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浙从何处来

谈到浙江，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浙江从古到今那么多的人才究竟从何处来？

浙江在全国范围内那么好的名声又是从何处来？

在中国34个省市自治区中，你很难找到第二个地方能有如此多的正面评价，仿佛上帝都对浙江钟爱有加。

而解读浙江的密码，也就隐藏在这种“钟爱”之中。

一个地方有人才很正常，千百年来，哪个省没有几个青史留名的人杰？不正常的是大规模、长时间、高质量、一茬茬整齐划一的往外冒人才。

千年以降，浙江一直是中国的人文渊薮。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壑，写的都是吴越风情、魏晋风流和唐宋风华。

从宋元到明清，浙江绵延千年的文脉结出了丰厚的果实，浙江籍状元就有60人之多，占历代总状元数的十分之一强，明清两代，仅浙江籍进士就冒出六千五百多个。

我曾经给宁波的慈城做过策划，翻开慈城县志，这里的人才多到难以置信，自唐至清，慈城出过进士519人，在这些进士中出过状元3人，榜眼1人，探花3人；官至尚书和在全国各地为官的多达千余人。

“士比鲫鱼多”这一袁宏道看似玩笑的类比，其实是浙江遍地读书种子的写照。

况且浙江不仅出读书人，更出大师。古有李煜、陆游、周邦彦、赵孟頫、王阳明、王国维……今有鲁迅、徐志摩、郁达夫、茅盾、金庸……

浙江籍的文化大师真是璨若星河，数都数不过来，可以说，浙江让整个中国变得精致了不少。

在乱世烽烟之时，浙江又多人杰，清末民初，中华民族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时精英荟萃、群星闪耀，浙江不过弹丸之地，且远离政治中心。

但偏偏能得风气之先，思想激荡、人杰辈出，从立宪名流到革命志士，再到博古通今的大师，其中诸多人物，无不身名彰显，青史留名，即便百年之后，仍鲜有人能望其项背。

从章太炎、鲁迅、蔡元培等学界巨擘，到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先驱，以及之后蒋介石为首的江浙军政商群体强势崛起，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

如今，一夜之间，市场经济的浪潮撞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金钱至上，唯此为大的时代到来了。浙江又摇身一变，成了商品经济的海洋，涌现出成千上万的老板群体，一副“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壮观景象。

在改革开放初期，同样是谋生，我那些云贵川的老乡们大多是外出打工，干体力活，挣辛苦钱。而浙江人只要有点条件，总想自己做老板，“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因此身家百把万上千万的浙江籍小老板，简直是遍布全球各地。

这种现象曾让我很是难受了一段时间，凭什么你们出去就可以当老板，而我们只能当打工仔？

同样是发达省份，浙江与江苏比，一个是七山二水一分田，一个是三分之二土地面积为平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浙江124亿元的年度生产总值，只有江苏249亿元的一半。今天的浙江，GDP总量虽然依旧比不过江苏，但是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浙江以4.2万元的数据位居全国第一。可谓是富得扎扎实实。

千百年来，浙江人似乎总能找准浪潮之巅，并且整齐划一的立在潮头。在与时俱进这方面，浙江人是全中国的典范，他们也理所当然成为时代的宠儿。

不仅浙江人，浙江本身也是宠儿。

说到浙江，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很多美好的词语，富裕、人才济济、鱼米之乡、风景优美……

最典型的就是历代词人笔下的浙江：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

——柳永《望海潮》

据说金主阅此词，慕杭州胜景，遂起投鞭渡江之思。

实事求是说，这些诗词对浙江的描写太理想化了，其实未必如此。

1982年我第一次去浙江时，曾顺路去看望一位在西北工作多年的老领导。他好不容易通过中央协调告老还乡，回到浙江养老。

我去看望他的时候，没想到他和我抱怨道：“浙江什么人间天堂，简直是人间地狱。气候哪有我们兰州好，兰州夏天凉爽，冬天还有暖气，杭州夏天热死人，40多度；冬天冷死人，那时候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西湖的冷风一吹过来，手上开的全是口子，当地人叫叫开冰口。”

我后来多次去浙江，实情的确如此，“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名篇佳句中的浙江，总是金秋或早春，却没有人说这里夏天的闷热和冬天的冻雨。大家都有意无意的忽视了浙江自然条件上的缺点，而对它的美极尽讴歌。

这就很有意思了，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的栖居”一样，往大里想，历代都有各种“理想国”和“乌托邦”，往小里想，也有“桃花源”和“香格里拉”的传说。

一个国家，总会有关于各个地区进行比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天堂，大家看到的都是它美的那面，就像断臂维纳斯一样，大家不关注断臂，只关注维纳斯。在这种比较中，总会有获胜者，成为一国之“国花”。

比如法国人的普罗旺斯，英国人的大湖地区等。中国人的“国花”就是浙江。所以浙江的好名声不是浙江人自卖自夸，而是全中国人民夸出来的，因为这是他们心目中的“国花”，不容玷污。

浙江为什么能成够为上帝的宠儿，这个问题可不简单。

02、三、五个浙江

我与浙江的缘分不浅。从记者时期采访哇哈哈的老板宗庆后，到1999年帮宋城集团的黄巧灵做策划，2000年前后，我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浙江商会总顾问。日后又参与了温州、台州、宁波、金华，甚至杭州的策划。

我几乎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对浙江省下了很大功夫来研究。对外而言，全世界有三个浙江，对内而言，浙江又可以分成五个板块。

所谓三个浙江，指的是本土浙江、中国浙江和海外浙江。

这三个浙江都表现出了非常澎湃的经济动力，并且形成了深藏于海底的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一样，遍布于市场的末梢。

这个依靠血缘、宗族、同乡等传统关系凝结而成的网络，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也把囿于一省的浙江经济变成了遍布世界的浙江人经济。

在中国甚至海外，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浙江人，而只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的完整建制——有实力的大老板是投资者，在当地建立一个浙江或温州商城；实力较弱的老板是摊主或堂主；没有本钱的就是伙计，看铺子、守摊位。总之，每个人都各得其所。

这种完整的市场体系还给年轻的一代以希望，他们都知道目前名重一时的大老板都是从最基层做起来的。他们满怀信心地从底层做起，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明天和未来，他们深信他们当中一定会产生中国将来的亿万富豪。

五个浙江，指的是浙江内部可以分为五大板块，其间差别之大，甚至超出了普通的地缘之别。

第一个板块是农耕文明时代的典型浙江。

我们管它叫金粉之地，富饶江南的真正代表——杭嘉湖平原，就是杭州、嘉兴、湖州。

外地人对于浙江的传统印象，仔细的打开来看，大多都是杭嘉湖。“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说的就是这块土地，绫罗绸缎、诗词歌赋、燕瘦环肥，各种美好的词都能用在这里，是文人心目中的人间天堂。

但所谓的人间天堂，其实是先有人间，后有天堂。天堂其实是人造出来的。

浙江的气候、降水、土壤、地形在今天看来非常优越，但在古时，并非如此。就气候而言，淫雨连绵，潮湿濡热并不比北方温带地区的温暖凉爽更有利于古人类生存，所以司马迁《史记》中说这里“地下卑湿，丈夫早夭”。土壤更是如此，在没有发明铁器前，近似于沼泽的黏滞板结的土壤很难耕作，而北方黄土高原疏松肥沃的黄土，特别适合那些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先民。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早期的文明，周、秦、汉、唐在黄土地带崛起的重要原因。

除了土，水也成问题。太湖流域是典型的水乡泽国，杭嘉湖平原又是太湖流域水势最低洼、排水最困难者，水网纵横，密度堪称全国之冠。其中湖州最为典型，湖州曾因城内外水域辽阔，被称为水晶宫。

然而大面积的水域，并不像诗画中描述的那么浪漫，往往形成灾难，其发展与治水的技术密切相关，当拦水筑坝和造船建桥的技术成熟之日，才是杭嘉湖真正发展之时。就连名满天下的西湖本身，其实也是历朝历代不断的营建与保护，才得以美丽到今天的。

说起杭州，不得不说的还有五代割据时期的吴越钱氏，一心向佛，规避战乱，是一个能写下“陌上花开缓缓归”这般诗意“便签”的特殊王室。钱氏治下的吴越国，不仅将杭州真正推向了江南一线城市的地位，更避免了南唐式的悲剧，纳土归宋，以一个地方政权的悲剧命运作为句点，却为杭州在宋元时期的大发展写下了开篇。

杭州之美毋庸置疑，然而温柔乡是英雄冢，美好总是容易让人斗志消沉，杭州在历史上常作为短命王朝的偏安之地。说好听点是中土王朝的避难所，但最后的结果却往往是王朝的销魂处，以至于最后成了埋骨地。“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杭州文化中似乎总有一种消解英雄气概的东西。

在改革开放以后近二十年间，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兴力量开始崛起，旧日的大户也成了保守的象征。杭嘉湖一直没什么起色，甚至有些衰败，就像上海也曾被广东人打的抬不起头一样，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2000年前后。

从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时间，杭嘉湖持续走衰，唯一的亮点就是83年左右在嘉兴海盐出了个步鑫生，很是火了一阵，但现在回头来看，无非是把大锅饭打掉，管理严格一点罢了，并没有冲破体制上的桎梏，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到21世纪初，杭州才开始真正的勃兴。但回头来看，杭州更像一个舞台，让所有浙江人粉墨登场，很多浙江籍的老板发家后，都会选择搬到杭州，成为新杭州人。一批批涌入杭州的新杭人，给杭州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杭州西湖长桥公园

杭嘉湖平原虽然衰败，但却一直很看不起旁边的温台地区。

第二个板块便是温台。

很难说温台是什么样的。它常被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形象缩影。有着遍及四海的商人和商品，说着“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的中国最难懂方言；也曾经有过“闲敲棋子落灯花”的文人荟萃，亦有壮阔磅礴的大好山河；还有着民风彪悍，自力更生，重商轻政，投机取巧的温台人。

从千百年风云际会中走出来的温台，很多时候像是一个矛盾体：贫瘠与富有、出走与回归、闯荡与保守、书卷与草莽，在它身上并存。

温台也曾经是文人荟萃之地，有“人物满东瓯”之说。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当时最重要的儒家学派之一的永嘉学派，也随之诞生壮大。

永嘉昆曲、青瓷、漆器隐约还残留着彼时温州的雅致气息，然而，书卷气终归只是点缀，“艰山海阻”的地形一方面限制了温州与其他地方的联系，另一方面也让这里得以摆脱官方正统儒家思想中重本抑末、抑制商业的压力，让冒险成为温台人刻在骨子里的精神。

关于我和温台的故事，可以从喝酒讲起。

多年前我曾为台州市做过策划，也去看了那道雄奇不输边塞的“江南长城”。那时拼酒还十分盛行，在入席前，我和团队讲：“浙江人嘛，江南才子，文弱书生，怎么可能喝的过江湖闯老的我们，你们放心大胆的往前冲就行。”

酒过三巡后，我感觉不对劲了，这些台州人怎么一个比一个能喝。于是我开始指挥，擒贼先擒王，集中针对一个看起来最厉害的常务副市长。没想到这个老兄喝下去两斤多，脸都青了，出去一会而后笑嘻嘻的回来了，面色如常，继续推杯换盏，搞得我们几乎全军覆没。

第二天我问台州市领导，喝这么多酒你们怎么能扛得住？他们说，这和遗传有关系，温台人是渔民的后代，渔民在海上就靠喝酒驱寒，无事三杯酒，有事酒三杯，他们喝酒的禀赋是遗传的。

事实的确如此，由于靠近海洋，温台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具有海洋意识的一批人，唐宋年间，中国海岸线还非常热闹，大海里航行着中国和各国往来贸易的航船，中国也看似将要迎来一个大航海时代，温台地区也迎来了大发展。然而接下来的明清两朝，不只是消极的拒绝海洋，更是残酷的打压，“片板不得入海”，更有倭寇时常侵扰。

自古以来，倭寇被认为是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的一场侵略，然而在数百年正统史观的笼罩之下，诸多事实透露出无法掩盖的微光。

所谓倭寇实际上是一群被误读的中国海商，而且他们被重重掩埋的身份和命运背后则是中国曾经强劲的民间海洋力量与农耕王朝的对峙抗争和衰败。所谓的东南抗倭，更像是禁海政策下的一种谎言。

倭寇大首领王直，本身的故事就像史诗般波澜起伏，浙江巡抚把王直的父母妻儿压为人质，写信诱降，并谎称同意其开海通商的请求，最后却将其杀害，王直临刑前仰天长叹：“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这话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倭寇首领说出来的。而王直口中倒霉的“两浙百姓”，就是充满着自由与勇敢精神的温台了。

长期以来，在官方视野里，温台就是不规矩的代名词，被打压了很多年。80年代末，我曾经采访过前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当时浙江人都说他左，后来他对我埋怨到：“不是我左，而是陈云同志每年冬天都待在杭州，一边听评弹，一边盯着浙江，温州的日子好过，我就难过。我的日子要想好过，他们就不能太好过”，这种打压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小平第二次南巡以后，温台才真正的走上前台来。

在90年代初，我去江浙一带采访，温台的景象深深震撼了我。当时电力紧张，家家户户门口都摆一个小发电机，街上那些面容姣好，操着吴侬软语的妇女们，像男人一样蹬着人力车，车上拖着四五百斤的货物。将近四十度的高温下，没有人有怨言，都在默默奋斗，每个人脸上都是喜悦与希望，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在采访时，当地人送给我一个精美的打火机，给我讲到：“打火机市场本来被日本霸占，温州只是代加工的工厂，然而代工多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用勤劳、智慧和低成本把日本人打的七零八落，无奈退出，从此温州垄断了整个一次性打火机市场”。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甚至美国的军装、警徽、国旗都被温州人包揽了，只要市场有订单，这里就能提供足够的生产力。采访结束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华东归来话广东》，并在文中感慨道：什么叫温州模式，什么叫市场经济？就是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道者，市场规律也。

这种“各行其道”的规律，让温州人即使在最压抑的年代，也没有完全熄灭冒险的火苗，他们被一穷二白的草莽之气驱使，瞅准商机，离开家乡寻找财富，甚至远赴海外。

浙江人闯荡欧洲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这个依靠血缘、宗族、同乡等传统关系凝结而成的网络，形成了完整的传帮带体制。

最近我在法国参加了一场影响很大的世界华人高尔夫赛，参加者的大部分都是温州人。大巴黎地区总共有三四十万华人，浙江人占了主流，其中一大部分又都是温台人，包括青田人（青田隶属丽水，但靠近温州）。

再一深究，这批三四十岁的老板们，大多都是99年挤在黑暗的集装箱里，漂洋过海偷渡过去的温州农民，因为偷渡到美国要30万，到欧洲只要3万，所以他们都选择往欧洲跑，甚至出现过所有人窒息而死的惨剧，但就算这样，偷渡者依旧络绎不绝。

百年前最初那帮一穷二白的偷渡客们，靠着一块青田石去敲欧洲的大门，逐渐站稳脚跟，到后来开餐馆、洗衣店，逐渐融入当地，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制造的代理商和接应点，而且深入到了敌人的腹地，这批抓住机遇的浙江人也成为了当地的华侨领袖。旧日洗碗刷盘子的手，也开始打起来号称贵族运动的高尔夫了。

2010年左右，我再访温州时，温州正处于众矢之的，大批温州人组成炒房团，挥洒着支票，昂首挺胸的挺进杭州，挺进上海，纵横捭阖，甚至还一度引发争议。

温台地区商业的活跃，带动了民间金融发达，各种地下钱庄、担保公司层出不穷。但是这种发展模式的无序和不稳定在十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里暴露无遗。

相关统计显示，在2010年前后，整个温州，接近90%的家庭或个人参与民间借贷，60%左右的企业也深陷其中。随着债务崩盘，资金链相继断裂，老板们纷纷跑路。深刻的反应了温州冒险精神的另一面，就是冒进与投机。

印象中的温台人，大多体态瘦小，操着混杂而奇怪的方言，很少大嗓门说话。

但是在改革开放40年间，关于他们纵横四海、放手搏命的“大胆者”的故事可谓车载斗量，——胆大包“天”的王均瑶，正泰的南存辉，这些我都认识。还有汽车疯子李书福，吉利迄今的成功人所共知。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年中国还不允许私营资本涉足汽车领域，李书福根本拿不到生产牌照。“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这位台州佬一番惊世骇俗的表白令前来视察的中央高官都为之动容。而不怕失败的背面蕴藏着的恰恰是成功的机会。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蜻蜓的老板钱金波。我曾与红蜻蜓合作过两三年，钱老板虽然是小木匠出身，成长于社会大学，最后甩掉木匠担开始做皮鞋。

但和他在一起时，能明显感觉到身上的儒雅之气。他对于很多文化概念如数家珍，甚至给我讲起所谓的“永嘉学派”，我一度非常诧异，一个小木匠出身，后来又去跑市场做皮鞋的老板，怎么还知道“永嘉学派”呢？

因为对文化的热爱，他和浙江文化界的名人余秋雨成了朋友，我和余秋雨认识也是经由他介绍。有一次他特邀我去浙江做一次讲演，同台嘉宾就是余秋雨。我见余秋雨时，他正好出了本新书《借我一生》，我当时问他：“现在电脑这么发达了，你用电脑写（书）还是手写？”他说不，要用钢笔写，这样才有韵律美，这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那天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他那种吴侬软语的腔调到现在我都很难忘，但的确能感受到他相当深厚的功底和修为，而且讲究工整、优雅和美感，他属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浙江人——宁绍人。

浙江的第三大块是宁绍平原，宁波和绍兴。

它正好介于杭嘉湖和温台两者之间，既不像杭嘉湖是鱼米之乡、金粉之地，也不像温台海盗横行、生性强悍，但他是这两者的结合。

绍兴自古以来就是文人荟萃，当温台输出海盗或者远走南洋的时候，绍兴就输出师爷。

绍兴的儒雅之气十分浓厚，铤而走险、作奸犯科的事情不想干，生存压力又大，所以绍兴人只能好好读书，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所以全中国最大的师爷出产地就是绍兴。

明朝绍兴的进士数量有五百六十人，到了清朝成了七百四十名。榜样如林让绍兴人变得特别爱学习，但是地方的录取名额毕竟有限，这么多读书人都来求功名，哪有那么多的功名？

所以落榜的考生不是说学问差，只是绍兴竞争实在太激烈，所以很多读书人，为了求生机，只能去做需要很高文化的师爷，类似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

这个非常有意思，包括周恩来家都是有师爷传承的，年少时周恩来跟着家人一路地北天南，从淮安转战东北，其实就是一条师爷之路。周恩来日后也成为了全中国全球最大的师爷，这都是有家学渊源的。

宁波和绍兴相比，文化气息相对淡一点。如果说绍兴是一瓶含蓄内敛的女儿红，宁波就是更烈一点的黄酒，它的城市口号就是“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宁波也出王阳明、余秋雨这样的读书种子。但毕竟宁波靠海，骨子里面有一种海洋精神，更喜欢的还是经商。

近代以来，宁波人主要的活动地点是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崛起，宁波人通过上海这个平台展现了自己独特的才华，他们既有温台地区人的开拓精神，又有绍兴人的那种儒雅。

此时的上海，正好出现了买办这个行业，精明强干的宁波人天生就适合做买办，宁波帮快速形成，19世纪80年代，上海的“宁波帮”买办已超过“广东帮”而独占鳌头，宁波人支撑起了上海的繁荣和发展，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第一家机器制造厂、第一家银行，都是在沪甬商创立的。

到今天为止，上海那些成功的商人追根溯源，十有八九都和宁波脱不开关系。再加上近代随着宁波帮的兴起，蒋委员长带着一大批浙江人走上了中国近代史的舞台。宁波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

第四个值得关注的板块就是金华地区。

金华地区包括横店的影城、永康的小家电、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东阳的劳务输出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东阳和义乌，两个地方制造业都比较薄弱，但是在做市场上面在全中国都首屈一指。

这个板块的特点也很鲜明，既不靠海，又不临近通州大邑，交通非常闭塞。我当年第一次去义乌和东阳的时候，从杭州开车一百二三十公里，居然要四个多小时，真是山路弯弯。最典型的就是东阳，可以说是包工头之乡。我曾经和广厦的老板楼忠福合作过，他之前就是全国最大的包工头。

在合作过程中免不了喝酒，我发现楼忠福和他手下这帮家伙根本不像大众印象中的浙江人，饭桌上没几句话就开始斗酒，而且还是“三盅全会”，黄酒、红酒、白酒凑到一起，半斤半斤的喝，我当时就奇怪他们怎么这么粗犷，后来才知道这些人都是闯遍全国的包工头，酒场上厮杀惯了的。

我和楼忠福合作时，他曾经眉飞色舞的讲起年轻时的故事：当年的楼忠福一穷二白，老丈人十分看不上他，他和老婆幽会时，被老丈人发现后拿着刀满街追。

谁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他发家之后，老丈人安顿在公司里养起来了，他却开始风流潇洒，甚至还和某位落魄的大明星有来往。

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次我们吃饭时，他夫人也在场，同桌的还有相当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楼忠福毫不避讳的和他夫人说：“你在家里就当好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都不用你管，你一旦插手，老大的位置都不保！”我听了以后真是哭笑不得，浙江居然也有这种土匪式的老板。

但东阳土归土，毕竟地处浙江，出包工头的同时，也出文化人和大匠人，《送东阳马生序》讲的就是东阳，新闻界的老前辈邵飘萍的老家也在这里，而且东阳的泥瓦匠、木雕等都非常厉害。繁荣的匠人文化，也为无中生有的横店提供了基础。

说起东阳，横店不得不提，我和徐文荣也打过交道，横店下属的横瓷集团也是我们的客户。

横店的肇始离不开名满天下的浙江籍导演谢晋，当年谢晋在拍摄《鸦片战争》时四处寻景，横店集团董事长徐文荣主动相邀。后来的事大家耳熟能详，徐文荣组织工程队在荒岭上削山辟地，复制古建，用了四个月时间，一个占地319亩，6万多平方米的1840年代南粤街景拔地而起，可以说，徐文荣帮了谢晋，谢晋也成全了横店。

今天方圆20平方公里的横店镇内，景致上却跨越了数千年，上至春秋战国，下至近代上海滩。

时至今日，这个常驻人口9万有余的小镇每年接待游客数高达2200多万。除了游客，涌入小镇的大军之中，还有数以万计的“横漂”，有着王宝强这个励志的案例，群演也被充满人文关怀的赋予了浪漫主义的想象。

事实上，《天下无贼》上映已经是14年前，现如今，这样的故事再难发生。但是不得不说，在资源匮乏的金华，无中生有的打造出中国最大的文化产业基地，徐文荣也算一代传奇，创造市场的典范。

当然横店的发展中，还有很多不足外人道也的秘诀，就像鲁冠球、禹作敏这批乡村强人一样，徐文荣最初走的也是超常规发展道路，绕开制度的壁垒，游走于政策的灰色地带，既非公有制，也非私有制，而是搞出一个所谓的“社团法人制”，力图实现政治正确下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而这批乡村强人最后的结局不同，无非是红帽子的牢固程度不同罢了，而浙江的徐文荣、鲁冠球就是其中深谙中国政治文化的典范。

走出去的包工头很了不起，无中生有的文化产业也值得称道，但真正最厉害的，是义乌人请进来的能力。

匮乏的自然环境让他们不得不另寻出路，浙江有一种传统的贸易模式叫做鸡毛换糖，小商小贩走南闯北走街串巷，以红糖、草纸等低廉物品，换取居民家中的鸡毛等废品以获取微利。

鸡毛换糖的小贩们，赶上了改革开放大时代后，一部分行走天下，另一部分就开始居中做创造市场的生意，这就诞生了义乌小商品市场。

我曾经问过宁波人：“你们宁波的制造业那么发达，而且区位也是通江达海，为什么你们没把市场做出来”？他们说：刚开始我们也想自己做，后来发现做不过他们。原因也不太清楚。

我想可能是因为义乌人自古华山一条道，如果做制造业，物流成本等各方面根本没有优势，所以只能做市场，再加上遇到几个比较好的官员，能够制造政策洼地，能够做到长远规划，持之以恒，最后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益。

周边的一些制造业重镇，像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都放弃了自己做市场的野望，一门心思做好制造业，然后把市场放在这里，借助这里走遍全世界。

当整个浙江举全省之力借助这个平台来释放自己的产品的时候，它不想成为世界级的小商品市场都不可能。

第五块就相对边陲一点，丽水和衢州。

丽水是浙江最大的市，经济上不甚出彩，但风景很神秀，是武侠片热门的拍摄地。

如果说丽水尚算是长三角的西藏，那衢州真的是打破人们心中对于浙江的传统印象。

衢州靠近闽浙赣皖四省交界之处，也是当年土匪啸聚山林的地方，这里不仅风景奇崛，也出怪人，比如说江山县的戴笠等。

浙江人的口味都以清淡为主，如果说真有什么癖好的话，那也就是放些糖，而衢州人却是无辣不欢，同样是吃豆腐脑，杭州人加葱花、榨菜，衢州人则是一大清早的就往里面加辣椒。

改革开放后，丽水、衢州成了浙江经济的洼地，但这里一样出人才，宋城的黄巧灵就是丽水人。

他本身就是一个文艺青年，红学爱好者，在部队里也是文艺能手，转业后到了当地的文化馆，在改革春潮的召唤下，还有文化人的浪漫情怀驱使下，黄巧灵跑到了当时最热的海南岛，而且直接跑到了天涯海角。

面对大海，黄巧灵激动得跳起来，挥手将包扔向大海，大声呼喊。然而兴奋过后，没有住处，他直接和衣睡在沙滩上。第二天醒来，看到一轮红日从海中升起，红学爱好者、文艺青年黄巧灵感觉生命某种东西得到了升华，他诗人一样拥抱大海，豪情满怀。但拥抱毕竟不能当饭吃了，拥抱了五天八天之后，没饭吃怎么办？和成千上万下海的文人一样，黄巧灵面临着生存的问题。

日后功成名就的黄巧灵，曾经感叹万千的和我讲到：“创业一开始，是包下天涯海角做海滨浴场。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住的地方就搭帐篷；没有水就领着大家一块挖井，挖到30多口，水才终于出来。总之是磨难重重，好不容易海滨浴场开起来了，一个月里连续遇到两次12级以上的台风。海滨浴场所有的东西，都被台风吹走了。”

那段历史，现在惟一留下的记载是台风过后黄巧灵和几个伙伴在海滨浴场拍下的一张照片，照片已经泛黄褪色。他当时在背后写下的文字，颇为苍凉：“辛苦建成的竹楼度假村，被一夜台风夷为平地，工作人员走了，只剩下了我、一个民工、一对情侣和一条忠实的狼狗。”

黄巧灵在海南混了三两个年头，经过了各种磨难。但正是这些磨难让他从一个文艺青年，初步蜕变成了商人。

到了1995年，怀揣着一个梦想，一个故事，一副清明上河图的黄巧灵，开始了他的故乡游说之旅。事后他和我说，当时自称有多少钱，其实百把万都不到，一大半还是问兄弟伙借的。最后他成功在郊区整到20来亩地，开始把梦想落地，打造宋城。

现在的黄巧灵已经成了上市公司主席，千古情系列在全国复制。今天黄巧灵虽然还在兜售文化，但他已经成了商人，曾经的文化人黄巧灵到哪去了？已经留在海南天涯海角的沙滩上了。

杭嘉湖、温台、宁绍、义乌、丽水衢州，浙江省的经济版图大概就是这么五大块。再加一块和宁波隔海相望的舟山，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起组成了这片市场经济的海洋。

03、文脉与商脉，浙江的灵魂

如果细品浙江，我们会发现，这片土地上长期存在着两股力量，浊流与清流。经商是浊流，读书是清流，喻于利是浊流，喻于义是清流，这条脉络或此消彼长，或此起彼落，绵延了上千年，这种纠缠同时塑造了浙江的独特国民性。

浙江的文脉与商脉，尤其存在的必然性，浙江的农本位意识历来比其他地方的人淡的多，至少从18世纪后期起，浙江的人地矛盾就十分突出，仅靠农业完全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所谓的“鱼米之乡”更多是一种美称，物产丰富固然不假，但完全无法满足快速扩张的人口需求。

因此一部分有文化的人选择读书考取功名，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更多的浙江人则开始外出经商，因此浙江自古就有商品经济的传统，茶、盐、纸、瓷、剑、镜、绸，堪称物阜民丰。

到了今天，浙江的变化让人感慨，多少年来，浙江都是出俊才的地方，陆游、王阳明、鲁迅、金庸这样的才子说不上俯拾皆是，总归是一派儒雅风流。结果现在浙江人都跑去经商了，硕果仅存的文化人余秋雨先生，还是被很多人攻讦的对象。但欣慰的是，无数极富商业头脑的浙江人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海洋，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又一个发动机。

浙江的过度商业化究竟是不是好事，很难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脉的彻底断绝，浙江的读书人透着精明强干，精于谋世，也精于谋身，土豪们却多仰慕文化，并长于从故纸堆中翻检出点什么来，搅成一道狂飙。文脉与商脉的纠缠依旧存在，只不过是换了种表现形式。

典型的浙江读书人，就是金庸老先生，金庸、古龙、梁羽生作为中国武侠史上的三大宗师，古龙为酒徒，梁羽生为侠客，只有金庸是货真价实的商人。

因此酒徒买醉征歌、情累美人，侠客远走他乡，退隐江湖。只有金庸一边做着报业巨子、际会风云，一边编织着无数人沉醉其中的成人童话。江湖与庙堂，生活与远方，这一切他分得很清楚。

江湖儿女相逢，常是剧饮千杯，纵论天下，金庸自己却平生不嗜酒，也不喜与人争辩，只爱下棋，据他自己所言，“无人对弈时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旧时金庸家有一小轩，是他祖父与客人弈棋处，挂了一副对联：“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这句话我觉得也可以说是浙江文人的写照。

而在商界，即使是全体经商的今天，从农民穿鞋上岸，到文化人投笔下海，浙商们构成的这幅江山万里图中，文化仍然占据着浓墨重彩的位置。就像红蜻蜓的钱金波，他对于所谓的“永嘉学派”可能只是惊鸿一瞥，说不清楚，但是这种对文化的向往和津津乐道，本身就能说明问题。

不止钱金波，海南归来的黄巧灵，党校老师出身的宋卫平，打造文化王国的徐文荣，甚至西湖畔的英语老师马云，大山里走出的小镇青年郭广昌，浙商们总体的文化素质与修养在中国算得上首屈一指。老师下海一般是难成大器，偏偏浙商里面有不少是老师出身，这也算是浙江的造化之功了。

在浙江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海洋、民营经济的大本营中，马云的诞生是有其必然性的，小商和电商天生就是同盟军。

“一个战士不是战死疆场就是回到故乡”，马云曾经在北京、上海都漂泊过，最后又回到了杭州西湖边疗伤，马云终归离不开浙江，就像安泰离不开大地母亲的怀抱。

最后马云成就了浙江，尤其是成全了杭州，如今整个杭州已经变成中国“互联网+”最发达的智慧城市。浙江终于又回到了杭州的时代，政治，经济，人文全部荟萃于此，这种荟萃需要一个平台来爆发，马云虽然不懂科技，不懂互联网，但他懂趋势，懂人性，这片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最终成为马云封侯拜相的舞台。

04、一碗沃面看浙江

除了文与商，美也是浙江的一大标签。美景，美人、美食，浙江都能拿的出手。但平心而论，浙江之美的确不假，但需要细细品味。

十多年来，每到早春时节或菊黄蟹肥时，我都要下一趟江南。线路有两条，一是从扬州走，到苏州，走过苏锡常再到上海。另外一条则是从黄山顺江而下到宁绍，遥想下会稽山阴暮春三月的王右军之风采，之后到杭嘉湖平原，在西子湖、莫干山徜徉两日，有时还会去卧虎藏龙的拍摄地安吉赏竹海，品白茶，尝春笋，最后再到上海。

一路走来，风景固然很美，但真正打动我，让我流连忘返，准时赴约的，其实是一种宝贵的精神体验和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气韵。

一路上或是曲水流觞、柳浪闻莺；或是白云扫榻，明月锄花；或是水尽潭清，烟凝山紫，“若在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浙江秀美风物与无数诗人留下的诗篇，一同铸就了中国传统美学的高峰。

作为个体而言，对传统文化的浸淫越深，对浙江之美的感受也就越深，这种精神体验的密度之高、强度之强，是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

说完美景，再说美人。1982年我大学毕业，第一次出差就是浙江，我当时满脑袋的幻想就是想去看美女，我兴冲冲的在杭州西湖边上转了半天，没看到什么样的美女，感到非常失落，还不如成都嘛！

后来走南闯北多年后，我也有了一些总结，其实中国各地都出美女，但气质不一。单论眉眼姿容，浙江的确算不上各省翘楚，但第一浙江女孩皮肤好，第二说话好听，吴侬软语，第三普遍气质上佳。

我曾经见过很多出色的浙江美女，一眼就能看出是典型的江南美女，这种美感和所谓病态美的“扬州瘦马”还不太一样，既风流蕴藉，又自有一种潇洒气度在其中，这种气质很难用言语形容。

直到有一天，微博上一位网名“桃李春风一杯酒，江南夜雨十年灯”的网友申请加我为好友，我一拍大腿，有了，这两句诗不就是浙江美女的最好写照吗？

除了美景、美人外，浙江的美食也花了我一番功夫。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对吃很讲究。顶级的杭帮菜我也吃过很多，但比之中国各地的代表菜系，着实不算突出。

所谓名菜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倒是饭店名、菜名起得大多温情脉脉，雅致风流，再加上雅致的用餐环境和服务员小姐们一张口，一迈步时的做派、嗲声嗲气的腔调，搞得人骨头都酥了，这种人文体验甚至掩盖了菜肴本身的味道。

到了温台和宁绍，反而吃到了些不错的海鲜，但是和广东海鲜比起来也不算出彩。倒是黄酒是真的不错，每到菊黄蟹肥的时候，我都要去浙江，温一壶花雕，赏黄菊，吃螃蟹。

一路走来，印象最深的浙江美食，不在物阜民丰的杭嘉湖、宁绍，也不在经济发达的温台，反而是位于浙中山区——东阳县的一碗沃面。

在东阳，人们习惯把吃剩下的菜、汤用来煮面条，再用淀粉制成糊面。随着时代的变迁，食材也在发生着变革，但无论多么名贵，做法依旧不变，把五方杂处的食材汇到一锅，慢慢烹调成一大锅鲜美的沃面。

行文至此，我不由想到，浙江本身不也像是一碗沃面吗？

山海湖泊，草木沟壑，风物历史全都烩到了一起，荟萃的不止是山水，还有全中国的文化。

丝绸与茶叶被称为江南特产，中国最大的茶博物馆和丝绸博物馆也坐落于浙江，但其实这两样皆非首产于此，丝绸源于川地蜀锦，“丝绸之府”的美誉却落在了湖州。发源于云贵大山，顺江而下的茶叶，也是在浙江文而化之，隐居于杭州的茶圣陆羽在传世著作《茶经》中，为这种原生态的奇怪树叶定好了名分，茶叶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

因此，上帝为什么钟爱浙江，这个问题也有了答案。

比之富饶的东三省，上帝偏爱浙江之说，从自然资源上来说是完全不成立的。然而资源少的大放异彩，资源多的反受其累，这更说明了，浙江的成功不是上帝给的，而是浙江人自己“烩”出来的。

浙江是烩出来的——文商两脉，三大族群，五大板块，水陆杂陈，推陈出新，再加上全国各地的文化风物荟萃，晓以时日，终于汇聚成了气象万千的浙江。