡的代議民主體制如今已岌岌可危，搖搖欲墜。

　　而從2013年以來，中國提出一帶一路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並配套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廣泛獲得世界各國與國際組織的熱烈響應。一帶一路是本著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把中國過剩的資源、技術、人才，來和一帶一路沿線的相關國家的中長期發展計畫對接，充分尊重各國的自主發展權，幫助他們把發展經濟的早期最為困難的基礎設施建設提早實現。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更是充分發揮人饑己饑、人溺己溺、富不獨富的精神，體現中國自古以來天下一家的觀念。也就是我們要自覺地開創中華文明第三週期之際，就是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最高戰略指導原則，把使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夠綿延不息，不斷擴展，促成各民族和諧共存共榮的“仁”、“中”、“家”推向全世界。而一帶一路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只不過是這整個宏觀戰略的牛刀小試。過去500年的全球化，那是舊時代的全球化，是以船堅砲利、軍事征服，掠奪他人、弱肉強食的全球化；而今天要開啟的新時代全球化，則是以中國自古以來的天下觀為基礎，以“仁”、“中”、“家”等文化元素，來實現世界大同。其實，三十多年前，我還在德國研究康德哲學的時候，康德對人類社會的最高理想就是“永久和平”，那時候我就已發現，按照康德的標準，在中國這個範圍之內，中國早就達到永久和平了，現在只不過是把中國這種傳統的價值觀輻射到全球去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