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真的来了。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这标志着中国电子通信产业正式迈入5G时代，比计划提早了一年。
　　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那么，5G将带来哪些颠覆性的改变？从1G到5G时代，人际交往关系如何重构？

　　全时空传播、全现实传播、全连接传播、全媒体传播，是5G 时代即将为人类传播带来的颠覆性变化。
　　全时空传播。有了5G技术后，人类社会将前所未有地实现信息传播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种历时性与共时性同在、无远弗届的传播可以最大限度地突破人类传播历史一直以来的最大障碍，即传播的时间和空间制约。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我们都可以进行人类传播，这最大化地释放了人、物、财、信息这四个人类交换最重要资源的潜力，从而可能最大化创造出由此而带来的各种价值。

　全现实传播。在3G技术普及之前，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主要是在人与现实世界的传播，尽管已经有了虚拟现实的概念与实践，但实现全现实传播还是非常困难的。而5G技术之后，人类将实现真实现实连接和虚拟现实连接，超高清4K乃至超超高清8K 也会得到广泛应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 等全息沉浸式交互，使得人与虚拟世界完全对接，而且在智慧的万物互联时代，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也可能基本消除，从而实现完全融合。

　　全连接传播。5G连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比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可以实现所有人连接、所有物连接、所有资金连接、所有信息（数据）连接，同时还可以实现所有环节、所有过程、所有时空节点的连接。人类社会的所有资源都可以数字化，并被作为数据进行传输与传播。人类社会的所有传播都是网络化的，每个要素之间都可以是连接的，并且可以实现最短途、最高效的交互和交换。

　　全媒体传播。5G带来了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时代，万物互联也就带来了万物皆媒。人类社会传统意义的媒体被无限扩大，不仅是传统纸媒和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和当下普遍应用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而且还包括万物互联所有连接的节点，不论是人、物都可能成为一个释放信息并分享信息的中介，也就是媒体。因此，全媒体就不仅是传播传统意义的新闻、娱乐等信息的业务功能型载体，而且是要传播数据、通过连接提供服务等的融合服务型载体。

　　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和传播的根本性升级，将使人类社会结构及维系社会运行的价值系统与规则体系得到重塑。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有几个架构性变化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并存，且后一个趋势日渐明显。现在和未来，资本集中化、网络垄断化倾向仍然有强化之势，而且这种垄断不像现实世界中那么显在，而是在虚拟世界中更加隐匿和潜在。这种垄断最终可能呈现为数据垄断和智能垄断，这种垄断将更加致命、更加终极。后发现代化社会和国家将更加难以企及现代化的实现。因此，全球和每个社会中的分化可能呈加剧态势，特别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网络社会和智能社会不匹配的国家将更加如此。

　　二是层级化与扁平化、网络化并存。传统社会的等级科层化在网络社会和智能社会中会持续而部分存在，社会运行的规制与治理需要有层级的实现，尽管这种层级已经大大减少乃至显在地消失，但是即便在网络社会和人工智能环境中潜在的层级还是存在的，技术的核心层、使能层乃至应用层的分工也始终会给社会带来核心、使能和应用的层级区分。

　　但是，从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看，社会架构的日益扁平化、网络化和数据化也是不争的事实。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不是线性的变化，而是非线性的、指数级的拓展。万物互联、万物皆媒、人机互动带来的就是网络化和数据化，由此又进一步带来扁平化，云计算都需要加快边缘计算以提高效益，多源数据和复杂算法正在取代传统的人成为网络化、扁平化后各个节点权力的赋权者和赋能者，信息传递将更加短程化，人与群体建构更加分散化，传播更加直接效益化，传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动员力实时、实空显见。

　　三是共同体与族群分化并存。5G带来了万物互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带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连接度提升，命运关联度也大大提升，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可能成为人类面临的常态，这种利益的共生性和命运的联动性将日渐增强，而共同体存在和意识还有待不断增强。

　　万物互联、万物皆媒、人机互动带来的不是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别的消失，反而是给个体成长、群体分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时空，社会结构日益族群化，虚拟世界中的圈层化就是一个表征。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将取代工业时代的资本连接驱动人类社会每个个体与族群深度互联、高频互动、空前自觉，他们之间深度学习、广泛参与、持久交互影响，逐步成长为社会压力和驱动力，这与传统治理体系中利益集团、区域乃至国家主义为中心的治理模式恰成反差，这正是复杂社会、风险社会日益凸显的特征。因此，重视互联互通的个体，强调深度交互的圈层，平衡相互影响的族群，才是形成新的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的关键和基础。

　　从1G到5G时代，交往关系向立体全方位格局演变。
　　网络通讯技术的变革彻底颠覆了用户习惯。随着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人际交往关系也在不断进行变革和重构。这种交往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交往关系由对称性向非对称性拓展。随着2G、3G、4G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点对点”交往方式逐渐被突破，形成了“主体间性”交往关系，即不同时空交往主体以通讯工具和计算机网络为中介，形成“人——机——人”的非面对面式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既包含“一对一”的对称性交流或“点对面”甚至立体的全方位对称性交流，又包含对传统交往关系拓展的不对称信息交换模式，例如网络黑客、网络媒介等。因此，非对称的网络交往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联络不同网络终端的人脑思维的虚拟化、数字化交流与互动。

　　第二，交往关系由互利状态向去功利性状态转变。人际关系心理学家认为，互利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基本原则。人际交往需求分为情感定向和功利定向的不同层次。比如亲情、友情、爱情，即属于情感定向的人际交往；为实现某种功利目的而交往，即属于功利定向的人际交往。在现实交往中，这两种情况时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互交织。有时候虽然是功利定向的交往，但也会有感情的沟通和反馈；有时候虽然是情感定向的交往，但也会有物质利益上的互相帮助和支持；有时是为了物质需求的满足，有时则是为了精神需求的满足。
　　两种交往目的互相交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总体上呈现出平衡互利的状态。然而，这种交往夹杂了人与人之间太多的功利目的，亲情、友情、爱情等感情很容易断裂。而在网络时代，虚拟网络使人际交往以符号的形式呈现，熟悉的朋友抑或陌生网友之间的交往主要以情感或志趣为主，这又表现出明显的去功利性特征。

　　第三，交往关系由不平等向平等转换。在1G时代，交往主体总会受地域、血缘、身份、地位、年龄、性别等不平等社会关系因素制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表现出不平等的上下级关系、性别关系等。而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现实交往中的身份、地位、权力等不平等特征被网络交往的“去中心”和“去身份”等虚拟特征所取代。各交往主体的网络身份不断被电子文本化，然后以虚拟身份参与网络人际交往，从而缩小了1G时代交往个体的身体属性、社会属性、阶级属性和地理属性差异，使“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逐渐被2G、3G、4G 乃至5G时代的交往所消解。由此，交往个体的个性得以张扬，话语权得以凸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格局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