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湾知识分子的书里，有这样一则小故事：在蒋经国威权时代，他一直写文章批评政府，自然是受到当局排挤，甚至被“有关部门”百般刁难的。他当然也有些想不通，为什么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反要遭受这种磨难？

就在他有些心灰意懒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听到蒋经国先生讲话，他开始只是觉得讲话内容有些熟悉，随即明白过来，原来蒋经国先生竟然大段大段地引用了他文章里的内容，促进政府改革……他当时就泪流满面……

时代不同了，集权和威权时代渐渐远去，互联网时代要想让网民和知识分子们“内牛满面”，还真不那么容易。否则，每天一打开新闻，就看到政府又听到网民的声音而从善如流，你就“内牛满面”，那还不把每一天都变成全国哀悼日了？

正因为时代不同了，我们却也没有理由嘲笑那位台湾的知识分子迂腐、以及想为帝王师的心态，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即便受到打压也在坚持不懈地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台湾的转型能那么顺利？

更何况，昔日的台湾，今日的大陆，也还有类似之处：在执政者“从善如流”，或者不得不顺从了民众的意见，听进了知识分子的声音后，无论是当今的网民还是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处境并没有为此改变：被打压的还是被打压，被跨省的照样被跨省，搞不好还会沦为阶下囚……这，也许就是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为社会进步付出的代价吧。这，才是值得我们泪流满面的。

互联网对中国的推动作用也许可以用一个假设来强调：如果没有互联网呢？可以这样说，从孙志刚之后，中国政府实施的任何一项新政与新措施，背后都有网民在推动。网络，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最倚重的“民间智库”，每一个活跃的网民，都是一位“民间智囊”，当然，最有益处的智囊，常常处境堪忧。

“民间智库”是中国的说法，因为在西方，虽然大多智库是有倾向性的，但几乎所有的智库，都是“民间”的。官方办“智库”充其量是解读政策，为统治者当化妆师，靠这些人给统治者出谋划策，是自欺欺人。

每当有中国领导人要到访美国的时候，美国总统总会亲自召一些智库专家进入白宫。令人惊讶的是，人才济济的美国政府，竟然在重要决策上都会听取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智库的意见，甚至在一些他们认为很有把握的决策上，也会花一笔钱去请独立智库弄出一个报告来，来佐证他们的计划，或者听听独立智库唱的“反调”

有人可能说，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智库。中国的智库一定是政府的，他们也一样可以出谋划策，搞出成绩。作为智库，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当然都能够搞研究、出点子，但如果一个智库是有“上级主管单位”，经费是那个让他出点子的人给的，他能够搞出什么样子的决策呢？中国有多少所法律研究所？又有多少大学法律系？中国政府供养的法律专家何止十万？可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们主动为了中国政府的长治久安而搞出一个废除行刑逼供的建议书？他们的作用加起来，甚至比不上那个捅出“躲猫猫”事件的网民，以及那些不知名的留言者、顶贴者、发表意见者……

当然，把网络说成是“民间智库”是不恰当的，它毕竟只是大家发表意见的场所，是民意的集合地，而“智库”当然不只是简单地追随民意，而是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有深入的研究与广泛的论证，有分析有报告，有政策建议，这些就不是没有经过学术训练的散兵游勇的网民们可以做到的。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民间智库，虽然在中国成立民间智库还有很多困难，可一些愿意与政府分忧，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不妨多多借用网络资源，凝聚网民的知识与智慧，为国家崛起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出谋划策，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执政者则应该吸取中外教训，尤其值得借鉴台湾的经验，鼓励与支持民间智库，借助民间智囊的建言献策，弥补政府决策的不足与缺陷，为国家崛起与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决策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