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悖论是，当人类处在历史之中时，常因陷入其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当人类走出历史之外时，却又因为历史已成为历史而唏嘘不已。当年我们批判人口无计划人口爆炸时，“爆炸”的人口却创造出改革开放30年前所未有的奇迹；而今当我们沾沾自喜于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的发展成绩时，却为未来30年、50年留下了人口结构失衡的隐患。本文认为，大国兴衰是多种看似独立但却相关因素耦合的结果，但无论是经济视角还是文明视角，人口都是最基础性和持续性的因素，其变化对民族和国家的兴衰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人口变量还处于“活跃”之时。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和印度的人口变化将继续支持和增强其大国的经济实力，俄罗斯的人口变化将不利于本国经济实力的维持，而中国的人口变化将朝着继续增强然后迅速转向影响经济发展的轨迹变化。这正是我国人口新困境之处，能否走出人口困境，需要当代人的努力。

▍一、人类人口变迁轨迹

从人类的超长期历史视点观察，20世纪的人口巨变非同一般。经济学家伯尔丁（Kenneeth E.Boulding）认为人类史应分为文明前社会（约5000或10000年以前）、文明社会和文明后社会3个阶段。20世纪则是文明社会向文明后社会转换的过渡期，伯尔丁把20世纪称作“巨大变革期”（Great Transition），这个巨大变革是因为人口爆炸，20世纪是分断人类史的一个划时代的时期（黑田俊夫，2003）。

美国学者琼斯·梢克（Jonas.Salk，1985）早年也从超长期历史视角把20世纪的人口爆炸视为分断人类史的大转折点。在他研究的超长时间段即过去8000年及未来8000年（见图1）中，20世纪的人口增加和增长率的顶峰时期与伯尔丁的文明前社会及文明后社会相对应。在人类人口变迁的漫长历史中，20世纪的人口爆炸时期是非常短的。梢克将这极短的转换两个时代的瞬间称为振动，从人类史看虽然是极短的变化，但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则是十分巨大的。同时我们还发现，在漫长人类的前一个时代，人口一直在高水平的出生率、死亡率的秩序中维持了一个平衡，在经历了20世纪的世界人口爆炸之后，人类人口历史将转入一个新的时代，人口也将会在低水平下的出生率、死亡率的秩序中维持平衡（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已经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水平下的平衡）。从超长期历史视角我们看到了过去与将来人类人口变迁的轨迹。

当今世界人口正处在人类史上转折时期，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更是如此。在这个转折时期，无论是梢克、伯尔丁这种超长的历史人口观察，还是他们那种超大时空中对于人口变化的历史“定位”，都为对我们重新审视我国人口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梢克和伯尔丁超长期历史视角的人口研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史上人口变迁的规律，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20世纪、21世纪人口巨变在人类超长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放在一个超大时空的背景下，本文着墨于20、21世纪人口变迁、人口替代规律与大国实力兴衰的关系比较分析，相信这类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审视我国人口长期均衡的走向，有助于我们大国人口发展战略的选择。

▍二、世界人口变迁的二元格局

人口变迁（Population Change）是直接由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变化而引起的人口数量和结构（自然结构性别年龄）的变化，任何一项人口变迁的描述分析首当包含数量与结构两个方面。自18世纪后半叶以英国为先导的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人口作为“变量”率先开始由不引人注目的“惰性”变量成为了一个世人关注的“活跃”变量，这种人口变化背景成就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诞生。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入了人口转变行列，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具有出生率是“农业的”，死亡率是“工业的”这种生育率明显滞后于死亡率的特征（奇波拉，1993：78），因此造就了梢克所言的成为人类社会进程分水岭的人口爆炸世纪。下面我们先来考察一下20世纪50年代之后世界人口的变迁。

1.世界人口规模增长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世界人口从1950年的约25亿增加到20世纪末的超过60亿，50年世界人口翻了一番多。不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变化有很大的不同。始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在20世纪第二次大战以后人口变化程度较小。发达国家的人口死亡率在战后基本上稳定在9-10‰左右，出生率则在战后持续了一段“婴儿热”之后迅速下降，到21世纪初出生率已接近死亡率的水平，人口趋于静止，部分发达国家已出现人口负增长。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的人口仅由8亿多增加到接近12亿，增加了不到0.5倍。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变化则截然不同，20世纪50年代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处于很高的水平，经过半个世纪，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明显下降特别是死亡率。如前所述，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中具有出生率下降相对滞后于死亡率短期内迅速下降的特点，使发展中国家人口总量规模迅速膨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高增长。从1950年到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数量从17亿增长到49亿多，半个世纪人口增加了近2倍，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也由1950年的67.75%上升到2000年的80.38%，形成了世界人口变化的二元格局。未来世界人口数量变化的二元格局还将继续下去，即发达国家的人口数量增长趋于稳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继续增长，世界人口数量的变化将由发展中国家所主宰，2050年世界人口将超过90亿，2100年超过100亿，其中发展中国家人口将达到87.90亿，占世界人口的86.81%，将极大地改变世界人口的分布格局。

2.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世界人口数量变化同时，人口年龄结构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总体上看，世界人口趋于老化，即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目前世界已进入老年型人口（见表1）。2050年，世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6.2%。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2050年，世界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将第一次历史性超过少年儿童人口（见图2），形成人口倒金字塔结构，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是世界人口史上从未出现的。不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又有很大的不同。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目前，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14%，2015年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超过少年儿童人口比例，达到17.3%。到21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老年人口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到26%，而少年儿童人口比例则下降到不足17%，将形成典型的倒金字塔型人口。发展中国家则是另一幅图景：发展中国家目前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刚刚超过5%，预测到2020年前，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7%，进入老年社会。到2050年，预计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14.7%多，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为21.1%。实际上，可以看到（见图3），进入21世纪，世界人口老龄化明显加快，并且其变化趋势由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主宰。

如同梢克、伯尔丁关注20世纪人口巨变一样，日本人口学家黑田俊夫则更具体地将横跨20世纪和21世纪的1950年至2050年的100年称为“人口世纪”，认为这是人类人口史上前所未有变化的100年，前50年是世界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后50年则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最迅速的时期（黑田俊夫，1999）。在这一百年里，世界人口经历了黑田俊夫教授所言的两个人口爆炸顶点，第一个是人口增长率顶点，世界人口增长率在1965年-1970年间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的最高值2%；第二个是世界人口年增长量顶点，1985年-1990年，世界人口年增长量达到了最高纪录8600万。这就是20世纪被称为“人口爆炸”世纪的根据所在。未来世界人口还将出现第三个顶点，即世界人口规模顶点，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这个顶点预测将在2200年左右到来，届时世界人口将可能破纪录地达到100亿左右（黑田俊夫，2003）。从上述世界人口区域结构的描述分析，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发达国家已经率先完成了人口转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两幅截然不同的人口变迁图画，形成了当今世界人口变迁的二元格局。可以说20、21世纪，或者黑田俊夫所说的“人口世纪”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变迁主导的世纪。

▍三、大国软硬实力较量背后的人口因素

国家实力没有统一的定义。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中，实力、权力、影响力是关系密切的三个概念。一般而言，国家实力是国家占有并能运用的各种资产以及运用资产实现国家目标能力的总和；国家权力是运用国家实力去支配他国的意志和行动的能力；国家影响力是运用国家实力影响他国的意志和行动的能力。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对于这样一个概念，专家学者还是有不少共识的，如国家实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政治稳定及能力等。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有关国家实力的研究报告中，课题组所引用国外专家或机构关于国家实力或权力（power）概念中，皆把人口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要素，而引用国内同行的研究中，都没有出现人口要素，这或许与我国长期宣传人口众多是一个沉重负担有关。

在分析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时候，可以从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或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方面来分析。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Hard 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oft Power）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约瑟夫·奈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在当今信息社会，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1.与大国硬实力相关的人口要素比较

大国实力或文明能量在一些国外学者如亨廷顿看来，主要是由一国的领土和人口、经济实力、军事能力等构成，而在构成大国实力的要素中经济力量又是关键。诚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演讲时指出：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五支经济力量---西欧、日本、中国以及苏联和美国。“这五支经济力量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前途和本世纪最后1/3时间世界其他方面的未来，因为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各种力量的关键。”（肯尼迪，2006，p406）《大国的兴衰》作者肯尼迪进一步指出，在迈向21世纪时，世界强国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满足国民的经济需求；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如果只实现头两项，而没有第三项，必然导致在更长的时期里出现相对黯淡无光的前景，而这一直是那些未能适应世界力量变动、发展缓慢的社会的命运（肯尼迪，2006，p431）。肯尼迪一个重要论点是，世界上有一种变革的动力，这个动力主要由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驱动，然后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与各个国家和帝国的地位产生影响（p432）。如果说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力量的关键，那么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成为各个大国优先保证的发展战略核心，这是一个大国保持硬实力的必要条件。那么，大国的人口要素与大国实力的核心要素经济成长又是什么关系呢？怎样的人口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有利的呢？以往许多研究特别是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经济增长模型很好地回答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Bloom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1998；Jeffrey G. Williamson，2001）。从人口变迁的角度上讲，稳定的劳动力人口规模，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是保证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积极条件。

21世纪大国实力竞争，实际上中国、美国、俄国、印度等国的实力竞争。那么，中印美俄四国在21世纪将怎样展开大国硬实力的较量呢？从人口变迁角度，依据上述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与大国硬实力的核心---经济实力紧密相关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及其结构的变化趋势。从这点出发，可以看到，现在和未来，美国无论是在劳动力资源还是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上都具有很大的优势，劳动力人口继续增长，年轻劳动力人口（20-29岁人口）继续保持较高比重，这些变化趋势将继续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见表2）。俄罗斯与美国完全不同，无论是劳动力人口变化还是劳动力人口的结构变化都朝着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方向发展，从人口要素上看，俄罗斯不具备与美国继续竞争的人口实力。

再比较一下21世纪的后起之秀中国和印度，中国无论是在劳动力资源上，还是在年龄结构上，目前较其它大国都还存在着优势。但是从今后20年、50年中长期来看，由于中国人口变化剧烈，印度将会在劳动力人口数量资源上超过中国，且在年轻劳动力人口结构上优于中国，所以，从中长期的视角观察，从人口要素的视角出发，即劳动力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老化的变动趋势分析，中印两国相比，中国将处于潜在的劣势中，印度人口实力将会毫无疑问地超过中国。而如果我国未来人口选择联合国人口低方案，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将会失去更大的竞争潜力。正如美国报刊指出：“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在大约20年内也将很快面临老龄化问题。但目前，在印度近10亿的人口中，有一半人年龄在25岁以下，而且印度也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因此，从长远看，21世纪很可能变成印度的世纪”。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不少国外学者认为21世纪中叶应该是印度的世纪。

因此，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和印度的人口变化将继续支持和增强其大国的经济实力，俄罗斯的人口变化将不利于本国经济实力的维持，中国的人口变化将朝着继续增强然后迅速转向减弱经济实力的轨迹变化。

2.与大国软实力相关的人口要素比较

大国实力的较量也是软实力的较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以其文明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是由一套价值体系、制度构成。人口要素怎样影响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呢？如果说一个文明价值体系及观念是一国软实力的核心，那么软实力的规模和能量就与这个文明价值系统的共同体紧密相连。具体说来，首先，人口规模是一个文明规模和能量的基础，是一个文明、价值观的基本载体；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它结构是文明价值保持活力和应对外界挑战的必要条件；其三，人口素质则是传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条件。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人口要素在文明价值体系中所起的作用。20世纪末科索沃战争直接导因是科索沃的民族矛盾，而单单从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分析，这是阿尔巴尼亚族和塞族两个人口规模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这是禀赋两种不同文明的载体冲突替代的结果。长久以来，虽然塞族将科索沃视为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摇篮，不愿放弃那里的一寸土地。但今天的现实是，科索沃两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科索沃约220万人口中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其余是塞尔维亚族、黑山族等，主要信仰东正教。这就是当年科索沃民族冲突以及要求独立的人口学背景。在这里一个人口数量扩张的民族取代了另一个人口规模缩减的民族，从而一个旧有的文明价值体系也被另一个新的所取代更换。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当代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2008年的美国选举将载入美国历史史册、也将载入人口史史册。多种成分（血统、族裔、文化、信仰等）聚于一身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胜利固然有多方解读，但单单从人口学的角度去观察，从动态的结构视角去分析，奥巴马的胜利首先来自于美国社会人口族裔结构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奥巴马的当选是以美国社会族裔结构改变为基础的。1950年，白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近90%，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非白裔的美国人已经上升到了25%，2008年总统选举之时，非白裔美国人口已接近30%，而且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与选民结构有关）。美国选民族裔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变化都是奥巴马当选的基础。2012年奥巴马成功连任，其背后依然有着族裔结构变化的影响。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人口要素对一国软实力影响的表现形式，或以“刀光剑影”式不同文明共同体的“征服替代”，或以“兵不血刃”式文明结构的“颜色革命”。

再来比较一下人口对大国软实力的影响变化。我们已经知道，从人口要素的视角出发，人口可以通过其规模和结构变化影响软实力。由于世界人口未来变化趋势是老龄化，四个大国也不例外，所不同的只是老化程度和速度。在四个大国中，美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相对比较平缓的；俄罗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比较大。印度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不仅较小而且老龄化程度也最低。四国之中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且上升程度也最高。显然我国未来这样一个人口老龄化趋势对本国软实力的维系和增强是最负面的，而印度和美国将依旧可以保持人口的活力和生机，从而对本国软实力的增强起到积极作用。来看人口规模变化，美国人口较上个世纪人口增速减缓但仍将继续保持惯性增长，到2050年，美国人口将增至4亿，占世界人口的4.3%；俄罗斯人口将遏制不住人口减少的势头，到2050年，俄罗斯人口将由2000年的1.47亿降至1.3亿，占世界人口的1.4%；中国人口先增后降，2050年将由2025年左右达到峰值约13.9亿降至2050年的12.9亿，占世界人口的13.9%。若为低方案，2050年则为11.3亿，占世界12.1%；印度人口总量的变化在四国中则是一枝独秀，2030年左右，印度总人口将首次超过并取代中国而成为世界上的人口第一大国，到2050年，印度人口将比中国多4亿左右，达到16.9亿。如果中国是按低方案计算，印度则将在2020年左右超过中国，2050年，印度人口将比中国人口多5亿多，占世界人口的18.2%。

我国人口规模急剧缩减和人口结构迅速老化这种变化也不利于我国软实力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扩张与影响；相反，印度和美国将伴随着人口规模的继续增长、人口结构的相对稳定而使本国软实力进一步扩张，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四、人口替代规律与国力兴衰

从历史的长焦距考察，人口与发展相辅相成，而从空间维度上分析，人口和发展则有“发达”与“欠发达”区域之分。在西方学者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理论概念中，强调了世界各地发展并不平衡，存在着经济实力中心国与边缘国的相互关系。基于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即世界由一个占据主导位置的经济中心国和若干个被主导的边缘地区所组成，学者费兰克认为，人类史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且一直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体系的中心在东方在中国，而西方18、19世纪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是世界体系中“中心”位置的替换（费兰克，2005，p26、p449）。在世界人口变迁史上存在着人口转变和人口“兴衰”替代规律，而人口这些变化规律又与大国实力兴衰紧密相连，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关系背后无不存在着人口变迁的影子。

之所以一直没有充分重视到人口转变及替代规律对大国兴衰影响的作用，原因至少有三：其一，在人类人口史上，人口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时间中皆属于相对“惰性”的变量，处于“休眠”期，直到工业革命之后才成为“活跃”的变量，并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也是为何观察人口兴衰史以1750年为界的缘故；其二，就世界整体而言，自西方率先开始人口转变以来，世界各国人口转变有先后之分，存在着后浪推前浪，此起彼伏的人口兴衰替换过程。无论是人口转变，还是人口兴衰替换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才能完全呈现；其三，人类对于上述人口这种变化规律及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

从世界体系的视角观察，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口转变及兴起衰落是有序的。从自1750年以后西方人口率先“兴起”，历时两个世纪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完成了“人口转变”。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还在“沉睡”的时候，西方的人口伴随着现代化迅速增长、迅速壮大并扩张，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能量”，从人口实力（规模与结构）的变化看，率先占据了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也超越了东方（见图4）。

沿着这种人口转变、兴衰更替的观察视角，考察一下不同时期大国国力竞争与其人口兴衰的关联（见图5）。19世纪是西欧大国角逐的世纪，更是英法“两雄”竞争的世纪。大国实力竞争的背后也是人口的较量，英国的人口优势在十九世纪超过法国，也超过其他国家，如人口增长快、年轻型人口有活力有生机，最终成为19世纪欧洲大国的“领头羊”。历史是如此诡异，当年英国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受到法国大革命思潮的“刺激”而写就的，不过马尔萨斯人口论并未在英国“结果”，却在法国“生根”。马尔萨斯人口论发表200多年后的今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世界的文明版图，这是一个英文主宰的世界，而法语却只能偏于一隅，谁能否认这事实上是当年英国人口增长扩张的胜利呢？！

20世纪是美苏世界争霸的世纪，同样也是美日经济竞争的世纪，是一场轮番上阵的“三国演义”。如果从人口学的角度去解读，同样会看到，美国人口无论是数量规模的增长上，还是人口结构变化上，美国毫无疑问占据了优势。以日本与美国经济实力的较量为例，20世纪80年代，作为创造东亚奇迹的日本曾经是一派光彩夺目的景象：日本经济傲视群雄，日本制造、日本文化被人们津津乐道。那时，风行世界的畅销书是《日本可以说不》。然而仅仅过了20年，这一切就像过眼云烟，日本现如今根本没了对美国说“不”的底气了。探究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从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回答，一目了然。也就在这短短的20年日本人口进入了加速的老化期，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1980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0年17.2%，翻了近一番；而同期美国老龄化指数则是由11.2%微升到12.3%，变化不大。可以说，是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如此急速老化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使其丧失了与美国竞争的人口实力。

来看看21世纪大国之争，如今有“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四国“后起之秀”，21世纪是这“金砖四国”之争。在这四国之中，中印“龙象”之争更为引人关注，更被认为是“龙象崛起”的世纪。20世纪后半叶作为人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毫无疑问走在了印度的前面，但是21世纪中国印度谁将走的更远？从人口变迁的角度来分析，虽然整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形势是乐观的，但如前所述，我国人口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特别是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加速的老龄化过程。因此，仅从人口学的角度，从动态的结构视角，从中印两国人口要素的动态比较上看，无论是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如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化，还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过程如老年人口比例的变化、劳动力人口中的年轻人口比重的变化，中国人口实力并不占优势。

1750年以后500年的人类社会发展一方面有世界人口迅猛增长的结果；另一方面，世界各大国兴衰，背后则有人口转变、人口兴衰更替的影响。大国的兴起与持续，皆以人口的兴起、壮大为后盾；而大国的衰落与迟滞，则有人口过度衰老的影子。前200年是西方人口兴起并为中心的200年，从18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开始，西方人口发生转变并不断扩张称霸和统治世界，到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1950年至2050年是西方人口衰落和非西方人口兴起相互交接的100年。在20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先是人口实力积聚，后是人口“能量”爆发，中印人口大国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的强劲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在21世纪的人口舞台上，由西方人口曾经扩张统治的世界，将不断地让位于非西方世界。2050年以后，欧洲人口将持续“衰落”，若开放国际移民，欧洲大国的版图将是这样一个人口替换的结果：英国将有举足轻重的印巴移民，法国将会有更多的前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后裔，德国将被“客居”的土耳其人口所“主居”。曾经是西方文明核心的欧洲将不复存在，将被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所覆盖。而美国人口还将会有“活力”，但不再是白人占优的社会，拉美、亚洲移民将占据多数，将会出现“我们是谁”的困局。由于人口转变及兴衰替换规律的存在，族裔人口会替换，文明人口会替换，西方人口的“没落”终将被非西方人口的“兴起”而替换和“覆盖”，世界体系中西方“中心”地位或许终将因为其人口衰落而被东方取而代之。其实，20世纪50年代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陆续开始进入“革命性”的转变，迎来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发展变化主导的世纪。而今，西方世界人口已进入了老龄“衰落”期，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蒸蒸日上，人口进入了“青年”、“壮年”期，呈现出世界人口变化的二元格局。发展中国家开始从人口规模和结构方面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并逐步取代西方占据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正如莫里斯所预言，如果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和20世纪时的发展速度一样，那么东方将会在21世纪末22世纪初超过西方（莫里斯，2011，p408），见图6。

▍五、结语

大国兴衰的历史事实上是多种看似独立发展但却相关的因素耦合的结果，不存在任何单一的决定性因素。不过，由于人口是最基础性和持续性的因素，其变化对民族、对国家的兴衰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人口变量还处于“活跃”之时。但又由于人口变化常以百年为单位，变化周期较长且影响作用滞后，常常“迷惑”“误导”当代人，而人口转变、兴衰替换规律也被小觑！比如，当年我们批判毛泽东时代人口无计划人口爆炸时，“爆炸”的人口却创造出了改革开放30年前所未有的奇迹；而今当我们沾沾自喜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以来30多年那些伟大“成就”时，却为未来30年、50年埋下了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巨大隐患。历史的悖论是，当人类处在历史之中时，常因陷入其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当人类走出历史之外时，却又因为历史已成为历史而唏嘘不已！

人口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明最基本的、最持久的、最永恒的承载体，从世界人口变迁的结构中把握中国人口的变迁；从国家民族、文明兴衰的历史中定位人口规模与结构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保持我国人口规模的稳定和人口结构的合理是使其承载的大国文明和实力始终保持生机勃勃、始终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保持持续竞争力的必要前提，是应对各种“挑战”的必要前提。那种盲目追求减少中国人口数量的目标，既忽略了中国人口规模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减少所带来的不确定的负面后果，更没有看到在追求减少数量过程中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对中国国力及其文明自身兴衰的冲击、对世界文明和平进步的不利影响。21世纪正是人类人口处在巨变的时期，中国人口尤为如此。以上的比较分析表明，中国人口的变化趋势正朝着一种不利于整个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变化，这正是我国人口新困境之处，能否走出人口困境，需要当代人的努力，更需要当代人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