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原因使得双边经贸磋商受挫，美国继而打压华为等中国公司，开启“科技冷战”，中美冲突现已进入危险地带。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Stephen S.Roach）深表担忧，向中国日报旗下传播型智库中国观察独家撰文“从贸易战到冷战”（From Trade War to Cold War），以下为他的核心观点：  双边投资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球网络协议

华盛顿对中国的攻击已经达到了全新的水平‍‍‍‍          

如今，在指控和反指控中，中美冲突已经明确进入了危险地带。

尽管中美在6月下旬即将举行的大阪G20峰会上达成某些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但这样的协议大多都是表面上的。继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后，美方又进一步威胁启动对剩下的325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增加关税，同时对华为展开全面攻击。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压力急剧上升，表面协议达成的可能性也在一天天地下降。

华盛顿对中国的攻击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共和党和民主党现今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但指责中国是造成美国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却成为美国政界的和鸣。特朗普曾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政策亲商，但如今接管了共和党，却对关税张开了双臂。对于支持工人阶级的民主党人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就发出过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危险警告，转变为关税战士自然相对容易。在多年滥用贸易行为之后，两党的共同论调表明，现在是美国该站出来反对中国的时候了。

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攻击已经远远超出了大约30年前对日攻击的强度。当时，美国制造业首次感受到就业和工资的压力，这可以追溯到贸易赤字的急剧扩大。重商主义的日本是罪魁祸首，他们执着于压低日元汇率，占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额的42%左右。这导致了1985年所谓的“广场协议”，当时五大工业国联盟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将日本置于货币升值中，导致资产泡沫和持续了几十年的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在仔细研究了日本的教训之后，中国领导层拒绝了西方类似的建议。因此，华盛顿采取了不同和更强硬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的威胁，他们认为中国的威胁要比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威胁严重得多。

从日本到中国，美国很快又将自己视为受害者，把自己造成的经济问题归咎于他人。然而，这种推卸责任的行为与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背道而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很快就学到了简单的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即投资等于储蓄。这一问题的必然结果是：当各国缺乏储蓄，希望投资和增长时，为了吸引外资，他们必须从国外借入盈余储蓄，并常年保持账户赤字。自1982年以来美国每年都经历过国际收支赤字（1991年除外，当时美国向其他国家收取发动海湾战争的军事行动的少量盈余），这些国际收支逆差是造成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但由于贸易逆差源于宏观储蓄-投资失衡，它们的范围往往是广泛的，或者说是多边的。事实上，2018年美国对102个国家的商品贸易出现逆差。

这就是抨击中国的漏洞所在。没错，2018年，中国占美国8790亿美元商品贸易逆差的48%。这使得它成为当前美国政策辩论中的借口。在这场辩论中，他们认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唯一办法是消除中国的部分逆差，从而也能够减轻美国工人的压力。

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对于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多边问题没有双边解决办法。以中国为核心的解决方案就像“打鼹鼠”游戏（编注：无用而重复的工作，指试图解决问题的尝试是表面的，结果只是暂时的）。由于2017年末特朗普减税的时机不合时宜，直接的可能性是导致国内储蓄进一步低迷。在不解决储蓄问题的情况下，消除一部分贸易逆差，只意味着贸易将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外国生产商手中。由于中国是美国成本最低的外国供应商之一，这意味着贸易转移必然会流向成本较高的外国生产商。这就相当于在美国消费者头上增税。

针对中国的猛烈攻击可能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反作用，这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政府要推行如此不一致的战略？答案既是霸权扩张的结果，也是针对所谓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反映。随着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加强，美国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无限制扩大财政赤字的倾向，这是以发行美元计价的本币债券作为支撑的。

更别提医疗体系的低效了，它消耗了GDP的18%，国防预算基本上等于位居其后的7个军费支出大国之和。华盛顿政府宁愿在财政政策上如此鲁莽，也不愿向美国公众坦白。他们宁愿把这样一种策略的后果归咎于其他国家的贸易行为，也不愿认真地照照镜子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未触及长久威胁两国局势的结构性问题‍‍‍‍          

事实上，美国政府为了证明挑衅性贸易政策的正当，正下大功夫对中国进行抹黑。

从对窃取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的指控，到由国有企业策划的网络黑客，到不公平产业政策的指责，中国被指控违反《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也由此在美国舆论领域受到严重诽谤。然而，这些指控背后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完全是误导。显然，比起承担起责任，承认美国储蓄不足是导致宏观经济失衡和多边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抹黑的描述中更容易得到安慰。

讽刺之处在于，此类贸易协议即便达成，也只是看重中国承诺购买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制造的商品，由此而缩小两国间的贸易不平衡。这等于是在以双边贸易手段解决多边问题，极其愚蠢，简直是一场政治闹剧。所谓“解决方案”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即这一“解决方案”将缓解美国制造业、工人工资面临的压力。只是要拯救美国的经济，事实远非如此。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双边解决方案是对贸易转移有效，但长远来看，对于美国工人和消费者却无济于事。最重要的是，单纯解决双边贸易逆差并没有触及到长久威胁两国局势的结构性问题。

市场准入是至关重要，这意味着两国跨国公司在彼此市场上自由投资的机会。美国声称，中国企业对合资企业提出技术转让要求，实质上是对专利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强制窃取。正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2018年3月的301条款报告所强调的那样，这已经成为美国的典型指控，也是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基本证据——尽管USTR承认（在2018年3月19日的报告第19页）并没有直接证据支撑美国和中国合作伙伴之间签署自愿协议的合资企业迫使技术转让的指控。再一次，抹黑显然比基于事实的分析更有破坏力。

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5日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依据“301调查”，考虑对从中国进口的额外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图片来源于网络）

建议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我认为，中美还是有许多务实的解决方法来缓和双边关系。如以下三例：

双边投资协定。市场准入最好是通过双边投资协定中规定的跨境投资规则和标准的正规化来解决。美国累计签订了42个双边投资协定，中国累计签订了145个。在双边投资协定框架内，可以取消外资持股上限，使得讨论合资公司不再那么重要，有关被迫技术转让的指控也即不成其为问题了。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美国和中国花了10年时间试图谈判。由于受到特朗普关税政策的阻碍，这些谈判已经暂停。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将是解决棘手的技术转让问题的主要策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头几天，废除美国对TPP承诺的政治决定是个错误。这项多边协议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框架，通过跨境贸易自由化、劳工标准、知识产权规则、互联网协议和环境规范，将12个占世界GDP40%的国家连接起来。TPP将为中国遵守目前备受争议的许多结构性规范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机制。虽然对特朗普总统来说，重新考虑美国的TPP战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但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这很可能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全球网络协议。中美领导人曾在2015年9月针对缓解网络间谍活动、黑客攻击和其他紧张局势方面，达成网络安全协议，但这还远远不够。与贸易冲突一样，这不是一个双边问题。美国和中国应率先打造一项全球网络协议，包括网络入侵、减少攻击目标和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等综合指标。 

如今，美国和中国有发生严重冲突的可能性。自2008年以来，这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已经占据全球GDP增长的44%。如果他们没能选择正确的解决方案，或者未能就贸易冲突达成协议，那么全球经济很可能就会摇摇欲坠。问题并非不可解决，但在现今的氛围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美国政坛上下对中国进行大力抨击，这有可能将贸易战变成一场旷日持久、具备破坏性的经济冷战。现在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治智慧，以及一种极度缺乏的、领导者应当具备的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